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世界上很多國家正在進行“新綠色革命”，致力于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嵌入到社會治理過程之中。在丹麥“綠色空間品牌化”戰略中，丹麥很好地將政府、社會與公眾這三方主體進行有效融合，在三者互動過程中逐步推進城市綠色發展。丹麥政府通過綠色空間品牌化戰略，合理引導社會和公眾加入這一戰略行動中，企業也積極進行符合綠色發展標準的技術革新。同時，丹麥公眾普遍具有非常高的環境保護意識，而全民參與式的環保工作有助于維持并推進政府和社會所踐行的綠色空間品牌化戰略。丹麥城市治理經驗對于我國城市轉型升級、構建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型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新綠色革命  城市治理創新  綠色空間品牌化  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X37                    【文獻標識碼】A

引言：“綠色革命”的全新詮釋與實踐

二十世紀50年代以降，伴隨著人類醫療水平的顯著進步，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出現了嬰兒死亡率下降及居民預期壽命上升的現象，而這直接造成了這些國家人口總量的大幅度增長。然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卻沒有能力為龐大的人口提供足夠的食物，而只能維持與人口增長前相當的糧食產出。①于是，全球范圍的糧食危機便產生了。為了應對這一危及人類發展的問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了旨在培育高產農作物品種（High Yielding Varieties, HYR）的一系列農業技術研發活動，用以緩解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重食物短缺問題。這些被認為具有革命性影響的農業技術主要包括培育高產量、高抗病性的農作物品種（主要是小麥和大米），以及將化肥、殺蟲劑與新型農田灌溉方法廣泛應用于農作物的種植過程。②1968年，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主任威廉姆·高迪（William Gaud）在對這一階段的全球農業領域發展進行評價時首次提出了“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概念，他指出：“這是一次新的革命，既不是蘇聯那種激烈的紅色革命，也不是伊朗那樣的白色革命，我稱之為綠色革命。”③此后，“綠色革命”一詞在世界上得到廣泛使用。

“綠色革命”在初期取得了較大的成功，直接緩解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糧食產量不足的問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綠色革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生物種類簡化（基因侵蝕），環境污染與生物不穩定性上升，④進一步擴大了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等等。⑤正是基于對“綠色革命”以及前工業化時代發展模式的反思，國際社會逐漸開始對發展理念進行深刻地變革：從《經濟增長理論》到《增長的極限》，從《亞洲的戲劇》到《新發展觀》，這些學術著作引領著人們重新思考人口、糧食、經濟、環境與資源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學者拓展了傳統“綠色革命”的思想，提出了諸如“更綠色的革命（Greener Revolution）”、“雙重綠色革命（Double-green Revolution）”、“常綠革命（Evergreen Revolution）”、“藍色革命（Blue Revolution）”等新的概念。⑥這些概念盡管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都關注了工業技術發展與環境、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等維度之間的共生關系，筆者在此將之統稱為“新綠色革命”。

與傳統“綠色革命”相比較，“新綠色革命”將環境保護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回顧歷史發現，人類對環境資源的利用經歷了一般化利用、過度化利用和保護性利用三個階段。在十七世紀以前，人與環境的關系停留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狀態，這個階段可以被認為是一般化地適度利用環境資源。工業革命的出現打破了這種自然狀態，無論是工業生產還是公眾日常生活，都需要大量開發諸如森林、礦山等環境資源，對這些資源的利用也逐漸變得不加限制。上世紀70年代，人們意識到很多不可再生資源正在走向枯竭，于是，作為環境治理的主體，國家政府開始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予以監管，并逐漸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間環境保護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