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鑒美國、印度及臺灣地區民間借貸制度，結合我國國情，文章指出對于借貸主體應該既要求注冊資本，又要進行形式審查和實質審查；借貸利率的確定應從借貸種類、是否有擔保等因素考慮；監管體制的完善應從完善準入機制、建立風險監測預警機制及建立公眾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進行，由此來規制民間借貸。
【關鍵詞】民間借貸 法制建設 利率 監管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民間借貸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但它不是正規融資，雖能活躍金融市場，卻也增加了金融機構的不穩定性。如：在民間借貸過程中極有可能會發生高利貸、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違法行為；或者約定的借貸利率違反法律規定。因此，出臺統一的民間借貸相關法律，明確民間借貸的法律地位，規范民間借貸的發展，加強監管，能夠促進民間借貸市場的完善，充分發揮民間借貸的作用，應對民間借貸的風險。
我國民間借貸的法制現狀
盡管目前民間借貸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但有關民間借貸的具體規范其實并不少，主要包括：憲法、法律（包括《民法通則》、《合同法》、《公司法》）、 行政法規（如《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地方性法規（如《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司法解釋（如《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等）、部門規章（如《貸款通則》）。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國關于民間借貸的相關法律數量不少，且從不同側面對民間借貸進行了調整，但其法律規則的零散化和不協調，使民間借貸在實踐中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重復規定、相互不能銜接等問題普遍存在。2014年3月的《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及《實施細則》也并未規定對民間借貸進行嚴格的審核和監督程序，這無疑增加了民間借貸得風險。因此，我國民間借貸市場風險高，亟需相關專門立法保駕護航。
我國現行法律對民間借貸的調整缺乏專門法律規范，這使得相關民間借貸很多基本問題無法確認，實踐中帶來了風險。主要問題包括：
民間借貸主體不明確。目前實踐中對民間借貸的放貸人沒有統一標準，借貸行為營利與否并不是確認是否為民間借貸放貸人的標準；有地下錢莊，也有如財務公司、貸款公司，它們是只貸不存的金融機構。2015年9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民間借貸不管有償還是無償，只要不違反年利率36%的規定，法律都是允許的。
我國《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第四條規定，禁止非法發放貸款，這是非法活動。①由此可以看出，對于以營利為目的，連續的民間借貸，無論放貸主體是什么形式，必須要經法定國家機關核準并登記，否則是違法的。2010年《貸款通則》修訂稿規定，作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業和個人，即使未經批準，也可以從事放貸行為，但其放貸總額、筆數和利息收入要符合法律要求，②可見，該法對民間借貸主體準入的管制放松了，擴大了借貸主體的范圍。現有法律并沒有明確禁止企業作為民間借貸出借方，但是明確規定了公民與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對于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借貸是否屬于合法的民間借貸，而沒有突破企業與企業之間不可以進行資金拆借的規定。
民間借貸利率的規定不合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提高了民間借貸的年利率上限要求，由原來不能超出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24%左右），提高為年利率36%，法律不保護年利率超過36%部分。即使如此，上限的規定依然與目前無序的民間借貸市場和風險現狀不太適用。
對發放高利貸僅僅不保護其超過36%以外的利率，任意約定高利率的后果最多是超過的部分不予保護，這使得高利貸發放者的違法成本在司法實踐中幾乎為零。另外，實踐中，多數民間放貸人想盡辦法掩蓋高額利息的不法行為，如預先將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差額部分為利息，③規避法律對民間借貸利率的上限規定。
民間借貸缺乏監管機制。目前，我國依舊沒有一套適用于民間借貸的監管體制。對于民間借貸，我國還處于摸索時期，還存在著監管主體缺位、監管形式不完善等問題，而且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對于民間借貸行為該怎樣監管、什么時候可以介入監管、監管的力度如何等問題作出具體規定。民間借貸行為監管主體的缺位導致國家職能部門之間互相推諉責任，民間借貸長期缺乏規范的監管，這種無序發展的狀態隱藏了非常多的不安全因素，這不僅阻礙了民間借貸的健康發展，對于國家金融秩序也具有非常嚴重的危害性。
其他國家或地區民間借貸制度及對我國的啟示
