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雖然說中美關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必然性，但是絕不是說中美之間可以我行我素、坐等超越的自然實現。只有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背景下，摒棄落后過時的“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雙方的決策者、各政府部門、各界精英乃至普羅大眾的共同努力，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實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的愿景才會最終實現。
對中美關系的認知和心態的調整。“修昔底德陷阱”的要害在于兩點：一是新興大國的崛起，二是霸權國家的恐懼。因此，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必須從這兩方面來思考。
第一，中國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最重要的新興大國，也是美國最為擔憂的對其霸權的挑戰國，但是，不僅是美國，還有我們自己，要對中國的崛起有一個正確的、客觀的認知。這包括對兩個問題的認識：
首先，中國是否已經真正崛起？不錯，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綜合國力得到了飛躍式發展，2010年GDP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經濟領域舉足輕重的國家，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也獲得了顯著的提升。雖然國際關系中人們普遍看重的是國家整體GDP的規模，但是人均GDP的水平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標準。中國的經濟總量確實在不斷擴大，但是人均水平還是很低，目前我國人均GDP大約是7500美元，在世界上排名處于90名左右，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此外，中國在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國家統一、體制改革、反腐敗、貧富差距、發展不平衡、教育醫療的不完善、食品安全等領域存在著大量的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問題。客觀地說，中國才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都還沒有實現，以前的快速發展是因為我們的基數太低所致，今后的發展會遇到更大的問題。如果非要說崛起，筆者認為中國也只是剛剛走上崛起的軌道，離真正意義的崛起還差得遠。
其次，中國崛起的路徑是走和平發展道路。早在2005年，中國政府就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闡述了中國走和平發展之路的立場和決心。中國歷屆政府都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妥善處理各種國際國內關系，努力化解矛盾和摩擦，用實際行動表明了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中國在軍事建設上長期采取克制的政策，只是近幾年由于維護基本國家利益的需要剛剛開始加快了發展的步伐，目前僅以軍事指標來看，美國軍費開支至少是中國的4倍，中國軍力根本無法與美國相比。對于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美國人要么視而不見，要么不予置信，這是對中國戰略的嚴重誤讀。
第二，美國對中國崛起、挑戰美國霸權的恐懼感是無中生有、心理失衡的表現。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美國習慣于從靜止的觀點看待自己的霸權地位，總想保持對其他國家全面的、絕對的優勢地位，總想在國際事務中保持絕對的控制權，對其他大國的政策和行動總是給予過度的解讀，總覺著別國是在挑戰自己。當中國隨著綜合國力的發展對世界事務的發言權獲得適當的提升時，比如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得到增加，中國在釣魚島、南海被迫出手維護國家主權，中國為發展國際經濟合作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等，都被美國政府解讀為對美國霸權的挑戰。實際上，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國與國之間在國際事務中的責任、權力、利益的適當調整是一種自然的現象，美國是敏感過了頭。
其次，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任何國家敢與美國為敵，但是美國又是一個不能缺少敵人的國家，因此就要不斷為自己制造敵人。二戰以后，支撐美國全球霸權的主要支柱有兩個：一個是美元霸權；一個是戰爭機器。美國要保持美元的世界霸權地位，缺少不了強大的戰爭機器。美國打壓對手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手打國際金融牌，一手握戰爭大棒。二戰之后，美國的軍事工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之一，現在，美國的軍工企業和與軍事有關的高科技行業的GDP占到一半以上。因此，美國是一個不能沒有敵人的國家，即使出于部門和軍工集團的利益，沒有敵人也要塑造一個敵人出來。著名學者約瑟夫·奈強烈呼吁美國不要把中國當成“敵人”，他對“美國感覺自己需要一個敵人，于是把中國塑造成敵人”這一點感到擔憂。③2016年5月6日，前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在華盛頓表示，美國下任總統最為困難的外交挑戰就是平衡好中美兩國之間存在的伙伴與競爭關系。這位資深外交官認為，把中國看作是美國的敵人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再次，從民間的主流民意來講，除了極少數網絡憤青和個別激進專家外，即使在目前民族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中國老百姓的反美情緒并不嚴重，這與反日情緒的高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中國人不僅知道美國人曾經參與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幫助國民黨打內戰，而且記得美國人帶頭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幫助中國開辦現代教育和醫療機構，通過赴美留學為中國培養大量的現代人才，曾幫助中國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20世紀70年代中美聯手對抗蘇聯的擴張等等，因此，中國人對美國的價值觀、文化和生活方式抵觸情緒較小，一部分人甚至心生羨慕。從各級官員到普通百姓，甚至一些口頭上反美的激進分子，熱衷于送子女到美國留學就是一個明證。因此，在民間層面，中國也不具有挑戰美國的民意基礎。反過來講，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執意在圍堵、遏制中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那么未來中國的民意肯定會發生不利于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變化。
總之，美國需要在新的時代正確地看待和處理中美關系，調整對抗的心態，代之以合作的誠意。在不斷調試的中美關系中，兩國都需要克服彼此之間的相互恐懼。為此，兩國相互提升政策透明度、加強溝通理解、建立有效的互信機制至關重要。
從博弈論的角度講，中美在國際制度框架內的競爭與合作可以避開“修昔底德陷阱”。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美關系面臨著“囚徒困境”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諸多困境，國際關系理論界對此有不同解釋。現實主義學派認為中美關系似乎無解，但是從自由主義范式出發，利用制度合作博弈理論分析，可以有效化解中美關系中的困境。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奧曼提出了“重復博弈理論”。如果大國之間只有“一錘子買賣”式的單次博弈，那么大國關系就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但如果大國之間的博弈是重復的、多次的，那么大國就會對自身的行為有所顧忌，它們會逐漸認識到，不良的國家行為必然導致博弈對手的報復和懲罰，因此重復博弈的結果就相對容易產生合作的結局。④
