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需求側及需求管理的角度來看，需求本身存在硬性約束，需求管理在解決供給與需求的矛盾中的動力也逐漸減弱，難以再承擔起保增長的使命。

第一，從需求側本身來看。一直困擾中國經濟的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并非絕對意義上的需求不足，實質上表現為低水平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它是以中國產業結構的低級化為基礎的；另一方面它是在中國居民收入水平總體上升而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中形成的。以拉動內需為目的的積極財政政策之所以沒有充分達到刺激居民消費目的，在于這種問題本質上是供給側的問題，并非需求管理手段所能解決的，需要創新供給以創造新需求。

外貿發展余地越來越小，難以有效刺激出口需求。2000年以來，隨著產品內分工模式主導下的全球價值鏈條和地區性價值鏈條的最終形成，支撐我國制成品出口增長的最大動力來源——對其他經濟體的自然替代過程——已經消失了，無論是增加對現有市場的出口，還是開拓新興出口市場，只能依賴于目標市場規模的擴張，或者，在與其他出口國的競爭中獲勝。顯然，這些只能帶來邊際意義上的貢獻，可以穩定我國的制成品出口，但是不足以推動我國制成品的持續高速增長。

企業的投資需求，由于多年來粗放式投資的結果，新增投資的資本邊際效率降低。而大規模財政刺激下的定向產業投資，從歷史經驗來看，又將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

第二，從需求管理角度來看。管理總需求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由于以往的歷次經濟刺激以財政和貨幣手段加大資源投資，特別是信貸投入，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積累了很高的杠桿，這在經濟增速下降的狀態下，蘊含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另外，財政貨幣政策本身也受限于客觀條件的約束。

匯率利率聯動制約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制約了需求管理的手段。在資本雙向流動加大、國內外金融市場日益緊密聯系的環境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幅降低。貨幣政策日益受到歐美等國政策的影響，獨立使用貨幣政策刺激國內需求的約束越來越強。

我國稅收進入低速增長新階段，同時財政支出剛性限制了財政政策運作的空間。這是因為企業增加值等指標放緩，經濟條件難以支撐稅收的高速增長。在這種環境下，財政支出剛性還在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