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大學進行了很多改革，諸如招生收費，高校擴招，大學合并，崗位聘任，以及名目繁多的考核、評估及獎勵等。對于這些改革，無疑不能全盤否定。但今日大學里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不少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過來的教師，都較懷念那時大學里相對純粹的學術氛圍。這種現象頗令人深思。

為什么大學里課題項目越來越大，經費越來越多，而很多教師的學問卻越來越小

在當今我國大學里，一方面課題項目越來越大，經費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很多教師的學問卻越來越小。這種現象與當前我國大學教學管理和學術評價等機制是分不開的。

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的文明成果，是我國加快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毋庸諱言，我國學界在學習國外先進文明成果的過程中，也存在著某種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傾向。比如，有的學者研究的雖是中國問題，價值取向卻在西方；不管研究什么中國問題，最想做的不是到實踐中去做細致、深入的調查研究，以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而是運用何種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具體問題。我國大學改革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這種傾向。

我國大學里的崗位聘任制、課題制、績效評估以及招生上擴大學校及導師的自主權等，幾乎都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借鑒而來的。但是由于在具體操作上存在罔顧國情和機械移植等偏差，所以產生了“形式上雖學得很像，內容卻被閹割”的“偽借鑒”現象。例如，崗位聘任制原本是為了解決大學教師“鐵飯碗”和分配平均主義問題，初衷雖是好的，可結果卻是：大學里的“鐵飯碗”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平均主義是被破除了，但收入分配卻在一定程度上向既得利益者傾斜。那些三十出頭、博士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本是大學里最有創新活力的群體之一，可在現行崗位聘任制下，他們的收入卻相對較低，生活壓力很大。由于崗位評定權大多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中，所以崗位聘任的結果常常是“強者恒強”，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大學內的長官作風與學閥專制。

從本質上說，科研課題是“化肥”，本身并非“果實”，科研課題即使級別再高，也是工具，而非成果。若“化肥”施得多而無高水平學術產出的話，則“施肥者”不僅不應被表彰，反而還應被追究責任。然而在當今我國大學里，課題業已“神圣化”——已被異化為學術成果的代名詞和職稱晉升等的敲門磚。每年1月至5月是課題申請旺季，其間，眾多高校教師尤其是等著上職稱的中青年高校教師，不管教學任務有多重、多累，不管有無信心，都要拿出一兩個月甚至三四個月的專門時間來做課題論證，填寫各類課題申請表，漫天撒網，到處“釣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