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接過渡”的思想（1921年～1923年）

1918年至1920年的國內戰爭，加劇了俄國經濟的破壞，阻礙了生產力的恢復，經濟困難因1920年的歉收而更加嚴重，同時大工業不可能迅速恢復，無產階級的生活極端困苦。“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繼續執行，損害了廣大農民、工人和士兵的利益，招致了他們的不滿和反抗，特別是1921年2月發生喀瑯施塔得水兵暴動，這種經濟困難和政治形勢使列寧意識到：必須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堅決的、最緊急的辦法來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和提高他們的生產力。所以，列寧決定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這樣一來，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就從“直接過渡”轉向了“間接過渡”。這種向共產主義迂回曲折的間接過渡思想主要包含兩個時期的內容：新經濟政策和列寧晚年思想。

新經濟政策。列寧論述“新經濟政策”的代表作有：《論糧食稅》、《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關于黨的統一的決議草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關于我們黨內的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草案初稿》、《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于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新時代，新形式的舊錯誤》、《十月革命四周年》等。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第一，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糧食稅是進入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的一種過渡形式，而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又是從小農在居民中占優勢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形式。第二，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允許社會主義多種成分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包括租讓制、合作制、租借制等。列寧認為，向共產主義過渡，“不是直接依靠熱情，而是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依靠個人興趣、依靠從個人利益上的關心、依靠經濟核算，在這個小農國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橋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⑥由此可見，列寧特別強調國家資本主義的作用，認為它是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是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第三，發展受國家調節的商業，發展小工業，活躍工農業間的流轉。“盡量使農民經濟有較多的自由來發展、鞏固和恢復；把不是我們絕對必需的企業租給租借人，其中包括私人資本家和外國承租人。”⑥列寧主張，無產階級國家和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

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相比，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有秩序的暫時退卻”，社會主義的實踐已經迫切要求蘇共從政治革命轉向經濟建設，而完成經濟任務“必須采用‘改良主義’的、逐漸的、審慎迂回的行動方法”⑧，即不摧毀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和資本主義，謹慎調節使之煥發活力。可以說，列寧是想通過這種“退卻”的方式，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為社會主義準備強大的物質基礎，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遺憾的是，蘇共的很多領導人只是將“新經濟政策”看成一種權宜之計，而沒有最終堅持下來。

列寧晚年思想（特指五篇“政治遺囑”）。列寧在生命的最后歲月里繼續思索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留下了五篇有名的“政治遺囑”，即《日記摘錄》、《論合作制》、《論我國革命》、《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寧認為其“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改變表現在工作重心的轉移—從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轉到文化建設上了。共有兩個主要任務，改造舊的國家機關和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

“政治遺囑”的主要內容概括來講：一是關于文化建設和文化革命。發展國民識字教育，提高人民教師的地位，有步驟的加強組織人民教師的工作，“以便使他們從資產階級制度的支柱變成蘇維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過他們去爭取農民，使農民擺脫與資產階級的聯盟而與無產階級結成聯盟。”⑧建立城鄉聯系，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使他們能夠理解合作化的好處。二是關于農村合作化和國家資本主義。列寧認為，合作制具有巨大意義，它是私人利益、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檢察監督相結合的尺度，是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尺度。合作制和國家資本主義都可以為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因為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剝削者的政權已經推翻，全部的生產資料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工人階級擁有主導權。三是關于國家機關改革。改組工農檢查院，將工農檢查院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結合起來以樹立工農檢查院的威信，提高工作質量和加強工農聯盟。

綜上所述，列寧關于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從“直接過渡”到“間接過渡”的轉變，充分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根據變化了的社會實踐適時地調整政策，使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列寧的這種改革精神以及他的“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對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作者分別為陜西科技大學思政部碩士研究生，陜西科技大學思政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