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周刊：今年正值中歐建交40周年。在您看來，中歐關系在中國外交中具有怎樣的特殊性？
黃 平：中歐關系的特珠性表現在六個方面。第一，中歐都有著悠久的文明。中國是東方文明的發源地，歐洲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第二，中歐都包含著廣袤的大陸、眾多的民族和豐富的文化。第三，中歐之間沒有直接的主權、領土和地緣政治的糾紛。雖然近代從八國聯軍侵華到二戰期間（如德國、意大利）有過歷史恩怨，但總體上而言，歐洲的主流國家（如英國、法國）在二戰中和我們是合作的。1945年以后的七十年中，中歐關系不像中日、中印、中美關系，有的有領土糾紛，有的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有的甚至還有過局勢沖突，中歐關系不存在這些糾紛，二戰后我們與歐洲國家再沒有過直接的沖突和對抗。第四，中歐都是當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經濟體。第五，中歐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可以有很多合作、互補和相互借鑒的地方。第六，中歐之間是重要的戰略伙伴。
中歐關系的共性要大于相互之間的差異。歐洲是發達的經濟體，它的社會發展程度、文化教育程度、科技創新和管理水平總的說來都高于我們。而中國是正在進一步改革開放、更加可持續發展、日益實現中國夢的大國，所以，二者之間具有很大的互補性和合作空間。
現在中歐還有一個新的合作空間，就是中歐合作援助第三方。比如說援非，原來是中國援非，歐洲援非，但是中歐基本沒有合作援非，這將是歷史上第一次中歐（中法）合作支援第三方。中歐合作援助第三方將是中歐合作的新領域。所以，中歐關系現在的定位是全方位的合作伙伴。
《國家治理》周刊：然而，中歐關系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您看來，從新中國成立至今，中歐關系在發展上經歷了哪些階段？
黃 平：中歐關系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新中國建國初期，當時正處于東西方冷戰時期。1945年二戰結束以后不久，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形成了冷戰格局。新中國一成立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屬于社會主義陣營。歐洲在冷戰期間是一分為二的，以柏林墻為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最早和我們建交的。新中國剛成立時和西歐幾乎沒有外交關系，和我們建交的第一個西歐國家是瑞士，于1950年建交。由于瑞士在二戰中是中立國，在蘇美冷戰中也是中立國，所以瑞士首先和我國建交。
中歐的隔閡嚴格意義上說，到1956年就開始松動了，標志就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不同意。在這之前還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一個是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另一個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派高級代表團到西方參加關于印度支那的國際會議。而萬隆會議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西方國家參與的亞非大會，在萬隆會議上我們提出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了會議宣言的肯定，并且成為了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準則。1954年至1956年的這三件事推動中國和歐洲關系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中國從在冷戰中被嚴格地定義為社會主義的一員，更多地變成了亞非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此時，雖然冷戰的陰影還在，但是我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開始接觸。
1956年以后我國和蘇聯有了紛爭，中蘇之間不再是鐵板一塊。從1956年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反對斯大林到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中蘇之間的關系從意識形態紛爭演變為國與國關系的僵化甚至敵對化。由于中蘇關系的惡化，我國和歐洲的關系進一步發展。1954年我國和英國建立了代辦級的外交關系。1964年也是具有標志性的一年，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中蘇由黨與黨的紛爭演變為國與國的紛爭。同年，中法正式建交。至此，歐洲的英法德三大國中只剩下德國未和我國建交。
第三個階段發生在文革初期。1967年，中國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中英關系落入了低潮。加之1966年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歐洲發生了法國的“紅五月運動”，在文革前期，中歐關系進入低潮。
由于我國及時對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進行了處理，給了歐洲一個信號，表明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并不想破壞中歐關系。當時，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頻繁地會見歐洲各國的領導人和社會人士，不管是建交的還是沒建交的，不管是現任領導還是前任領導，甚至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科學家、藝術家。這些舉措使得中國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同年中日建交。直到我國召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我國和歐洲國家基本上都建交了。中英由代辦級關系升級為大使級關系，英國首相希斯訪華。1972年，中德也建交了。從1971到1973年，是中歐關系大發展的三年，中歐關系進入正軌，中國和歐洲國家幾乎都建立了外交關系。在第三個階段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就是我國重返聯合國，除了亞非國家，歐洲很多國家也支持我們恢復合法地位。
改革開放以后，中歐關系進入了第四個階段。“四人幫”倒臺以后，我國的中心工作就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是向東歐學習，我國和西歐雖然建立了外交關系，但是真正的經濟合作、科技合作和教育合作還沒有完全展開。之后我們從向東歐學習，到向西方派遣留學生，各大使館開始新設文化處、教育處、科技處、商務處。可以說1978至1989年，是中歐關系的順利發展的時期。
但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中歐關系受到影響，尤其是中歐的軍事合作受到了影響，直到現在歐洲對華軍售也沒有解禁，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還沒有被歐盟和歐洲大多數國家承認。
中共十四大以后，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我認為中歐關系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我們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和更高的發展平臺。一方面，中歐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伙伴關系，我國和歐盟的關系現在很穩定、很成熟。另一方面，我們之間具有很多互利共贏的合作面。比如在氣候變化、能源、科技、教育、經貿等方面的交往與合作。在處理與歐洲關系中中國越來越自信，中歐關系也越來越平等和成熟。改革開放之初歐洲確實方方面面都比我們要發達和先進，而現在中國在經濟、社會、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并不都亞于歐洲。尤其是在電子化、網絡化和數據化方面，我們也乘上了新一輪發展的直通車。
