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濟市，母子三人正在路邊等寄宿學校的校車，到20公里外的縣城去上小學。姐姐上六年級，弟弟上二年級，兩周回一次家。視覺中國供圖（資料圖片）

安徽肥東縣大陸小學，參加體育運動也是很多農村孩子的夢想，但因為條件簡陋或者缺乏老師，很多時候只能自己玩。視覺中國供圖（資料圖片）

□社會資本對教育懲戒權勝利的背后，并不意味著家長對學校的勝利，因為最后的吃虧者往往依然是學生

□從“直接懲戒”到“間接懲戒”進而走向“故意無視”的冷性暴力，折射出底層鄉校在村落教育變遷中對學生管理的無奈

□被標簽化的失敗者在其他校園日常生活中尋找個體意義以擺脫失敗魔咒，這意味著自我放棄下，隱性輟學的發生可能會變成一種略帶英雄主義色彩的抗爭

當今社會留守兒童關愛體系存在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關愛與現實的學校規訓彼此混淆。它不是通過恢復留守兒童在校園里的“主體性”和“自由空間”，而是用無數的“禁止”和“規訓”去彌補教師，尤其是生活教師的不足。

“保證安全即是給予關愛”的潛在邏輯恰恰偏離了關愛體系建構最為核心的精髓：在勞動力大量外出的現實下，如何讓學校成為留守兒童真正喜歡的地方。由此，在這套關愛體系南轅北轍的持續性實踐下，中國西部地區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往往可能越被關愛，卻越陷入規訓和抗爭的痛苦中。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持續深入中國底層鄉校，揭示中國經濟發展奇跡背后，西部寄宿制學校中底層孩子們的日常微觀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