美國的民間借貸制度。美國的金融市場一直以來都是最為發達的。在美國，不僅正規金融市場呈現鼎盛發展的趨勢，就連非正規金融市場也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這離不開美國政府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努力和其采取的正確態度。當民間借貸產生時，美國政府沒有過分抵制其發展，而是結合自身發展實際，肯定了民間借貸的合法性，明確了民間借貸在金融市場中的地位。被陽光化的民間借貸充分發揮了它的積極作用，促進了美國的中小企業經濟的快速發展。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通過了《小企業法案》，做出了中小企業管理局負責監管和審查中、小企業投資公司的合規性的規定，并且嚴格限制了中、小企業的融資資金的用途。但是，美國并沒有完全放任民間借貸的發展，對于民間借貸的利率作了明確的限定，規定了借款利率的最高限額，基本利率通常在6%到16%之間，并且可以根據具體的借款資金用途、數額等因素上下浮動。
印度的民間借貸制度。印度在1935年成立了儲蓄銀行，曾試著對土錢莊（類似于我國的地下錢莊）實行現代化銀行的金融監管模式，但最終因遭到土錢莊的抵制反抗而沒有成功，而且沒有阻擋住土錢莊等民間金融在印度依舊盛行的趨勢。現在，印度通過注冊或者由儲蓄銀行管理的方式對民間非正規金融機構進行監督。這有利于及時準確掌握有關民間金融機構的活動信息，也充分保證了民間金融在整個金融市場中的積極作用，還表明了印度對民間金融活動的安全性、穩定性的高度重視。印度政府為了使得正規金融市場和非正規金融市場在印度金融市場整體中呈現出全面和諧發展的景象，主要通過以下方式管理民間金融：第一，創造豐富的金融服務類別，除了滿足人們的貸款需求外，更要加強滿足人們對于儲蓄、理財和保險的需求。第二，加強鼓勵、引導非正規金融機構的金融活動進入正軌，使其規范化。
我國臺灣地區的民間借貸制度。臺灣地區的民間借貸也產生了非常久的時間，從起初的傳統的民間互助會、錢莊到后來興起的租賃公司、中小額貸款公司，再到現在的地下期貨公司等金融力量。民間借貸在臺灣地區得到迅速發展，迄今已經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加入到民間借貸的活動中，由于臺灣民眾對于民間借貸具有熱情高漲的參與積極性，并且臺灣地區的正規金融活動對于民營企業采取嚴格的管制，使得臺灣地區的民間借貸以不可阻擋的勢頭迅速發展了起來。在民間借貸等非正規金融活動進入金融市場后，臺灣政府采取了嚴格的監管政策，表現在：臺灣地區于1960年取締非正規金融活動、1975年打擊地下錢莊、1989年大清理地下投資公司。臺灣地區還打擊并取締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地下融資組織，并且整頓了互助性較強或規范化的民間借貸組織，才允許其合法化。
啟示。第一，加緊對民間借貸活動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制定，給予民間借貸合理化身份。我國現階段的金融制度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還不夠完善和成熟。一方面，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比較低的事實情況造成銀行非常珍惜對中、小企業的放貸。另一方面，在我國互助性民間金融機構是比較缺乏的。現階段我國產權不明的農村信用社，以政府出資為主，但在治理中存在不民主等重大問題，這使得其民間互助性質不明顯，卻讓其盈利性成為首要的價值追求。這種情況下沒有法律細致規定的嚴格規范很容易出現民間借貸活動的混亂，所以急需一部法律通過明確民間借貸主體，限制借貸利率等規范民間借貸，為金融市場保駕護航。
第二，改變現行的監管思路，正確認識民間借貸的法律地位。民間借貸活動應運而生，有效地補充了正規金融體系的不足，在金融市場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民間借貸活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應該也很難被完全消除，所以我國政府可以試著改變原有的對于民間借貸的抵制態度，支持并引導民間借貸活動正式進入正規金融體系中，使非正規金融體系與正規金融體系實現相得益彰的發展局面。
我國民間借貸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議
明確民間借貸的主體。嚴格限制商事性民間借貸放貸人準入的資格。依據我國現行的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以及民間借貸活動的發展現狀，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來限定商事性民間借貸放貸人的資格。第一，要想具備放貸人的資格，必須擁有比較高的注冊資本。自然人在準入資格的方式上，可以通過注冊予以確立作為民間借貸放貸人主體的資格，且不應過多被要求注冊資金，但是，在對外責任上不減輕，仍應承擔無限責任。第二，嚴格依法審查申請人的資格，既要對其進行形式審查，也要對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行為的情形予以揭露，進行實質審查。在設立商事性民間借貸放貸人準入門檻時應警惕強迫交易、高利貸、雇傭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收債等違法犯罪行為進入借貸市場。我國民間借貸的專門立法可以通過以下方面重點審查放貸人的資格，如：是不是有犯罪記錄、借貸記錄是不是清白的、過去有沒有破產記錄等，如果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有犯罪前科則不能被準入。