《國家治理》周刊：中歐關系已經從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發展成為現在的全面合作伙伴。在您看來，中歐關系目前面臨的最大分歧體現在什么地方？
黃 平：我認為中歐現在的分歧主要是在標準的制定上。歐洲希望用自己的標準要求全世界，不只是在環境、生態、氣候變化方面，還包括人權（如婦女權益、兒童權益、少數民族權益）等其它方面。比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我們堅持的是“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和不同的文化歷史，應該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來制定適合自己的制度、政策和標準。“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對我們來說不只是一個說法，而確實是一個符合我們的發展水平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的事情。但是，歐洲現在希望我們以它們的標準為標準，而歐洲的標準有些甚至比美國的還要高。
《國家治理》周刊：造成中歐在標準制定上存在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黃 平：就環境問題而言，歐洲已經邁過了高耗能、高污染階段，污染行業早已進行了轉移，現在的歐洲就像花園一樣，生態環境很好。所以歐盟現在的標準也特別高，甚至進入歐洲領空的飛機都要收碳排放稅。而他們現在要把同樣的標準強加給我們。由于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我們的一些重化工業污染問題還很嚴重，還在著力解決如何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同時我們確實缺乏很多技術，所以我們需要中美、中歐在氣侯變化和節能減排方面的技術合作，但對于這些技術，他們要么對我們保留，要么作為知識產權售價過高，而另一方面又提同樣的高標準。因此，我們一直是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我們的這一提議，不只是對中國，而是對整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
首先，發展中國家沒有歷史欠債，今天的氣候問題首先是第一輪進行發展的發達國家造成的。他們都把環境問題叫做外部效應，那時以為地球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就亂破壞、亂開發、亂污染，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沒有這三五百年的歷史欠債。
其次，中歐的發展階段不同。歐洲經歷了從工業化初期發展，到嚴重污染，到貧富懸殊，到殖民侵略戰爭，到他們自己引發的兩次世界大戰，再到戰后七十年的和平，跨越了現代化，到了現在高度的后現代這個階段。人的生活方式開始發生了轉變，連人們的意識也開始發生轉變，他們講究生活質量和品質。而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些是還遠遠沒有達到的“奢侈型”的發展與生活模式。
再次，1945年以后，世界領導權由歐洲（英國）轉到了美國，歐洲不再是十八、十九世紀時世界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的老大，但是它在話語權上還要占據制高點，還要為世界制定標準，為世界構建秩序。我認為我們與歐洲之間治理上的分歧不只是在貿易上，也不只是在要不要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更重要的是在國際主導權、輿論話語權、國際影響力上。對于我國而言，現階段與歐洲最主要的分歧就表現在歐洲用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全世界，也要求中國。這是非歷史的，也是不合實際的。
《國家治理》周刊：您認為，歐洲現在處理大國之間的分歧上存在什么樣的心理？
黃 平：首先，是歐洲在心理上具有優越感。歐洲人體會不到亞洲人面臨的壓力，體會不到非洲人面臨的疾苦。我們中國人今天還面臨著很多具體困惑，如耕地問題、淡水問題，而且，我們人口數量龐大，也沒有那么多森林、草地、藍天，但是歐洲人現在不能換位思考，不能將心比心，這是整個國民心理問題。
其次，是歐洲對自身利益的考量。歐洲人在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前半葉是主導世界、引領世界、支配世界的，而這種引領權和主導權在1945年以后交給了美國，現在甚至開始向亞洲傾斜。過去的七國集團是歐美主導，北約集團是美國主導，現在中國通過自身的發展可以帶動周邊國家，帶動現在的金磚國家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甚至對中東也有影響。
《國家治理》周刊：面對中歐治理上的分歧，中國秉持著什么樣的態度？
黃 平：我們現在面臨著西方一些人關于“國強必霸”的言論和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應指出的是：
首先，中國不會稱霸，這不僅是因為我們的發展任務還很重，更重要的是，從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代一直到現在，我們都一貫堅持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稱霸不符合我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
其次，稱霸也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念。晚清以來，從八國聯軍洗劫一直到日寇侵略，中國飽受強權之苦。中國文化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受夠了這個痛苦，反而不會因此而進行報復，更不會強大了又去欺負別人。
中歐在文化上也存在差異。歐洲大陸包括幾十個國家，它是多民族多國家，而我們是同一個國家多個民族。歐洲現在正在進行一體化整合，而我們可以說在秦漢時期就完成了這個意義上的整合。我國早已形成了大一統架構下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共生共存共榮，雖然有差序格局，有尊卑長幼，但是我們不樹敵人、不排外，我們多民族之間都是兄弟姐妹，“天下無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歐洲一直是一個大陸下面有多個國家，多個國家之間曾經發生廝殺式的戰爭，為了領土、利益、價值、宗教，常常是相互敵對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二十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都是歐洲人自己先打起來的。而我們對周邊國家、其它國家，即使有領土問題的糾紛，也是通過談判、協商、互讓等方式來解決，對于臺灣問題我們也都一直沒有用武力解決。
總之，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處理可以追溯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無論大國小國一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大家商量著辦，兩國之間的事兩國協商談判辦，各國的事各國自己辦，領土、主權、基本制度等不容他國干涉。這仍然是我們今天和今后處理好中歐關系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