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必須以基礎設施建設先行，由于我國網絡身份識別基礎設施的缺位，導致網絡治理效率低下，網絡信任體系異常脆弱，網絡秩序難以建立。隨著云計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整個社會將變得更加透明，網絡公共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在傳統的實體社會中，我國公民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證在涉及公共安全、重大交易或政府登記等場合自證身份，這是實現線下“實名制”的基本手段；而現在網絡身份的自證或識別，普遍采用由上網公民通過上傳姓名＋身份證號、上傳手機號＋短信回復、甚至上傳證件照片或自拍照片等驗證身份，這是我們所認識的“網絡實名制”。這個弊端在于，一是并不能證實是本人在上傳身份信息，二是成為公民身份信息泄露的主要原因。因此，只要直接基于身份信息的網絡身份識別方法不改變，那么竊取、買賣個人信息以及電信和網絡詐騙犯罪就不可能得到根除。比方說以前我們接到陌生電話，很快能辨析出是騷擾電話，而現在接到電話，對方對你的基本信息一清二楚，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很容易上當受騙。

最近兩年來，各種生物特征識別技術不斷推出，但這個能應用于大范圍的網絡身份識別嗎？我們必須弄明白，雖然生物特征本身是唯一的、不可重構的，但是生物特征信息則是可以重構、復制和重放的，不可能做到唯一。因此，生物特征識別技術不適合于開放的網絡環境，只適合一些特定的環境，比如我們的門禁和監控系統。因為在開放的網絡環境中，終端是不可信的，行為人是不可靠的。所以，沒有密碼技術就沒有信息安全，信息安全必須以密碼技術為基礎支撐。

網絡身份識別在管理要遵從兩個原則，一是在開放的網絡、非面對的環境下，只有做到“對抗否認”的原則，才能在法理上確認網絡責任和行為的主體；二是身份信息保護原則。在技術上要遵從“非對稱”和“可撤銷”兩個原則，這是國際上主流網絡身份識別技術遵從的原則，也是我們eID技術體系設計的原則。

我國二代居民身份證為實體社會的服務和管理起到了最基本的作用。因此，通過eID 技術和服務體系，將我國傳統的人口管理制度延伸到信息化人口的服務和管理，以“網絡身份制”取代“網絡實名制”，在技術和法理上起到確定網絡行為責任主體的作用，保障公民責任、義務和權利的統一，保護公民的隱私和交易安全，就可以達到網絡治理的效果。

（本文作者為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網絡身份技術事業部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