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誤判的危險性
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美國的焦慮感在上升，自信心在下降。華盛頓決策圈內外圍繞是否將對華戰略從“接觸”轉變為“遏制”一直有所爭論。自2015年以來，主張對華強硬的聲音有了明顯上升勢頭，而對中美關系保持樂觀態度的聲音正趨減弱，精英階層對華看法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
在許多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看來，盡管暫時融入了現行的國際體系，但中國最終還是要挑戰這個體系，以便構建符合自身利益的體系。他們認為指望中國成為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只是一種樂觀的甚至是虛幻的想法，中國只是在等待時機。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埃米·澤加特（Amy Zegart）指出，“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是，中國與所有大國一樣，不會僅僅滿足于現存的國際體系。中國會提出和制訂服務于中國自己利益的法律、制度、組織章程和行為規范，繞開、忽視乃至終結那些不符合它利益的法律、制度、章程和規范。”⑦一些前政府官員或知名學者甚至認為過去八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然失敗，沒有能夠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公開主張轉變對華戰略。2015年3月，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發表一份題為“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⑧的報告。在他們看來，中國已經制定了一個大戰略：強化對中國社會的控制，安撫周邊國家、鞏固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并取代美國作為亞洲最重要大國的地位。該報告認為，未來數十年，中國將仍然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而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長期處于戰略對抗的可能性很高。基于上述分析，這份報告主張，美國需要“對現行政策作出重大改變，以便限制中國經濟和軍事擴張危及美國在亞洲和全球的利益”。這份報告進而提出美國需要一個全新的對華大戰略來制衡中國的崛起，建議未來更多地依靠“施壓和競爭”，而較少依靠“支持與合作”。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David Lampton）不無擔憂地指出，中美關系正在接近“臨界點”。他說：“盡管美中關系的根基還沒有坍塌，但是一部分重要的美國政策精英日益傾向于把中國看成是美國在全球主導權的一個威脅，而在中國，越來越多的精英派別與公眾也把美國看作是中國獲得應有國際地位的障礙和無助于中國維護國內穩定的因素”。⑨
美國精英階層的對華政策辯論中負面噪音抬頭，中方也有更多人士傾向于認為美國遏制或制衡中國的意圖愈加明顯。隨著中美在西太地區的戰略博弈進一步升級，中國國內也在研判美國的所作所為。與以往相比，主張對美國采取強硬回擊的人數在增多，影響在加大。而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挑釁行為更讓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的所作所為就是針對中國而來。一時間，各種陰謀論也隨之而來。在中國學者當中，有人開始討論中美是否已陷入或正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戰略互疑不斷加深，有意無意影響到雙方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因此在諸多問題上蘊含沖突與對抗的風險，可能導致兩國關系的大幅震蕩。這些風險點主要包括：美國直接插手涉及中國領土領海主權之爭的議題，諸如臺灣地區及東海、南海等；中美之間包括外太空和網絡空間在內軍備競賽的潛在風險；中美在西太地區的軍事博弈強化，美國近海抵近偵察與反偵察導致海上擦撞的可能性上升；美國利用中國國內不穩定因素進行滲透，推波助瀾，包括利用民主與人權問題對華施壓，等等。此外，第三方因素如果處置不當，也有可能將中美拖入對抗的局面，甚至顛覆整個中美關系。這些都會引發一方或雙方的戰略誤判，最終導致雙方都從消極面去解讀對方所采取的行動，進而采取反制措施，從而導致局勢不斷升級，乃至最終局面失控。
一旦出現戰略誤判，那么帶來的后果將是難以想象的。中美都是超大型國家，綜合國力居世界前列，都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盡管雙方相互競爭，但在很多問題上相互合作。一旦出現戰略對抗，就會出現雙輸的局面。稍好的局面就是類似冷戰時期的“冷和平”，雙方各自拉攏一些國家你來我往，中美則避免正面交鋒，其結果將造成世界的分裂。糟糕的結局則是中美出現戰略對抗，雙方正面碰撞，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不僅會使得兩國付出巨大代價，也會給地區和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兩場戰爭都和戰略誤判直接相關，留下了慘痛的教訓。朝鮮戰爭爆發后，面對中方的一再警告，麥克阿瑟卻誤判中國不可能參戰，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界，結果中國被迫派遣志愿軍入朝作戰，于是從而造成中美直接軍事對抗。中美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對抗使得雙方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用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的話來說，就是“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一個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⑩有研究表明，1950年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死亡人數超過125萬人。中美在朝鮮戰場的對抗也僵化了兩國的政策抉擇，從而大大延遲了中美關系的改善。中國也喪失了解放臺灣、實現國家統一的良機。而1955至1975年的越南戰爭，各方死亡總數接近210萬人。美國之所以逐步介入越南戰爭，就是出現了戰略誤判，擔心共產主義擴張使得東南亞各國赤化，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其結果是美國一步一步陷入泥潭，打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場戰爭。
中美如何避免戰略誤判
由于正面碰撞的后果難以想象，因此中美都有意采取舉措來避免戰略誤判與對抗。而當前中美關系依舊平穩，尤其是雙邊合作的日益加深為兩國避免誤判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就積極面而言，中美兩國在伊核、朝核、打擊恐怖主義、氣候變暖、人道主義救援、國際反腐等涉及雙邊、地區和全球領域的諸多問題上保持溝通協調，并采取了總體上合作的態度。中美在氣候變暖問題上達成的共識，對于達成具有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而中美經貿關系愈加密切，相互依賴進一步加深，繼續發揮壓艙石的作用。