對于企業之間的借貸活動，分情況對其合法性進行判別。企業之間一般會基于業務往來而發生借貸行為，然而放貸企業作為非專門從事借貸業務的主體，是有別于以盈利為目的的商事性民間借貸放貸人的，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非常必要也不可避免，所以企業之間的借貸行為也比較普遍，應該有條件的承認企業之間的部分貸款的合法地位。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立法經驗并結合各地司法實踐的探索，在未來相關立法中不僅保留并加強對企業之間借貸的監管，而且列舉出企業之間的部分合法借貸，肯定其準確的法律地位。如企業自有資金進行暫時調配的行為；相關企業之間出于業務往來不可避免的借貸行為；企業為了解決內部職工工資薪酬或者用于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且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借貸行為。
合理限制民間借貸的利率。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與民間借貸的規范性息息相關，因此，合理限制民間借貸的利率成為規范民間借貸的核心問題。筆者認為，規范民間借貸的利率，首先要為民間借貸合理地設置利率上限，并明確規定超過借貸利率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在不損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借貸利率可以突破年利率36%的限制，國家不宜過分干預，應該保護借貸雙方當事人的協商意愿，以促進借貸雙方的可持續發展。可以把放貸人種類、貸款性質和用途等作為確定借貸最高利率限制的影響因素，然后根據具體情況做出不同的合理限制：第一，放貸人種類。因為放貸人一定會承擔借款追不回來、延誤項目運行進度等風險，作出商事性民間借貸利率可以適當高于民事性民間借貸利率的規定是合理且必要的。第二，借貸是否有擔保。無擔保的借貸人承擔的風險可能更高，為了促成這種貸款的達成，規定其利率可以高于有擔保的借貸利率。第三，借款用途。貧困地區公民極有可能為了滿足日常生活消費需要而向親戚朋友借錢，這種消費性民間借貸具有特殊的地位，國家可以通過法律規定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證這些貧困地區居民日常生活的正常進行，使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得到更好的保護。
明確規定超過借貸利率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我國目前民間借貸市場中存在許多不穩定、不安全的因素，例如有經驗的放貸人通常會選擇依靠黑社會的暴力力量等非法手段實現催債，這種行為具有非常大的社會危害性，我們必須利用嚴格的刑事手段以達到打擊民間高利率借貸、暴力催債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目的。我們可以對民間借貸利率水平作出兩個界限，然后分別規定相對應的法律責任。比如確定一個放貸利率上限作為承擔刑事責任的標準，在此限以上的放貸就要受到刑事處罰；再確定一個相對較低的利率水平作為要求高利率放貸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標準，如果借貸雙方約定的借貸利率超過此利率上限，卻不足以構成追究刑事責任的條件的，我們可以通過追究民事責任予以保護借款人的合法權益。
完善民間借貸的監管體制。國家對于民間借貸的監管制度對于規范發展民間借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應該重視監管工作的落實，改革現有監管制度，使監管力度得當，充分發揮民間借貸在金融市場中的正面效能，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完善市場準入機制。以審慎監管為原則制定嚴格的市場準入機制，通過加強嚴謹的行政監管、合理限制主體成員、限定機構業務范圍等法律規制降低經營過程中的風險，保障民間借貸市場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上大展身手。
建立風險監測預警機制。在出現問題的情況時，利用風險預警機制，可以在第一時間內作出風險的等級和類別的準確判斷，及時處理風險，讓民間借貸風險稍一露頭，就將其鏟除，從而加強監管的效果，從事后監管轉為事前預防，有效的降低風險對金融市場造成的不利影響。
對公眾建立信息披露的規范體系。可以要求企業按照規定披露財務狀況、資金的用途、運行效益等狀況，讓信息處于公開透明的狀態，便于民間借貸融資主體查知，提高投資者識別風險的能力，并盡可能做出較為正確的投資決斷，④從而有效避免風險、及時處理風險。公安機關、人民法院等監管部門應該充分利用職權，協調配合人民銀行，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和查處力度。
另外，還應加強民間借貸征信體系建設，對征信系統進行規范管理，為民間借貸主體的需求提供相應的服務，如信息查詢、信用額度查詢等。
（作者為河北金融學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項目“關于我國民間借貸法制建設問題研究”的成果，項目編號：HB14FX036）
【注釋】
①黎泳泳：“民間借貸的刑法規制”，華東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②羅歡歡：“企業間借貸行為法律規制及立法研究”，華東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③施陳繼：“芻議民間金融的法律規范問題”，《浙江金融》，2014年第3期。
④劉光宗：“產業投資基金立法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責編 /張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