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超戰略與建設優先

中國是在一個非常落后的基礎上開始工業化進程的，由于長期的閉關鎖國與政局動蕩，工業生產能力與基礎設施建設都非常落后，政權建立后的理性選擇必然是提高工業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外部環境充滿敵意的情況下發展經濟就自然選擇了準軍事化的路徑，也即自然經濟向計劃經濟讓路，農業向工業讓路，農村向城市和工廠讓路，體現在經濟利益上就是工農產品間巨大的剪刀差，體現在管理方式上是指令性計劃為主，體現在效果上是投入大、產出低，體現在經濟結構上則是重工業高速增長，輕工業發展不足，農業發展服務于工業發展。這時主要的投資主體是國家，各級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都是國家這個投資機器上的部件或零件，個人利益也完全服從團隊及整體利益。由于委托代理鏈條長，信息不對稱情況非常嚴重，聽命和服從是從上到下的基本要求，所以容易出現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當然創造條件是一種能動的表現，但多數情況下容易成為一種反智主義的沖動行為，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大躍進口號下的全民煉鋼和數千萬人因食品缺乏而非正常死亡。

由于在這種體制下容易形成極端化傾向，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就提出了要處理好十大關系，陳云提出了財政、信貸、外貿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思想，甚至后來人們總結說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條客觀規律，但總體而言，由于錯誤總是在發生之后甚至產生很嚴重后果后才會發現并慢慢糾正，經濟政策就總是在發展與調整的過程中波浪式交替，產業行業越多，技術越復雜，決策失誤的發生概率就越高。這種發展模式的動力源來自高層，其經濟行為常常需要運動式的政治動員，服從者獲得政治激勵，給予政治榮譽和政治地位獎勵，如王進喜、陳永貴等人因是全國勞模而成中央委員，對消極參與者則給予種種打擊，甚至認定為破壞分子，這種狀態下激勵約束機制都會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的狀態，這也是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濟不得不轉向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