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增值三在通暢交換

一個社會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總量，在社會成員之間如何交換，是會影響到這個財富總量給社會成員帶來的效用總量的。假設兩個人，各有一個蘋果和梨子，有蘋果的人不喜歡吃蘋果而喜歡吃梨子，有梨子的人不喜歡吃梨子而喜歡吃蘋果。若沒有交換（市場），兩個人所擁有的物品對自己都沒有效用。一旦互換，兩個人都獲得了效用，即社會的物質財富沒有增加，但財富對人的效用增加了。

總有人說，市場應該是“等價交換”。對于“奸商”的欺詐行為，等價交換可能具有某種道德上的警醒作用。但等價交換并不是市場的本質。如果在實際生活中市場都是等價交換，那交換就不會有任何意義，人類就不會有市場，不會有商品經濟了。因為在正常的市場狀態，交易發生的價格一定是買賣雙方都同意的價格。對于賣方，它一定不低于其對此物品的估價；對于買方，它一定不高于其對此物品的估價。

一般來說，對于市場中發生交換的雙方，一定是用對于自己效用較小的物品或勞務，換取對于自己效用較大的物品或勞務。作為獲得物品或勞務的一方，效用對交易價格的比值，其數值應該是大于1；而作為付出物品或勞務的一方，效用對交易價格的比值，其數值應該是小于1。交換的雙方，都是用較小的效用，換取較大的效用。

這并不是一個悖論，因為商品的效用相對于其交易價格，更能夠表現生活質量。一是它更準確，二是它更廣泛，因為生活質量包含很多在市場上買不到的東西。這些東西沒有價格，但我們卻可以估計一個效用值。

財富增值四在公正分配

一個社會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總量，在社會成員之間如何分配，也是會影響到它給社會成員帶來的效用總量的。從靜態來說，好的財富分配，使既定的財富總量有一個增值效應；壞的財富分配，則會使既定的財富總量有一個貶值效應。從動態來說，好的財富分配，使未來的財富總量，會有一個增值效應；壞的財富分配，則使未來的財富總量，會有一個貶值效應。這種財富分配，一個是過程規則是否公正的問題，一個是分配的結果是否懸殊的問題。

馬克思說，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財富分配的結果如果太過懸殊，就會拉低財富的社會總效用。因為對于財富太多的人，財富給他們帶來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舉個簡單例子，對于蓋茨和巴菲特來說，幾萬、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美元，可能基本沒有什么感覺。但如果給一個工薪階層的人，這些錢帶來的效用就非常大。而財富的二次分配（稅收）、三次分配（公共物品）、四次分配（慈善）等，就會帶來財富總效用的增值。

相對于財富分配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更深層的問題是是否“公正”的問題。很多人說中國人“仇富”是不準確的。中國人其實不是仇富，而是“仇不公之富”。對蓋茨和巴菲特有意見的人不會太多，因為大家覺得他們的財富是通過他們為大家提供服務得來的。但對中國從事所謂合法經營的房地產商、煤老板、血汗工廠的老總，有意見的人會多得多。更別說那些靠以權謀私、仗勢欺人、強取豪奪、坑蒙拐騙而斂集財富的人了。

一個社會應該怎樣來分配財富，學者們概括出了五種操作思路：按分配結果從最不平均到最平均的順序，一是孔子的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二是羅爾斯的自由主義，三是邊沁的功利主義，四是諾齊克的自由至上主義，五是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

判斷一個社會的財富增值是否達到了最大化，經濟學提供的手段就是看是否實現了經過希克斯改進（一人受益量，若大于有人受損量，就可改進）的帕累托最優（任一人受益，必有人受損）。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