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基本建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現在，我國的改革開放又處在一個重要關口。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推進省直管縣體制改革。此后，除民族八省、區外，其他二十多個省都緊鑼密鼓地開展了“省直管縣”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工作。在全國“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的大趨勢下，民族自治州面臨激烈的沖突與選擇，自治州體制改革已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自治州行政體制與“省直管縣”的沖突

自治州的改革與現行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沖突。民族區域自治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我國現行憲法明確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等相關民族自治的內容。依照《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先后建立了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55個少數民族中有44個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就自治州而言，建立時間先后不一。自治州與地、市并行，共同構成我國省、地（市、州）、縣地方行政體制中間層級。這種體制與當時的計劃經濟有關，計劃經濟的政府是全能型政府，包攬越多越管不過來，越管不過來就需要增設層級管理。加之經濟、信息通訊落后，省級決策客觀上需要一個中間環節來傳達。①自治州承擔和行使對轄區內縣（旗）的行政管理職能，同時還有民族自治功能。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通訊、交通的高速發展，這種管理體制顯現的弊端嚴重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省直管縣”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除去省、縣之間的中間層級，是改革發展的必然。然而，由于自治州的建立是由我國《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的，改革自治州行政體制，必然會與憲法、法律規定相沖突。

民族自治行政體制與國家行政體制的沖突。國家實行“省直管縣”行政體制改革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其目的在于精簡和規范各議事、協調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減少行政層級，降低行政成本，著力解決機構重疊、職權交叉、政出多門等問題。就是要減政放權，擴權強縣，促進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而推動全國經濟社會科學健康發展。我國的民族自治權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法律授權。從政治體制的角度看，自治州這一層級的行政體制改革，必須服從于國家的行政體制統一，確保國家行政層級的統一性。

民族自治區域實行“省直管縣”的相容性、必要性

民族自治權與“省直管縣”的相容性。民族區域自治與“省直管縣”無論從行政體制上，還是法律制度上并不相悖。首先，我國是單一制國家，法律制度具有統一性，自治權的行使必須服從于國家的統一。自治州的行政改革，不但不會削弱民族自治，反而會使民族自治的行使更加具體充分。從行政體制與法律制度上看，民族地區實行“省直管縣”是相容的。其次，從民族財政自治權與“省直管縣”關系來看，財政自治權是民族自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財政自治權則是指在我國憲法和財政法律法規所確定的框架內，自治地方政府依法管理本地區的財政事務的財政權。“可見，財政自治權限的內在規定性和自治程度受制于國家憲法和財政法規的內在規定，并且與國家經濟資源配置方式、民主政體和其他經濟因素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說，財政自治權由民族自治權衍生，為維護民族自治權服務，但其變遷方式及變遷進程由憲法及財政法規所決定。”②因此說，民族自治權與“省直管縣”在民族地區執行是相容的。

民族區域實行“省直管縣”的必要性。“省直管縣”就是將省管市（地、州）、市（地、州）管縣三級行政管理體制轉變為“省直管市、縣”二級行政管理體制，對縣的管理由原來的市（地、州）管縣模式改為省直接管理縣。其內容包括人事、財政、計劃項目審批等，取消中間層級的市（地、州）對縣級的行政、財政管理關系。“省直管縣”可以解決市（地、州）管縣體制的財政漏斗、權力漏斗、效率漏斗所帶來的一系列弊病。若對自治州進行改革，可增加原自治州內縣域的發展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撤州建民族自治縣，縣依法可獲得立法權，可以為改革發展自主權提供法律保障。第二，可以直接享受中央和省對民族自治縣的財政直接轉移支付和項目等，不被中間層級截留。第三，可以滿足民族群眾對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和改善民生的訴求，通過強縣來增強社會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務，通過縣級政府財力來保證民生。第四，實行“省直管縣”是以最小的行政成本產生最大的行政管理效益，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推動城鄉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