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滄：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州）中位列第11。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機會公平度排名較高（位列第5），但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位列第13和第11）。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除了收入水平公平度以外，其他二級指標均處于中下水平。為此，對于臨滄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努力促進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差距的縮小，以及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和增加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幾個重點。

曲靖：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州）中位列第12。比較分析結果顯示，曲靖市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處于16個地市（州）中的中等偏下水平（均位列第9），而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5）。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這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偏低，以及城鄉收入水平差距較大均有關。為此，對于曲靖市，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以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三個重點。

怒江：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州）中位列第13。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州雖然擁有較高的機會公平度排名（位列第3），但是，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偏低（位列第16和第10）。通過進一步對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個二級指標進行分析，我們發現，首先，底線公平度排名在16個地市（州）中最低，與低保人數占常住人數比重過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較大兩方面均有關；其次，分配公平度得分偏低，主要與城鄉收入水平差距較大有關系。為此，對于怒江州，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以及促進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和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都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普洱：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州）中位列第14。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在16個地市（州）處于中等偏下水平（位列第9），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都為第14位。通過進一步對底線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進行分析，我們發現，該市城鄉低保人數占常住人數比重較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較大。為此，對于普洱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努力促進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差距的縮小，以及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麗江：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州）中位列第15。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以及分配公平度均排名靠后（分別位列第12、第13和第13）。通過進一步對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個二級指標進行分析，我們發現，首先，底線公平度得分偏低，與低保人數占常住人數比重過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較大兩方面均有關；其次，分配公平度得分偏低，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以及城鄉收入水平差距較大兩個方面有關系。為此，對于麗江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進一步提高中學教育完成率、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及促進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和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都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迪慶：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州）中排在末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州雖然擁有較高的機會公平度排名（位列第4），但是，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偏低（位列第15和第16）。通過進一步對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個二級指標進行分析，我們發現，除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排名較靠前（位列第6）以外，其他二級指標得分均偏低：低保人數占常住人數比重過高、城鄉居民消費收入水平差距較大，以及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偏低。為此，對于迪慶州，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促進城鄉居民消費和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可能產生的誤差及后續可開展的研究說明

現實中，即便是處于一個省區內的地市，其相互之間所處的發展階段也不盡相同。測評結果可能和人們對云南省各地市（州）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直觀印象存在一些偏差，不乏一些經濟水平相對靠前的地市（州），在測評結果中排名相對靠后。我們認為，這主要由各地市（州）當前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造成。例如，按照經濟學中的經典“ U”型曲線，隨著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均生產總值的不斷提高，該地區的經濟社會公平度很有可能經歷一個先下降、再上升的過程。因此，對于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市（州），相互之間在經濟社會公平度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絕對的可比性。不僅如此，各地市（州）因自然資源、地理區位等條件的不同，經歷的“ U”型曲線拐點處所需要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會不同，而且還有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也是為何我們在本次測評以及此前開展的系列測評中，都有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市（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反而相對較低的一個可能解釋。然而不管怎么說，正是因為經濟社會公平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往往出現這種先下降再上升的關系，長期來看，持續發展經濟，推進經濟水平更為健康和快速的提升，在當前仍處于全面發展經濟的中國各地區而言，對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高都是至關重要的。

數據可得性帶來的限制。雖然我們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理論分析模型，并以理論為指導選擇了最為接近的指標數據，構建了一套較為系統而全面的指標體系，但是在六個二級指標的指標數據選取方面，主要是以數據的可獲取性為導向，以能夠查詢到的各種公開數據為基礎，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標數據對于指標的準確反映水平。因此，測評得到的結果與各地市（州）的實際情況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難免。

更為深入的實地調研有助于對測評結果進行補充和修正。除了數據的可得性會給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指標數據的選擇帶來限制之外，現實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地市，有其自身不同的發展特色、發展重點和難點，這已經被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所指出并得到證實。因此在實際的測評工作中，評價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指標體系應盡量避免千篇一律，這不僅應反映在具體指標數據的選擇上，還應該反映在各指標權重的確定上。也正因此，在本次測評的基礎上，若能就相關問題在云南省16地市（州）廣泛開展實地調研，不但有利于準確把握各地市（州）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而且有助于根據各地市（州）發展重點等，針對不同地市（州）設計不同的指標數據以及確定不同的指標權重，進而對本次測評中得到的初步結果進行修正和補充。

如若可以獲取更為詳實的各地市（州）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將能夠在構建地市（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之基礎上，從實證的層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還有哪些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因素，會促進或限制云南省16地市（州）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升。比如，如果我們能夠獲取到關于16地市（州）近十年有關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產業轉型、城鄉社保、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等方面較為全面的相關數據，那么可以通過構建相應的面板數據模型，在測算出16地市（州）十年來經濟社會公平度得分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應用相關的統計分析軟件，開展計量分析，進而找尋出可能影響16地市（州）經濟社會公平度的財政、金融、基礎設施構建等方面的深層次的因素。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以此為基礎，應用趨勢分析等實證方法，對16地市（州）今后經濟社會公平度的變動情況進行研判。

【執筆：王  瑩（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