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道德文化一直都是影響國家統治秩序和人們生活的重要方式。道德文化是公共權力自覺發揮道德的導向作用和規范作用來調節社會群體沖突、維護社會秩序和實現公共權力所有者根本利益的政治活動。中國優秀傳統道德文化的思想影響和政治實踐歷久不息，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重新審視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和深遠意義。

關鍵詞  道德  道德文化思想  官方意識形態  政治哲學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發展的歷史長河當中獨具魅力，道德文化以獨特的方式規范著人類的社會秩序，為人類提供精神理想和終極關切的信念力量。從道德在中國的產生及發展來看，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道德文化是調整人們之間相互關系的社會規范和人們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今天，道德文化思想在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和凝聚人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仍然不失其現實意義，需要我們以唯物史觀對其加以分析和借鑒。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觀點

道德文化思想作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歷史相當久遠，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時期，這說明在中國政治文明的早期就對道德文化高度重視。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繼承了這種道德文化的傳統，提出了以道德教化作為社會治理的主要手段，以政刑為輔助手段的國家治理思想，這種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一直是中國古代主流的政治統治思想。

道德文化思想淵源于堯、舜、禹時代。從社會形態來看，這一時期是原始社會末期，道德文化思想的萌芽主要體現在“禪讓制”的實行。中國古代封建專制制度的社會結構基礎是宗法社會，其權力交接奉行的是嫡長子繼承制度。而儒家推崇的權力交接制度則是“禪讓”制度。“禪讓制”是部落聯盟推選領袖的制度。堯、舜、禹之所以能當上部落聯盟的領袖，除了天分聰明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他們個人良好的品德修養樹立起來的威信，取得了各部落首領的認同。正如恩格斯所說：“酋長在氏族內部的權力，是父親般的、純粹道義性質的。”①

道德文化思想發展于奴隸制社會時期。這一時期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創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觀。周公等人認為：“惟命不于常”，②“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③“皇天無親，惟德是輔”。④這就是說，“天命”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來，夏商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敬德保民”。基于此，他認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保天下。周公姬旦的思想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道德文化理論的幾個重要問題，即對君主的要求，對道德規范——“禮”的重視，對民本意識的強調，等等。當然，西周統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主張，仍然是以“君權神授”說為思想基礎的，神權思想仍然是他們統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他們提倡“明德慎罰”，也并不是要削弱刑罰，更不是要放棄刑罰，而是為了更有效地使用刑罰來維護其統治。

道德文化思想成熟于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從奴隸制衰亡到封建制社會興起這段時間。子產提出的“以寬服民”和“以猛服民”思想對后世的影響較大。孔子不同于鄙薄禮義道德的老聃，而是從“禮”與“仁”相結合的思想出發，極力提倡“德治”，認為統治者如果能“為政以德”，人民就會心悅誠服地接受統治。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子產的“以寬服民”思想，強調“德主刑輔”；法家主要繼承了他的“以猛服民”思想，并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套輕罪重刑和“以刑去刑”的理論。這一時期，儒、墨、道、法等諸子倫理思想的爭鳴，當首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孔子繼承周公的思想并加以發展，成為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創始人。他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耐眾星拱之。”⑤

孔子倡導“仁”，并從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各方面對“仁”作了闡釋，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⑦作為實踐“仁”的方法。孟子繼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學說。孟子認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⑧荀子則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⑨至此，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基本上趨于成熟。到了漢代，由于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儒家學說在所有思想領域中占據了統治地位。

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賦予儒家思想理學的思辯形態，把正統的儒家思想發展到了最高階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綱常，但他們的基本理念都來自孔孟。中國古代傳統的道德文化思想不僅在理論上不斷演進，在實踐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推行，成為統治者約束社會成員思想與行為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