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亞非（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前G20特使）

世界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迄今仍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其復蘇速度是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緩慢的。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已同時陷入增長遲緩的周期性陷阱，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相當悲觀。

北京時間2016年9月，中國將作為東道國主持召開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國際社會對中國寄予厚望，希望中國繼續發揮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作用，拉動世界經濟的持續復蘇。

那么，世界經濟增長的障礙究竟有哪些？　　

一、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凸顯，使經濟增長面臨嚴峻挑戰。

IMF已將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3.6％調至3.4％，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也紛紛下調增長預期。在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大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場恐慌情緒彌漫，引發全球資本市場、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場震蕩頻頻，大幅下挫。

世界經濟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復蘇進程起伏跌宕，風險累積，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已經窮盡貨幣政策“工具箱”，貨幣嚴重超發，利率長期接近零甚至進入“負利率”時代，債務負擔日益加重，大多超過GDP的60％這個“警戒線”，全球已達57萬億美元。而且，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更加明顯，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對外依賴性較強的國家面臨巨大經濟壓力。

總需求不足和總供給失衡相互糾結，加深了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難度。最近，薩默斯等經濟學家就美國經濟的病因發表看法，各持己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增長藥方是沒有的，美國、歐洲和日本可能需要從總需求著手，加大投資，推進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則需要需求與供給相結合，更多從供給側改革著手，來適應經濟新常態，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以“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原有發展和改革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已不適應新的形勢。

根據IMF數據，以匯率計算，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已從1992年的83.6％下降至2012年的61.9％，同期發展中國家則從16.4％提升至38.1％，近年更超過40％。雙方經濟總量的接近與在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機構中話語權的懸殊的矛盾日漸突出。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之勢正在催生新的世界經濟格局，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完善。世界經濟增長需要破舊立新，尋找新的發展模式，改革全球治理體系，使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更好反映以新興經濟體力量迅速上升為標志的新的世界經濟格局。

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以及在適應新常態下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成功經驗令各國高度關注，中國“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新理念對于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和轉型也十分重要。

中國是世界經濟重要動力源，在世界經濟經歷長期低迷的時候承擔著拉動經濟增長的重任。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是6.9％，約占世界經濟增量的30％。同時，中國經濟結構更優化，第三產業比重達50.5％，比二產高出10％，最終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進一步升至66.4％。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進一步激發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情。中國平均每天新增1.2萬個市場主體，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在新增市場主體中占比超53％。

同時，習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作為中國對地區治理思想的創新，吸引了許多國家的注意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成立開業，為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合作發展提供了新的合作平臺，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新機遇，中國改革開放和持續發展的紅利將可以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分享。

三、世界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協調，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失衡和缺陷，阻礙了經濟復蘇的鞏固與經濟的增長。

隨著國際力量的消長，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分量不斷上升，G20取代G7成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臺。在世界經濟格局正在轉變的今天，G20需要在協調全球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以美元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嚴重失衡和巨大金融風險，亟需改革和補充。美國GDP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0％~22％，而使用美元或其貨幣與美元直接、間接掛鉤的國家占全球GDP和人口的比例均為60％左右，可見世界經濟分布與貨幣體系并不匹配。

改革貨幣體系，應該把促進國際儲備貨幣和大宗商品定價貨幣多元化作為重點。擴大IMF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范圍，使其能夠正式流通，不失為一種選擇。提振世界經濟、解決全球經濟難題需要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這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問題在于如何做，該制定什么樣的路線圖。機制因解決問題而生，為解決問題而變，國際機制也不例外。

G20目前處于發展和轉型的關鍵時期，這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機遇。只要G20成員團結一致，并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全球治理體系就有可能順利改革，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