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將“德藝雙馨”要求寫入法律，賦予其消除藝人的一些不當行為甚至違法行為對青少年、對電影事業發展以及對社會之負面影響的重任。這種愿望是美好的，但對“德藝雙馨”能否入法、以何種方式入法，還需要理性的判斷和設計。德藝雙馨，亟需的不僅是加入《電影產業促進法》，而且更要依靠電影產業行業自治，進行行業自律。

【關鍵詞】德藝雙馨 電影產業立法 行業自律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隨著電影市場的繁榮，一些負面問題也接踵而至，除了盜版、虛報票房外，天價片酬以及演藝人員參與“黃賭毒”等違法活動，暴露了某些電影從業人員道德水準的下滑和社會責任的缺失，這些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中國電影健康發展的“毒瘤”。藝人群體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其示范和引領作用不容小覷，特別是明星級藝人的違法犯罪和不道德行為，給世界觀和價值觀尚不牢靠的青少年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因而越來越需要更多的自律和他律，在此背景下，電影產業立法呼之欲出。

“德藝雙馨”能否入法、怎樣入法，需要理性的判斷和設計

德藝雙馨，形容一個人的德行和藝術（技藝）都具有良好的聲譽，一般用在從事藝術的人身上，這也是我們國家一直以來對文藝工作者的要求：高尚的道德品質為先，杰出的藝術成就為根。2016年8月29日，被稱為“中國電影第一法”《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直接將“德藝雙馨”的要求寫進第9條第2款，“演員、導演等電影從業人員應當按照德藝雙馨的要求，遵守法律法規，尊重社會公德，恪守職業道德，加強自律，樹立良好社會形象”。正如政協委員以及其他專家學者所言，促進我國電影產業的發展，相較“錢”來說，“人”是更加關鍵的問題。所以，擬將“德藝雙馨”要求寫入法律，賦予了其消除電影從業人員的一些不當行為對青少年、對電影事業發展以及對社會之負面影響的重任。愿望總是美好的，但對“德藝雙馨”能否入法、以何種方式入法，還需要理性的判斷和設計。

第一，“德藝雙馨”被納入《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反映了實踐中道德層面對演藝人員素質約束的乏力，也彰顯了大眾期望用法律強制力制止或者防止藝人道德滑坡的心理需求。盡管道德與法律常常會有共同的價值和取向，但法律會成為實現道德目標的萬能鑰匙嗎？從立法學的角度考量，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制的，其前提必須要經過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的價值衡量的過程，即當前者大于后者時，道德進入法律是得不償失的，此時會產生負價值；只有當社會收益高于社會成本時，道德的法律化才是有效的，才具有正價值。“德藝雙馨”，只是一個籠統的、導向性的道德范疇的價值要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藝術領域，對“德藝雙馨”內涵、外延的把握沒有一個固定的、具體的標準，實際上它是一個開放、動態的評價系統，主旨是對從事藝術的人在品德和藝術方面不斷砥礪。這種模糊的、抽象的、開放的道德標準，正好與追求文本含義確定性的法律相矛盾。《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中準備用法條來強調“德藝雙馨”，能產生多少社會實踐價值不得而知，但卻可能讓人產生了浪費立法及司法、執法資源的合理懷疑。

第二，還要注意，不能因為“德藝雙馨”飽含高大上的正能量，就可以成為其進入《電影產業促進法》的強勢理由。按照社會成員德行的差異，道德也是有價值等級劃分的，大致包括維持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基本道德和提升生活質量和增進人際聯系的高尚道德。道德法律化把握的原則之一是基本道德入法，而高尚道德法律化就要更加謹慎，除非有一定的法律權利作為回報。據統計，自2003年至2015年，只有近200位中國藝術家獲得“全國德藝雙馨藝術家”殊榮；同樣，自2004年至2015年，僅有194位藝術家獲得“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榮譽稱號。他們是評選出來的佼佼者，更是從藝人員中“德”和“藝”方面達到較高層次的榜樣和楷模，假若不加區分地將這些“德”和“藝”一股腦推進法律中，那么其他絕大部分藝人的行為就必然被推定為“無德、無藝”，他們就是“違法”的。這也有著一定的不合理性。

