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讓中國走出計劃經濟體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經濟增長之路，從而創造了中國奇跡。但是，在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經濟增長之后，我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處于泡沫經濟中。凡是泡沫最終都是要破滅的，而泡沫破滅帶來的后果幾乎都是災難性的。所以，準確理解中國泡沫經濟的形成機理，并盡快對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經成為擺在中國管理層面前極為緊迫的任務。

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黃金增長”

中國的新古典增長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這樣幾個因素造就的：第一，對內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從而釋放了農村剩余勞動，產生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工潮”，導致了勞動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帶來了“外資潮”，從而導致資本投入的增長，突破了中國長期面臨的金融約束;第三，傳統的農業生產具有報酬遞減的特征，而城市的工業部門則是屬于報酬遞增的，因為工業生產通常都會產生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的這種異質性告訴我們，當農村剩余勞動從報酬遞減的農業部門大規模轉移到報酬遞增的城市工業部門，就一定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就是所謂的城市化紅利。

很顯然，新古典增長只是從供給的角度解釋了經濟增長，并忽視了需求的約束。凡是轉型經濟國家(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都會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約束。造成需求約束的主要原因主要來自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工資增長受到剩余勞動的壓制，在短期內難以快速增加，從而導致內需不足;第二，規模巨大的存量農村人口壓制了國內消費的增長，因為生活在農村地區的農民通常都具有自給自足的傾向。

由此可見，在經濟轉型期，上述這種產能釋放與需求不足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閉合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確選擇只能是出口。因此，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幾乎所有工業化國家在其經濟轉型時期都理性地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

如果回顧一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段時間內中國所發生的變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其實也是循著這樣的邏輯走上經濟增長之路的。在這段時間內，中國之所以能夠創造出偉大的經濟奇跡，就是因為我們對內選擇了市場經濟、對外選擇了促進出口的正確之策，從而實現了政府與市場的完美結合。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國有企業，解決了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大二公”、資源配置與使用效率低下的問題;通過引進外資突破了因國內儲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約束，導致社會產能釋放;特別是發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幣匯率貶值(提升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讓中國的比較優勢得到了極大的張揚。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所釋放的產能大規模流向國際市場，在給世界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幫助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就閉合了所有轉型經濟國家都曾遇到過的“兩缺口”，即外匯供給不足的缺口與資金不足的缺口，從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黃金增長”，被世人譽為“中國奇跡”。

21世紀后中國經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結構性失衡

進入21世紀之后，新古典增長方式內在的報酬遞減律開始逐漸顯現，并在國際國內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不能充分流動的約束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為：對內有城鄉、要素和區域性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來自于環境和資源的約束;對外則有持續的貿易順差。

面對新古典增長必定要產生的報酬遞減問題，最好的應對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會的人力資本供給，但我們的政策選擇卻是結構調整，這就剛好把事情做反了。因為在人力資本高度匱乏的情況下，調整結構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產生的后果只能是經濟增長減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