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變革當中，各國除了一系列正面應對之外，還有永無休止的矛盾與斗爭，危機、革命與戰爭，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各國的社會發展與穩定，各國各有應對之道。德國在過去將近70年間，在這方面做得較好，主要是在政治、經濟、社會三個領域作出努力。

政治領域的“定海神針”

二戰后的德國政治改革，其程度之深，力度之大，史無前例。1848年法蘭克福議會“運動”、1918年柏林革命起義、20世紀20年代魏瑪共和國（有人稱之為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國），都根本無法與之相比。這一次政治改革，把德國從一個歷史上的封建軍事專制國家和剛剛完結的希特勒納粹獨裁國家，改造成為一個基礎堅實牢固的民主國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人稱之為德意志第二民主共和國），而且沒有引起多少社會波動。這里的主要“定海神針”是德國人從歷史中吸取了教訓，具體說來，也許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新的立國原則清晰、堅定。1949年5月通過的德國《基本法》即德國憲法，雖則沒有明文規定國家是選擇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也沒有明文規定國家是選擇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道路還是歐洲大陸道路，更沒有明文規定國家必須遵循哪種主義，但德國憲法十分明晰且堅定地明文規定了立國的四大原則。基本法第1條，要求將尊重人的尊嚴作為憲法體制的最高準則，另外三個原則是民主法治，聯邦制，社會福利國家。

對上述立國原則，全國絕大多數公民及其各主流政黨一直保持一致共識。盡管在戰后初期（1945—195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曾抱某些歧見，但自其1957年的《哥德斯堡綱領》公布之后，該黨也完全認同了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艾哈德等人提出并推行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

沒有“政治運動”，沒有“大翻個，底朝天”。不論哪個政黨或執政聯盟上臺執政，德國一直堅定遵循上述立國原則和全國共識，近70年來德國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改朝換代”式的國家領導人更替，只是不斷適時地調整某些政策主張并付諸實施。

經濟領域的堅持與穩定

二戰后的德國經濟可謂變革連連，主要有四項，其中最為重大的當數把第三帝國的“統制經濟”改造成為“社會市場經濟”。“統制經濟”的意思似乎不必贅言。至于“社會市場經濟”，即使在德國，至今也還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精確的表述。筆者以為其要點有三：一是基于私有制和競爭，但私有財產不得用于損害社會，競爭必須是有序的；二是實行（廣義的）市場自由（創業自由、營業自由、價格自由……），但不放任自流，為此必須建立一整套“人為的”競爭秩序，而不聽任“自然的”競爭秩序；三是首先強調經濟效率，同時又十分重視社會公平公正。

當今歐洲存在一大堆嚴重問題，但并不能認定舊大陸必死無疑。只要認真致力于進一步聯合和改革，歐洲依然有希望，甚至可能重新輝煌。德國就在朝這個方向努力，盡管面臨上述重重困難，德國社會始終保持相當穩定，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幾方面。

德國經濟增長一直由一種特殊的“穩定文化”指引著。德國人對經濟“穩定增長”有特殊的感受和理解。這些感受主要來自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后所經歷的痛苦遭遇。一戰后，1923年發生的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讓德國人從此染上了幾乎是永久性的恐懼癥；二戰后1948年貨幣改革所引起的價格大漲，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心態。德國的這種“穩定文化”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致力財政平衡，偏向貨幣“從緊”，環境保護領先，技術安全第一，等等。這些都有助于人們理解：為什么德國在歐債危機中堅持要求重債國必須整頓財政，減少債務，縮小赤字；為什么德國在1999年歐元問世前其貨幣德國馬克國內幣值長期穩定，錢真值錢；為什么德國在環保事業與產業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為什么德國早在40多年前就擁有磁懸浮鐵路技術并在漢堡成功投入試運營而后來不在其國內推廣，以及德國2011年宣布在今后10年內關掉本國所有核電站……

德國經濟增長始終由一個先進的工業制造業部門支撐著。德國目前加工制造業約占GDP的21%，但如果加上連帶的服務、貿易、金融等部門效應，它們保證著全國勞動力就業的30%~40%。德國加工制造業四大支柱產業——汽車、機械、電器、化學具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與適應力，它們的產品70%~80%用于出口。20世紀60年代以來，德國占世界出口比重一直在10%上下。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德國馬克對外幣值大幅上升年代，“德國貨”照常暢銷不誤，這是它們國際競爭力強大的反映。經濟產業強大，有助于國家發達和社會穩定。

德國是一個自愿有紀律、有組織的社會，而不是一盤散沙，凡事雜亂。這突出表現在雇員―雇主關系上。有組織的工會對有組織的雇主聯合會，在自主談判的基礎上，以“社會伙伴”的心態和方式解決勞資矛盾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代表雇員的最大工會是德國工會聯合會，成員630萬人；代表雇主利益的則是雇主協會，有200萬家企業參加，還有工商大會、德國工業聯合會等。

