摘要 民族的復興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領，需要找回本位文化的價值，在兩千多年中國文明的長河中，禮起到了最為核心的作用，對政治、文化、經濟、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研究中國文化，不能不及于禮樂文明。通過對歷史與人文的溯源考察，揭示以禮樂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形成的過程，從學理上闡釋古代中國何以走上禮樂治國的道路，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禮 樂 中國文化 傳統(tǒng) 多元文化

周公制禮作樂：歷史性的偉大選擇

我們先回顧中華文明從遠古到上古時代的基本進程。大約距今一萬年左右，中國從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農業(yè)文明開始出現。中國人在北方的農業(yè)區(qū)最早成功栽種了小米，在南方的水田農業(yè)區(qū)最早培育成功了大米。經過數千年的交流與互補，到距今4000年左右，融匯為燦爛的夏代青銅文明。從夏朝到商朝的一千年中，中國依然是農業(yè)社會，生活的主題是為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謀求糧食等物質生活資料。到商代末期，社會物質生活已相當富足，青銅文明臻于極盛。至此，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目標似乎已經達到，此后只有量變，再無質變。

但是，商代富裕的物質生活失去了理性精神的引領，貴族們酒池肉林，驕奢淫逸，滑入了腐敗的深淵。其深層的原因是，殷人政治文化的特點是迷信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禮記·表記》)，以為只要殷勤祭祀，祭品豐厚，就能得到天佑神助，任何人奈何不得。紂王在覆滅的前夜，依然篤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牧野之戰(zhàn)，殷商王朝一朝覆滅，作為西周新政權主要設計者的周公，不能不受到巨大震動，“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殷”(《尚書·召誥》)，必需吸取它們的前車之鑒，方能求得長治久安。

周公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把商朝的國家機器當作一份巨額資產來接管，按既有的治國模式運作，“以暴易暴”，以新的暴政替代舊的暴政;二是吸取商亡的教訓，革除舊弊，提出新的治國理念與模式。周公選擇了后者。從《尚書》收錄的周公的諸多訓誡看，周公新政的主要理念如下：

民本。民眾是立國之本，不可輕忽。武王在率師渡孟津時說，“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上》)，上天是尊重民意的，民眾要想做到的事，上天必定會順從。周公要求執(zhí)政者體恤小民“稼穡之艱難”，要保惠庶民，不可欺侮，他引古語說，“人無于水監(jiān)，當于民監(jiān)”，要把小民的感受作為反觀自己為政得失的鏡鑒。中國民本主義思潮由此而起，并迅速并成為思想界的主流意識，對中國文化產生深遠影響。而這種思想在古希臘的產生和流傳，比中國至少晚了五六個世紀。

明德。在《尚書》中，周公反復提及“明德”，意思是昌明執(zhí)政者個人的德性與治國理民的德政。周公“勤用明德”(《梓材》)，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他說，“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至德之治發(fā)出的馨香可以上感神明，供桌上的黍稷不香，光明的德性才有真香。紂王不明其德，所以為上天所滅;周文王有明德，所以才為上天所立。能否長治久安，不在天命，而在我之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太甲》)。《詩·大雅·文王》說“自求多福”，要把命運寄托在自己身上，周人高度的道德覺醒，由此可見。

勤政。《尚書》中的《無逸》一篇，周公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等四位“迪哲”為例，向成王闡述勤政之道。周公說，殷代統(tǒng)治者并非一開始就昏庸無道，恰恰相反，中宗、高宗、祖甲都懂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的道理，治民都有敬畏之心，政事無大小，都能恭敬從事，不敢荒淫，因而都能長久地享有國祚：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而祖甲以下的殷王，“惟耽樂之從”，所以，“罔或克壽”，都是短命的君王，在位超不過十年。周文王也是成天忙于政務，達到“不遑暇食”的地步，故在位五十年。所以勤政與否，事關國運的興衰與國祚的長短。

禁酒。《尚書》的《酒誥》篇，可以視為周公的“禁酒令”。周公之弟康叔受封于殷商舊地衛(wèi)國，當地民眾久受紂王影響，嗜酒成風。周公告誡康叔，紂王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腥聞在上”，使得上天都聞到了他們的酒腥;為此他要求康叔“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許沉湎于酒，不僅不敢，而且沒有這種閑暇。只有祭祀時可以少量飲酒，但不能醉。對酒醉誤事者要殺無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