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國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

后現代主義理論家愛潑斯坦（Mikhail Epstein）深刻地指出，俄國始終存有重建俄羅斯帝國的偉大理想，蘇俄馬克思主義及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和蘇俄后現代主義一樣，都是深深植根于俄國文化傳統中的同一種意識形態范式[12]。馬克思主義作為俄國民眾的理想追求之一，同俄國文化傳統相互融合。據俄國杰出的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在《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和思想》中的辨析，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過程，就是融合本土各種各樣信仰的過程，包括斯拉夫農民村社式社會主義、只求信仰而拒絕理性的虛無主義、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民粹主義、反對理性和法制的無政府主義，以及東方基督教等等，其表現形式既有思想探索和文學敘述，也有身體力行的社會行動，蘇維埃共產主義乃諸種馬克思主義中的思潮之一──這是廣大下層民眾信仰的布爾什維克式馬克思主義，它比孟什維克式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知識份子所追尋的，帶有學理性的）要強大得多[13]。

換言之，蘇俄馬克思主義并非德國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而是經由俄國文化傳統改造馬克思學說而成的列寧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共產主義傳統相結合的產物。而且，結合的結果是本土傳統的份量大大壓倒了外來思想，改變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結構，哪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直接關心俄國社會發展動態和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俄國發行的情況，如恩格斯寫有論文〈論俄國的社會關系〉（On Social Relations in Russia），且被收錄在俄羅斯公開發行的《恩格斯論俄國》俄文本（Фридрих Энгельс о России）中，恩格斯還特意為這本小冊子寫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登陸成功，并非列寧個人及其布爾什維克黨在短時間內成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本土化過程。

激進主義批評家別林斯基（В. Белинский）曾讀過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于《德法年鑒》（Дехфуги-Жтбоъ竊йугие Кбитв鰕иет）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包括〈《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論猶太人問題〉（"On the Jewish Question"）等。而彼得拉舍夫斯基（Б.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這位俄國外交官和《袖珍外語詞典》（Карманный 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лов）編輯者，因為信仰傅立葉（Charles Fourier）的空想社會主義，在圣彼得堡組建了傳播禁書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在這個組織的藏書中就有馬克思的多種著作。安年科夫（П. Анненков）這位在十九世紀蘇聯人看來屬于保守派的文學批評家、美學理論家、第一套《普希金文集》（сочинений А. Пушкина）的主編，1846年認識馬克思之后便與其保持著多年的私人聯系。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М. Бакунин）盡管和馬克思、恩格斯矛盾重重[14]，但1869年居然出版了《共產黨宣言》俄譯本（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1872年俄國經濟學家丹尼爾遜（Н. Даниельсон）翻譯了《資本論》（Капитал）第一卷，在圣彼得堡公開出版發行，第一次印刷了3,000冊，在一個半月內就售出900冊。1882年1月《共產黨宣言》俄譯本第二版問世（馬克思、恩格斯親自作序）。而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拉甫羅夫（П. Лавров）這位1870年加入第一國際、1871年參加巴黎公社起義的民粹主義知識份子，曾為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三卷地租篇提供了關于俄國土地問題和農村公社的材料，其著作《歷史信札》（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試論當代思想史》（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мысли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理解歷史的使命》（Задачи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等，均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諸如此類的例子難以盡數，所透出的重要信息是：早期熱衷于馬克思著作的俄國知識份子沒有一個是共產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傳到俄國三十年后，才出現首個馬克思主義組織：1888年9月25日，普列漢諾夫（Г. Плеханов）、查蘇利奇（В. Засулич）、阿克雪里羅得（П. Аксельрод）、捷依奇（Л. Г. Дейч）、伊格納托夫（В. Игнатов）五人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在日內瓦成立“勞動解放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руда）。普列漢諾夫及該社先后翻譯、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三十種，包括《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Философии нищеты）、《雇傭勞動與資本》（Наемный 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 утопии к науке）等，并把它們秘密運回俄國傳播。到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俄譯本出了第三版。在馬克思主義作用下，普列漢諾夫本人還寫了《社會主義和政治斗爭》（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 Борьба）、《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與《我們的意見分歧》（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等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這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產生了巨大作用，引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關注，列寧也受益于這些著作。但是，在社會民主黨分化后，普列漢諾夫本人因堅守馬克思主義經典學說而成為少數派，被批評為孟什維克份子和“正統馬克思主義”（ортодокс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的始作俑者。但是，就在普列漢諾夫等職業革命家試圖把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付諸實踐而遭遇困難時，因為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被付諸實踐過程中出現激進化趨向，使得索洛維約夫（Вл. Соловьев）和弗蘭克（С. Франк）等著名宗教思想家、別雷（А. Белый）等象征主義文學家謹慎地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政治活動家和經濟學家司徒盧威（П. Струве）院士、神學家和經濟哲學家布爾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和別爾嘉耶夫等人把馬克思主義改造為經濟唯物主義，列寧在《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中否定性地稱之為“合法馬克思主義”（лег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