第三，《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中對“德藝雙馨”的要求前面，使用的是“應當”，而不是“必須”。“應當”或者“應該”往往是用來描述道德義務，暗含著義務的履行是一種自覺行為。而“必須”表達的是法律義務，彰顯的是其外在強制性，即通過明確的制裁、威脅，與其說是促進，毋寧說是保證社會成員遵守法律義務。“德藝雙馨”的義務要求，即使披上法律的外衣，骨子里仍舊是道德的本質，可以想象，實現“德藝雙馨”，是得益于個人的信念堅持以及社會輿論引導，還是依賴國家法律的外在強制，結論自不待言。另外，草案中對于違反“德藝雙馨”要求的行為，并沒有配套的處罰性條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律的尊嚴在于執行。如果缺失違反后的強制措施的保駕護航，“德藝雙馨入法”的初衷和目標恐怕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

德藝雙馨，更要依靠電影產業行業自治，進行行業自律

現代意義的行業自治發端于18世紀末工業革命爆發后，立法程序的嚴格和條文的繁瑣僵化導致法律滯后于商業實踐，而行業自治規則因其相對簡便靈活而得以脫穎而出、大顯身手，以行業協會為代表的“第三方治理”開始崛起。電影行業的自治也是各有特色：1922年美國電影史上第一個行業協會“美國電影制片與發行協會”（MPPDA）成立，開啟了自發型、服務型行業協會的“好萊塢模式”。除了向美國政府爭取電影行業利益外，MPPDA為了重塑電影業公共形象，樹立和維護影片道德與藝術水準，建立了職業道德標準，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電影法《海斯法典》。法國、德國等歐洲經濟發達國家的行業自治則具有“政府主導型”的特點，特別是法國電影業自治機構“國家電影中心”（CNC），兼具政府監管和行業自治的職能，屬于政府輔助機構。這些國家的法律規定，加入行業協會是必須的義務，較少自由意志。行業自律當然是行業自治的題中之義，不僅要遵守和執行國家的政策和法律，而且還要制定自律制度，對會員加以約束。

行業自治是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產物和需求，我國早在2006年《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就提出，文化行業協會要轉變職能，完善服務功能，實現與政府部門的分離。目前與電影產業有關的行業協會有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中國制片人協會、中國電影家協會，前兩者業務主管部門皆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政府主導型行業自治的傾向明顯一些，但在行業協會的加入上，三家一致采用的是“自愿申請”，而不是“法律強制”；遍覽三家協會的章程，均高調表示以服務會員為己任，但在處罰會員上卻溫柔低調，無外乎通報批評、暫停會員資格直至取消。比較嚴厲的是2014年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和中國電影制片人協會聯合對15家存在不同程度偷、漏、瞞報票房行為的影院進行懲處，最嚴重的懲罰是無限期停止供片。很明顯，我國行業協會在懲罰、制裁會員的權能完善方面，還有較長一段路要走。

德藝雙馨，亟需的不僅是納入《電影產業促進法》，而且要依靠電影產業行業自治，進行行業自律。它需要國家法律明確上述協會的行業自治的主體地位，它需要國家法律強制性地要求從業人員加入相關的自治團體，它還需要國家法律授予行業協會多樣的、有效的懲罰制裁權能，就像國外行業協會普遍享有仲裁權和懲戒權那樣。總之，它需要無論政府監管的力度大小，行業自治一定要避免官僚化，堅定不移地保持其市場代表性的特色，不斷根據市場導向改善協會職能。我們便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電影從業人員的道德下滑一定會有所改善，符合德藝雙馨要求的電影從業人員一定會愈來愈多。伴隨著《電影產業促進法》的出臺和實施，中國電影產業的繁榮昌盛指日可待。

（作者為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電影產業促進法對演員導演提“德藝雙馨”要求》，中國新聞網，2016年8月29日。

責編/潘麗莉 宋睿宸（見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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