德國有些政治家有令人欽佩的政治勇氣，敢于推行不受人歡迎的大變革。時任聯邦總理施羅德2003年提出并實行的《2010議程》就是一個代表作。盡管結果是社民黨下臺，黨員流失1/6，但反對黨繼任者默克爾繼續推行這套改革，改革勞動市場，收緊社會福利，放松政府對企業的某些限制，幫助德國成為歐債危機中的“佼佼者”，且繼續保持社會穩定。但這次改革的力度其實并不算大，而且德國許多政治家至今依然回避或者說不敢實行必要的重大改革。

社會領域的平衡發展

二戰后在德國的社會領域里也發生了不少重大的變革。這里簡要地來討論其中的四項，即收入分配、社會福利、兩德統一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地區間平衡發展問題。

收入初次分配與再分配。世界上所有國家，不論西方東方，出于政治考慮與技術原因，都不可能發表有關收入與財富分配的真實統計，德國也不會例外。德國政府公布的官方數字往往會縮小貧富差距的真實程度，而那里的左派人士總是會蓄意夸大這條鴻溝；至于代表雇主利益的組織機構和代表雇員訴求的工會，它們各自公布的信息資料自然也會相去甚遠。因此，筆者只能參考德國聯邦統計局的官方數據，加上或減去筆者以為必須“加工”的項目，得出自己的計算結果。如果僅以雇員實際拿到的凈工薪來與雇主的收入相比，它們的比例大約為1:7；通過二次收入分配即再分配，德國“上端”的20%家庭與“下端”的20%家庭收入差距大約在4~5倍之間。二次收入分配，主要是通過國家財政機構向就業者征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和通過社會保險系統向就業者收費（首先是養老保險費），其所得款項，通過許多項目（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病假工資、勞動促進、公務員退休金、有子女家庭補貼、社會救濟、住房補貼，等等），由國家轉移支付給各個社群，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貧富差距。

社會福利。德國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舉世聞名的。目前，每年大約有GDP的27%左右用于公共福利支出（比較：美國16%，OECD國家平均21%），主要用于醫療、養老、失業、工傷和護理老人。90%的人口從中受惠，但為支撐這一全民福利體系的資金問題已日益難以為繼，因此屢遭詬病。

幫助東部地區重建。1990年兩德統一，這給德國提出了極大的挑戰。至今，20多年過去了，德國基本上成功地應對了這一挑戰，把整個東德社會融入了西德。當年曾有人說，實現兩德“政治統一”，一天即可完成，只要西部派員去東部接管就是了；“經濟統一”需要10年，因為要完成東德數千家國有企業私有化、大幅提升其內外競爭力以及重建東部基礎設施并非易事；“社會統一”需要20年，其主要目標是把東部居民的收入與生活水平提高到大體與西部一致；“文化心理統一”則需要30年，要實現人心融合和價值觀共識太難了。顯然，要實現所有這些“統一”，既需要時間，還需要金錢。自1990年以來，德國每年大約要花1000億美元（占德國GDP3%）用來改造東部，所幸德國人發揚了愛國精神和民族認同感（盡管西部有些人不大情愿），至今仍承受著“團結稅”等負擔，共同致力于統一大業。德國人用20多年時間基本上實現了上述各方面的“統一”，但至今尚未完全達標，矛盾依然不少，特別在思想方面。

地區發展相對平衡。二戰前，一提到德國，人們就會立即想到煤鋼生產重地魯爾地區。二戰后，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改革，目前德國早已進步成為一個地區發展相對平衡的國家。這首先表現在德國各州（這里主要是指西部地區）之間，人均GDP、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大，這有助于大多數居民首選就地安居樂業，避免人口過多流動，利于社會穩定。其次表現在全國人口分布上。在德國，10萬人口以上就算大城市，共有81座，居住著全國1/3的人口，另有42%人口住在人口少于2萬的小城鎮，其余的1/4人口大多數住在2萬~10萬人口的城鎮里。德國全國超過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有4座，首都柏林人口最多，為343萬人，漢堡174萬人，慕尼黑135萬人，科隆102萬人，它們正好分布在國土的東南西北。這種人口分布，極大地緩解了特大城市“機會多，來錢快”的吸引力，更不會出現“春運”“冬運”之類的大規模人口來回移動。顯然，這也是地區發展相對平衡的結果。最后表現在“經濟中心”相當均勻地配置在全國的東南西北中：東部有柏林、德累斯登、萊比錫等，南部有慕尼黑等，西部有科隆等，北部有漢堡等，中間則有法蘭克福、萊茵―內卡、斯圖加特等。它們各具特色，形象豐富多彩。德國國土面積35.6萬平方公里，僅相當于中國云南省（38萬平方公里）的93%，但德國的“經濟中心”配置狀況值得借鑒。

總之，二戰后來自國內外一連串重大變革的挑戰，總的說來，德國的應對基本上是成功的，長期保持了社會穩定。但目前德國依然面臨重重困難，特別是來自歐洲的問題，而德國是絕對離不開歐洲的。德國在歐洲不可能總是“一枝獨秀”。德國的未來主要取決于它本國和歐洲的改革與聯合的成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