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越之間悠久的歷史情誼、相通的文化聯系和唇齒相依的地緣政治經濟關系，構成了兩國特別深厚的友好關系的基礎，也是中越友誼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在中越關系史上，和平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是發展的主流，這突出地表現為雙向的互動性的特點，但兩國關系也呈現恩怨糾結，友好與矛盾并存的復雜狀況。以史為鑒，發展與越南的友好合作關系是一種戰略考慮與戰略抉擇；展望未來，中國與越南的睦鄰友好關系必將更上一層樓。

【關鍵詞】中越關系  睦鄰友好  地緣政治  新型國際關系  南海

越南是我國的友好鄰邦，自古以來就與中國有著非比尋常的緊密聯系，但在中越關系的歷史長河中，時而又伴有并不和諧的波折，呈現出恩怨糾結、友好與矛盾并存的復雜狀況。當前，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南海風云再起，越中兩國在南海摩擦不斷，中越關系又一次面臨諸多變數，人們關注著中越關系起伏變動的緣由及今后會怎樣發展。筆者試從歷史學的角度，就中越關系的歷史演變、特點與發展趨勢，談幾點基本的認知。

悠久的歷史情緣與密切的歷史聯系

中越兩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陸地邊界長達1650公里，有許多條來往的天然通道，成為兩國人民之間聯系的交通紐帶。越南毗鄰中國南疆，面向太平洋，東臨南中國海，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優良的港口，扼南海航道要沖，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中越是兄弟民族，兩國人民之間的歷史文化聯系和友好交往源遠流長。中國古籍很早就將今越南北部地區稱為“交趾”，先秦古籍記載有多位先賢人物關于“南撫交趾”或“南至交趾”等傳說。例如，《準南子》載：“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①《尚書大傳》和《墨子》等也有關于堯治天下，“南撫交趾”的記載。②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早在戰國、春秋或者更古的上古時代，中原地區便與遠在南方的“交趾”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了。中越兩國關于民族起源的神話傳說都顯示出對龍的崇拜，也折射出上古時期的中越之間的親緣關系。中國人稱自己是“龍的傳人”，而越南人則常說自己是“龍子仙孫”。中國歷來以黃帝和炎帝為始祖，中華民族為炎黃子孫，而越南人則認為越族系炎帝神農氏的后代，并把炎帝、黃帝和伏羲氏寫入史書，供于神廟。這些傳說顯然雜有許多神話成分，但透過上述神話故事，卻可以看出中越兩國人民親密的歷史情緣。

考古發掘資料是比神話傳說更為有力的證據，中國南方和越南的史前文化遺跡的發現，進一步地證實了中越兩國人民之間悠久而密切的聯系。越南舊石器和新石器的文化遺址中出土的許多實物與中國華南發現的文物屬于相似的類型，如在越南北部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中期的“和平文化”遺址，其特點是分布于沿江沿海的臺地或石灰巖洞穴中，以礫石為原料，打制的器物以砍砸器和刮削器為主，這些磨制器物與中國南方的文化遺址內出土的器物有明顯的相似之處。美國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說，新石器中期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實際上屬于同一文化區域。③1924年，在越南中部清化省東山縣發現的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址中，出土了許多青銅器物和少量鐵器，一些銅器屬于中國戰國時期（公元前4～3世紀）及漢代（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初年），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東山文化遺址出土了一批造型獨特、紋飾繁茂的青銅鼓，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發現的銅鼓十分相似。中國研究古銅鼓的專家大多認為，迄至目前已有的考古發掘資料表明，云南中西部地區是原生形態銅鼓集中的地方。盡管中越兩國研究者對古代銅鼓的發源地、年代和“誰影響了誰”等問題有不同的見解，但古代銅鼓是中國南方和越南等東南亞許多地區古代居民都使用過的文化遺物。在這兩個地理毗鄰、環境相似又各有不同的區域內，人們從新石器時期就有頻繁的交往，到青銅時代雙方交流更多，彼此之間相互影響是很自然的。中越兩國境內出土的銅鼓既有跨越今日國界的相聯系發展的相似性，又存在各自的地區性特色。④