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過程非常值得認真研究：這是俄國普遍接受德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重要階段！俄國自彼得大帝實施西化政策半個世紀后就出現了本土斯拉夫文化危機，引發知識界尋求擺脫危機的出路。當時的德國如何在接納現代性同時抵抗英法現代化模式，隨即也被俄國的有識之士所關注。于是，德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建構民族認同的行為，從十八世紀末以來一直為俄國知識界所癡迷，并且隨著資本主義改革所帶來的問題日趨突出，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和普及過程，自然也就促使俄國從接納德國啟蒙文學（以接受歌德[J. W. von Goethe]最甚）、古典哲學（主要是謝林[F. W. J. von Shelling]和費希特[J. G. Fichte]等），轉向接納馬克思主義。

上述馬克思主義在俄國被接納的過程，也是其本土化的過程，并且隨著馬克思主義被付諸實踐，伴隨激進化傾向，而且這種趨向又可視為俄國知識份子激進主義歷史傳統的自然延續、自覺更新。從深受法國啟蒙主義影響的十二月黨人革命，經把馬克思主義和本土斯拉夫村社社會主義融合的赫爾岑（А. Герцен）的“俄羅斯社會主義”、把村社社會主義和法國唯物主義相結合的車爾尼雪夫斯基（Н.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的農民社會主義、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的宗教無政府主義論（否定國家的作用）等，發展到和普列漢諾夫孟什維克主義斗爭取勝的列寧主義，最終演變成在和托洛茨基（Л. Троцкий）、布哈林（Н. Бухарнин）斗爭中所形成的斯大林主義，彼此之間確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淵源關系[15]。

由此可見，蘇俄馬克思主義，與德國經典馬克思主義相差豈止是十萬八千里，以致俄國許多職業革命家認為，共產主義不是源于理論，而是來自實踐和民間追求。法國著名左翼作家紀德（André Gide）因為太執著于馬克思主義，1936年6月17日，已經67歲的他還受蘇聯政府邀請，開始歷時兩個多月的蘇聯之行。訪蘇歸來三個月后，即同年11月出版了在東西方世界分別掀起軒然大波的《訪蘇歸來》（Retour de l'U.R.S.S.），作者很失望，于一年后寫下《為我的〈訪蘇歸來〉答客難》（Retouches à mon retour de l'U.R.S.S.），其中有言，“三年以來，我太沉溺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以致到了蘇聯反而覺得在異鄉異俗過生活似的”[16]。這些都很生動地證實了蘇俄馬克思主義具有強烈的俄國地方性特征。

令人驚奇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對俄國馬克思主義這一復雜的歷史演化過程是有所知的。田漢在著名的〈詩人與勞動問題〉（1920）一文中曾專門論及“波爾舍維克倒底甚么一個東西？”的問題。經他考證，《資本論》于中國同治十一年（1872）已經譯成俄文，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擴展最為強勁是在1880至1890年代，俄國最初馬克思派代表人物為普列漢諾夫（譯成“勃雷哈洛夫”），其先驅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所開創的“到民間去運動”、繼之乃“土地與自由”之結社（即虛無黨）。虛無黨分裂成激進派與溫和派之后，便有了激進派組建的社會革命黨（“農民黨，多數斯拉夫主義者”）和溫和派靜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而成立的“社會民主黨”（“與工廠勞動者一氣，多屬西歐主義者”），兩黨都脫去了虛無黨的色彩，都以廢除君主專制、成就社會革命為根本目的，但所主張的手段不一致。社會革命黨（農民黨）尊重俄國米爾（村社）制度，視為社會主義的要素，而社會民主黨（工廠勞動者黨）則蔑視此種保守主義，謂于現代社會無用；革命黨主張土地之共有，民主黨則主張土地之自由；革命黨認為革命之方法當采恐怖主義，而民主黨則視之為無益而有損。兩黨齷齪不斷，同時誘發各黨內部之分裂。民主黨主張以較和平的手段達其目的者則為普列漢諾夫派，主張以激烈手段急行政治與社會的革命者則為列寧派（當時譯為“呂寧”）。田漢還介紹說，1903年社會民主黨于斯德哥爾摩開第二次大會，列寧派遂以多數戰勝普列漢諾夫的少數，于是就有了列寧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和普列漢諾夫的少數派（孟什維克），分裂原因在于孟什維克“固執議會政治”，而布爾什維克主張“勞動階級的執政權者”甚堅，不肯與第三階級的議會政治相妥協。最后，田漢總結說：“波爾舍維克的基礎特質就是勞動階級的執政權！”“最能表現此種特質者，莫如由波爾舍維克之手所定之《勞兵會全俄社會主義聯合共和國憲法》，此憲法之主要條項是『一切權力屬此國之勞動者』”[17]。

應該說，這樣的考釋是很有學術價值的。遺憾的是，中國接受蘇俄馬克思主義，并不在意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本土化過程中的是是非非，只是關心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