中美應當繼續探索和推動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自冷戰結束以來，兩國一直試圖就中美關系的發展方向進行定位，探尋和平相處、合作共贏的路徑。中國倡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實際上表達了中方積極的政治意愿。然而，美國一些人士擔心這只是中方的一種圈套，意在為中國的崛起贏得時間，并誘導美國上鉤。這種對中國倡議的猜忌，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中美缺乏戰略互信。目前，美方對于“不沖突、不對抗”這一點與中方有較高共識，而對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后兩點則持保留態度。時至今日，奧巴馬本人在公開場合一直回避使用“新型大國關系”這一術語。不過，基辛格明確肯定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的重要性，認為這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路徑。在基辛格看來，20世紀德國的崛起引發了兩次災難性的世界大戰。21世紀，中國的崛起也帶來了類似的結構性挑戰。“美中兩國（21世紀的主要競爭者）首腦承諾通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避免歐洲悲劇的重演。這一概念的具體內容仍有待兩國共同闡明。美中（或其中一個）提出這個概念也許是一種戰術策略。盡管如此，這是避免重蹈昔日歷史悲劇的唯一出路。”未來中美兩國可以就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進行磋商，以促進共識。
繼續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以增進戰略互信。在多邊層面，中美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分歧較少，可以進一步合作。在雙邊關系上，可以加強雙邊經濟政策的協調，大力推進中美經貿合作，讓中美關系的基石更為牢固。2015年，中國首次超越加拿大，成為美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根據美方統計數據，2015年中美經貿總額達到了5981億美元。未來可以加快中美雙邊投資協議的談判工作，以促進雙方投資增長。
建立和利用好相關機制，加強相互間對話，管控分歧。首先要改變思維模式，正確看待中美之間存在的分歧，并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以客觀務實的態度，加強溝通協調，求同存異，避免矛盾外溢，防止個別分歧主導整個中美關系的走向。如何解決安全困境的問題，這在西太地區顯得尤為重要。當前東亞出現了“二元結構”，即中國是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而美國則成為地區安全的主導力量。周邊國家也利用這種態勢左右逢源，使得中美之間的博弈加劇。未來隨著中美實力差距的逐步縮小，這種博弈將會更加凸顯。兩國如何采取措施，實現良性競爭，而非惡性對抗，則是中美及地區內各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繼續推動中美軍事交流，保持近兩年來良好的發展勢頭。自冷戰結束以來，兩軍關系就是雙邊關系中的短板，兩軍之間戰略互疑最多。盡管軍事互信一時間還很難建立起來，但有接觸總比沒有接觸好，有交流總比沒有交流好，對話比對抗好，接近比疏遠好。即使是在雙方尖銳分歧的問題上，如美國對中國的抵近偵察，雙方也可以進行對話；即使一時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達成一種臨時性、過渡性安排也是個辦法。
積極加強兩國的人文交流，推動社會各界往來，從而使得中美雙邊關系的發展有一個穩固的社會基礎。未來中美之間的交往，不應僅限于兩國官方的往來，更要注重推動兩國民間交往，以增進相互了解，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中美能否避免戰略誤判、成功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取決于兩國的共同努力。盡管面臨諸多困難，但只要兩國保持戰略耐心，加強合作，管控分歧，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間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進而建立起良性互動的關系還是完全可能的。
【注釋】
①馮武勇，劉秀玲：“安倍為何急于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新華每日電訊》，2015年4月29日，第7版。
②高攀，鄭啟航：“美國反對亞投行是個錯誤—訪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伯格斯滕”，新華網華盛頓，2015年3月18日電，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19/c_1114700721.htm。
③袁征：“美國民眾對中國崛起的認知”，《美國研究》2013年第4期。
④⑤⑥［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93頁，第298頁，第305頁，第481頁。
⑦Amy Zegart, "Should the US Be Bullish or Bearish on China's Ri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0, 2014.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4/06/20/should-america-be-bullish-or-bearish-on-chinas-rise/.
⑧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No. 72，March 2015.
⑨David M. 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China's Refor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hich was co-hosted by The Carter Center and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ver May 6-7, 2015. Available at : 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⑩Omar N. Bradley,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May 15, 1951. In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hearings, 82nd Cong., 1st sess.,pt..2, p.732(1951).
Bethany Lacina and Nils P. Gleditsch, "Monitoring Trends in Global Combat: A New Dataset of Battle Deaths,"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5) 21:pp.145-166.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See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2015.
田帆，李建敏：“習近平會見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領導人”，新華網華盛頓，2015年9月25日，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6/c_1116685973.htm。
責編/王坤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