2012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雙方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作為主題，這一概念被高調推出。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雙方達成共同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共識。2014年11月，在奧巴馬總統訪華期間，習近平主席又提出從六個重點方向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代表著一種嶄新的國際關系理念，是用一種新思維、新眼光來看待和規劃中美關系前景。客觀地講，美方對新型大國關系的興趣不足，重視程度不夠，研究也不深入。建設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不是中方一國的事情，缺少美方的誠意與合作，再好的思想也不會產生好的結果。真心希望美國的精英和決策者，認真仔細研究一下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并且建設性地提出美方的看法，并且在各種交流對話機制中進行真誠的磋商。只有中美兩國同心協力，建設新型大國關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愿景才能最終達成。
中美在大國關系的主要領域應加強理解與合作。目前，大國關系中的矛盾和分歧主要表現在國際權力的爭奪、意識形態對立、經濟利益的矛盾、對全球共同問題的有效治理等方面，中美關系也不例外。⑤
第一，化解國際權力的爭奪：尋求責任與權力的平衡。單純地追求在國際社會的權力、企圖獲得某種絕對安全、過分強調相對收益的做法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落后思想。中美兩國應該意識到作為負責任大國，必須摒棄過時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把追求權力變為追求為本國人民謀取更大福祉，同時兼顧其他國家和維護世界全體人民的正當利益。既然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獲得了實質性提升，那么美國就應當正視這種現實，對國際責任和國際權力進行適當的調整和平衡，使中國切實地負起應盡的責任。
第二，正視意識形態的對立：變斗爭為競爭。意識形態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本國的人民謀求最大的利益，各國由于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原因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無可厚非。戰爭在大國之間已經成為風險最大、可能性最低的時代，各大國睿智的領導人應該樹立一種長遠的戰略眼光，把意識形態斗爭變為意識形態競爭，把政治對抗變為政治對話，看看誰的選擇更能使本國人民獲得實實在在的福祉和利益。說到底，意識形態不具有目的價值，而是一種為民族、為大眾的發展造福的工具性的手段。
就筆者個人而言，非常敬佩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自由貿易等價值觀以及美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大量公共產品對世界文明發展的巨大貢獻，同時希望未來中國也能在一些觀念和領域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但是任何理念都有其局限性和適用性，如果不顧各國的具體環境和國情而強行推廣，必然造成巨大失誤，給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近年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政策失敗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證。因此，我們必須尊重世界的多樣性，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力。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和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思想對思考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問題具有極大的啟示。
第三，正確處理經濟利益的矛盾：競爭與合作并舉。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經濟利益矛盾主要表現在雙邊貿易嚴重失衡、美國對先進高端技術出口的限制、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等問題上。為化解中美之間的經濟利益矛盾，雙方應遵循競爭與合作并舉的原則，在遵守規則、積極參與、有序競爭的前提下，切實保障各自應得的經濟利益；同時，也要通過對話協商、友好合作的方式，以制度化的方式消除彼此間的貿易壁壘，避免使其政治化，以達到合作共贏的目標。
第四，全球性問題的治理：協調與合作是唯一出路。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加強大國協調與務實合作，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重大課題和必然要求。作為負有重要責任的中美兩國，應當凝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勇于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加強兩國之間在具體問題上的協調力度，化解分歧增進互信，使目前陷于停滯的諸多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重現曙光。只有中美兩國齊心協力，才能推動最終形成一個普遍、高效、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
中美雙方在輿論導向和維護政策環境方面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這里有兩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
第一，中美雙方都應避免軍方人士不負責任的表態嚴重干擾兩國政府的理性決策。軍隊作為保護國家利益的強力工具，應該嚴格按照現代國家的要求，完全服從政治領導人的決策，而不可出于部門利益而自行其是。如果任由軍方的領導人發表無知、魯莽、不負責任的過激言論，對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將造成巨大傷害。比如，美國《紐約時報》2016年5月9日報道稱，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小哈利·B·哈里斯表示，他的部隊必須做好“今夜就開戰”的準備。“在中國問題上，我們需要準備好以有利位置來迎接所有的后果，”哈里斯上將說，“包括黃巖島，整個南海，又或者是某種網絡攻擊。”
第二，中美雙方的媒體都要樹立正確的新聞觀，做到實事求是，認識到惡意炒作的極大危害，為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彭博社網站2016年5月12日發表文章說，如果說歐洲人在一件事上與唐納德·特朗普不謀而合的話，那就是美國正在敗給中國。2015年，皮尤的一項全球研究發現，在歐洲主要國家，絕大多數人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或者說中國已經取代美國了。
以上兩種情況在中國也是經常發生的，政府亟需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強對新聞惡意炒作的管控，避免輿論走向極端化，否則對中美建設新型大國關系有百害而無一利。
【注釋】
①金燦榮：“中美關系與‘修昔底德陷阱’”，《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②熊光清：“經濟全球化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學術探索》，2007年第5期。
③“美國如何消化中國崛起？美學者強調開戰‘并非不可避免’”，中新社華盛頓，2015年4月14日。
④林宏宇：“博弈論視角下的中美戰略關系”，《人民論壇》，2012年第32期。
⑤邵峰：“大國競合的四類主要分歧及化解之道”，《國家治理》，2015年第1期。
責編 /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