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較之于政府表現滿意度，政府表現預期與凝聚力指數具有更強的相關性。調查結果顯示，政府表現滿意度和政府表現預期的得分分別為59.57和61.57。公眾對政府表現的預期既基于對其現狀的滿意度，又超越了對其現狀的評價，整體呈現出謹慎樂觀的態度。通過對凝聚力指數與政府表現滿意度、政府表現預期進行相關分析可知，凝聚力指數分別與政府表現滿意度、政府表現預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較之于公眾對政府表現的滿意度，公眾對政府表現的預期與公眾凝聚力指數具有更強的正相關關系，即高預期比高的現狀滿意度更能積極地影響公眾凝聚力。

第四，在三大信心中，法治化信心對凝聚力指數的影響最大。通過對三大信心與凝聚力指數進行回歸分析可發現，相較于參與度信心和公開度信心，公眾對政府的法治化信心與凝聚力指數的相關度最大。就公眾對政府表現的法治化程度的滿意度和預期而言，此次調查分別從依法行政的規范度、法制健全度和糾紛化解度三方面進行了考察。調查結果顯示，對政府在“為群眾辦事時不亂收費”、“依法公正調解群眾糾紛”和“及時修改和完善政策法規”上的表現，有近半數的受訪者均表示“非常滿意”或“比較滿意”，且超過半數的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政府在這些方面的表現會越來越好。進一步對法治化信心的各維度進行分析可發現，在衡量政府法治化程度的各項指標中，依法化解糾紛的水平與凝聚力指數的關聯度最高。因此，提高政府依法化解群眾糾紛的能力，可有效提高我國公眾的凝聚力水平。

改善民生的成效對凝聚力水平的影響

基于對民生重要性的認知，此次調查假設改善民生的成效對于政府公信度和凝聚力均有較大影響。調查結果顯示，公眾對改善民生成效的評價總得分為53.95，突破臨界值50.00，表明公眾對改善民生成效的評價總體上較為積極。在直接關系民生的衣食住行的各項指標中，受訪者對政府在完善公共服務方面所取得的成效給予的評價最高，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在完善公共服務方面取得了成效（即選擇了“取得較大成效”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受訪者對于政府在抑制房價上漲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評價最低，近三分之一（30.98%）的民眾認為政府在抑制房價上漲方面收效甚微。此外，分析結果表明，公眾對于改善民生成效的評價與凝聚力水平存在著密切聯系。

第一，改善民生的成效與凝聚力的相關強度不及政府公信度。此次調查的一個基本預設是：較之于政府公信度，改善民生的成效對于凝聚力指數有著更大的影響。然而，分析結果表明，改善民生的成效對凝聚力的影響不及政府公信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如果我們將政府的法治化、參與度和公開度（即影響政府公信度的三大要素）都視為改善民生的手段，而改善民生成效之評價則是公眾對民生現狀的認知，那么相比于短期內的結果（目前改善民生的成效），公眾更重視政府所采取的改善民生的手段及其背后所彰顯的態度和決心。因為后者能讓公眾對未來長期的民生狀況有所期待。由此可見，公眾看待問題較為理性，目光趨于長遠，他們更在乎的是一種可能性，一種變得越來越好的可能性。

第二，通過影響政府公信度，改善民生或可對凝聚力產生進一步的影響。通過對改善民生的成效和政府公信度進行相關分析，我們發現二者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雖然改善民生的成效對凝聚力指數的影響不如政府公信度，但其或可通過影響公信度，從而對凝聚力產生進一步的影響。公眾并不都能全面了解政府的法治化、參與度、公開度水平及其具體執行情況，他們可能會從改善民生的結果反推過程。改善民生的成效越好，他們就越可能傾向于認為政府具有越高的法治化、參與度和公開度水平，政府的公信度也就越高。

有的放矢，增強中國公眾凝聚力

針對調查數據所反映的現狀，筆者從政府作為的角度出發，提出幾點建議，以期進一步提升中國公眾的凝聚力。

第一，引導公眾積極參與基層治理，提升公眾自組織能動性。此次凝聚力指數調查結果相較于去年的明顯變化表現在自組織能動性的下降，因此，需重視提升公眾的自組織能動性。近年來，我國不少地區在倡導多元主體參與基層治理，基層是培養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和能力的重要平臺，公眾是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之一。若能引導公眾積極參與基層治理，必能提升公眾的自組織能動性。公眾參與基層治理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政府行為施加影響，二是實現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就前者而言，政府應保障群眾建言獻策和監督渠道的暢通，如信訪制度、聽證會制度和網絡監督平臺。就后者而言，基層政府可聯合各社區黨委開展相關的培訓和公益活動，引導居民積極參與社區居民自治委員會等自治組織，提升公眾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意識和能力。

第二，進一步推進政府法治化建設，提升政府參與度和公開度水平。此次調查結果表明，在三大信心中，公眾對政府的法治化信心對于公眾凝聚力指數的影響最大。公眾對政府的法治化信心越強，中國公眾的凝聚力就越強。政府應進一步規范工作人員依法行政，不斷提升其依法調解群眾糾紛的能力，不斷完善和健全各項政策法規。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保障。從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到《反家庭暴力法》的出臺，再到探索如何彈性推遲退休年齡以應對人口現狀的變化，我國在法制建設上取得了新進展。此外，政府還應不斷提升其參與度和公開度水平。只有及時全面地公開相關政策信息，廣泛聽取公眾的意見，權衡各方利益，才能確保政策法規的有效落實且切實惠及多數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法治化、參與度和公開度是三位一體的。

第三，持續關注并改善民生，提升政府公信度。如前文所述，改善民生的成效與凝聚力指數有著密切聯系。同時，改善民生的成效對政府公信度有著較強的正向作用，或可通過政府公信度進一步影響凝聚力指數。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政府不斷提升其法治化、參與度和公開度水平，最終的落腳點也是為了改善民生，使百姓獲得更多的福祉。2015年，政府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取消和下放了311項行政審批事項；推出新政策，重點解決高校畢業生和就業困難群體的就業創業問題；全面推行醫療改革、不斷拓寬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并進一步推進城鄉社會保險無差異。我們相信，只要政府繼續深化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持續關注并改善民生，必能進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度，增強中國公眾的凝聚力。

（執筆：人民智庫見習研究員 劉斯影；統稿：人民智庫研究員 黃溪）

責編/高驪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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