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資料表明，自遠古以來，越南土地上就有原始人的足跡。在越南諒山、義安、安沛等地發現有猿人的牙齒化石及其勞動工具。越南學者認為，這些猿人與距今50萬年的北京猿人相似。而現代越南人則直接起源于廣布揚子江以南的百越人的一支，稱“雒越人”，他們瀕江海而居，分布于紅河中下游兩岸地區。早在2000多年前，即我國秦漢時期，中國中原地區的人民就開始向越南北方遷徙，雙方關系已有確切的文字記載。有信史為據的中越關系史一般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

一是郡縣時期，越南稱“北屬時期”。公元前3世紀至10世紀中葉，這一時期約1000多年，當時今越南北部和中北部處于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之下，和中原內地一樣，設置郡縣，受中央王朝派駐的官吏治理，與中原地區有緊密的關系。這一時期，越南由原始社會解體進入封建社會階段，經濟、文化發展迅速，海上交通與對外貿易日益繁榮。

二是邦交時期，越南自主國家時期。公元10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下半期，這一時期約900多年，是越南自主的封建國家建立與興衰的時期，也是中越兩國邦交關系建立與發展的時期。中越關系發生重大變化，越南脫離中國封建王朝的直接統治，成為中國南方的一個重要鄰邦。越南在政治上仿效中國的政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保持著政治上的獨立，同時與中國朝廷維持“宗藩”交往。建立在“宗藩”關系基礎上的中越關系的基本特征是，越南朝廷受中國朝廷冊封，并定期納貢，同時兩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繼續保持密切的交往，雙方的關系甚至比過去更為密切。在此期間，中越之間雖發生過邊境沖突和戰爭，但和平友好的經濟貿易和宗教文化交流仍是兩國關系發展的主流。越南在歷史上曾受到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有學者說：“昔之四裔漫染中國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⑤在文化傳承上，越南歸屬于東亞文化系統，屬于“漢文化圈”，⑥與屬于“印度文化圈”的其他東南亞國家有區別。

三是殖民時期，又稱“法屬時期”。公元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這一時期近100年，中越兩國相繼淪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二戰時期又同樣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法屬時期的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殖民政權系統開始在中央和地方（圻、省）三級建立起來。在中央一級，即阮氏王朝的中央朝廷里，法國派遣總駐扎官，作為法國政府的代表，主持越南朝廷的一切對外事務。越南的國名被取消，變為“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的一個部分，與中國“宗藩”關系結束，雙方已無邦交，但殖民統治阻隔不了中越兩國的傳統友誼和文化聯系，卻使兩國人民在革命斗爭中形成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友誼和互助的關系。

四是睦鄰時期。二次大戰的勝利為中越兩國建立獨立、平等和友好的睦鄰關系開辟了廣闊的道路，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國誕生，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越關系史上揭開了嶄新的一頁。1950年1月18日，中國首先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從此兩國建立了友好互助的睦鄰邦交。在越南的抗法戰爭和抗美救國戰爭中，中越是肩并肩的戰友，胡志明主席曾用“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的詩句來贊美新時期的兩國的友好關系。雖然1976年后兩國關系一度出現過波折，但自1991年中越關系正常化以來，雙方在各個領域的交往與合作日益全面發展。

由此可見，中越兩國之間非比尋常的緊密的歷史文化聯系、和平友好交往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有研究中越關系的學者指出：“在環繞中國的鄰邦中，與中國接觸最早，關系最深，彼此歷史文化實同一體的，首推越南。”⑦中越兩國人民在近代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中，又一向互相同情、互相支援，有著深厚的情誼。正如胡志明主席在《致華僑兄弟書》中所言：“我們中越兩民族，數千年來，血統相通，文化共同，在歷史上素稱兄弟之邦；且國土接壤，地區毗連，更屬唇齒相依，互為屏障。”⑧從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來考察，這是中越兩國保持和發展睦鄰友好關系的基本支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