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當前在互聯網世界出現的各類新型問題，大多超出了現有的法律規制范圍。要依法治國，就必須依法治網。抓緊用法治思維推動網絡社會的法制化，實現互聯網的健康持續發展，才能進一步實現和諧的法治化網絡社會，保障國家的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實施。因此，明確我國互聯網立法的依據和主要內容是重要前提。

微時代網絡立法的原因

我國應當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采取的針對互聯網空間專門立法的模式來對互聯網進行調整。具體原因有：首先，互聯網的應用已經快速滲透到商業、文化、交通、教育和娛樂等各個領域，制定出一套能夠跨領域適性的規則是不現實的，因此，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不同領域的不同參與主體來擬定合理可行的法律制度。

其次，從本質上來講，互聯網只是實現交互的平臺媒介、技術工具，是一種社會共用資源。任何法律都無法調控互聯網本身，而只能對互聯網所承載的信息技術、信息內容進行規范。因此，對于各領域在使用互聯網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應由各領域在現實社會中的分別立法來實現各自的規范管理，無法實現通過對互聯網的整體規范來規定各領域的行為。

再次，統一立法并非是規范互聯網最行之有效的辦法。一方面，由于互聯網所承載的領域過于寬泛，統一立法難以準確、充分地發揮其作用。目前互聯網的安全維護主要依賴于網絡本身的技術規則、網絡服務公約等，而這些做法恰好代替網絡專項制度發揮調控作用，如果將這些做法在網絡具體問題作為導向的基礎上進行升華，那么網絡立法就能更容易地實現，并且迅速發揮實效了。

因此，互聯網立法應以網絡問題，尤其是亟待解決的重大網絡問題為導向，在現有法律能夠處理解決的范圍之外，結合互聯網本身的技術規則和公約，考慮市場的切實需求，制定相應的具有實際可操作性的規則。

處理好公眾權益與個人權益的關系

微時代的到來，使互聯網不僅僅涉及各個領域的內容，也涉及了這些領域背后產生的各種權益，根據主體不同分為公眾權益和個人權益。因此，在使用法律法規對網絡加以約束時，應當“一網兩制”，將公眾權益與個人權益區別對待。以最普遍的網絡現象——網絡謠言的治理來說，可以針對網絡謠言受害的對象不同，將其劃分為危害公眾權益型謠言和危害個人權益型謠言兩種類型，從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一是侵害公眾權益型的網絡謠言。這類謠言不僅危害了國家安全、破壞了政府公信力，還常常擾亂社會公共秩序以及市場經濟秩序，對國家利益和民眾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了嚴重威脅。對于這種危害范圍較廣、程度較深的謠言，權力機關應當主動介入，甚至向謠言散播者提起公訴，以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也是向網絡社會宣示權力機關對網絡治理的嚴厲態度，起到震懾作用。二是侵害個人權益型的網絡謠言。這種謠言是對網絡個體的利益造成了損害，所以是否追究、怎樣追究謠言制造者的責任應當由受害者來決定。權力機關除非在損害后果十分嚴重、社會影響力過于擴大或者受害人主動尋求幫助的情況下才能適當介入，否則不能以行政或者刑事處理的方式隨意介入。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個人權益受損事件在網絡環境的無限放大甚至夸張效應作用下被強制轉化為公共事件。這種情況下的網絡區分治理原則則意味著要求權力機關對此種侵害可以基于具體案情提前介入，因為權益受損事件的主體已經發生變化，性質也隨之改變了。權力機關出于對公眾權益的保護應隨時保持警惕性，以防個人權益受損事件事態擴大轉化為對公眾權益侵害情況的發生。

處理好隱私保護與信息利用的關系

在互聯網背景下，個人信息的安全問題被放大，逐漸成為一項重大課題。個人信息不僅涉及到個人隱私和尊嚴，同時還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具有不可侵犯性。如果個人信息遭到泄露，那么隱私暴露者的個人尊嚴將有很大可能受到侵害。此外，一旦個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那么其財產也有可能遭到暴力劫持。這絕非危言聳聽，因為個人信息不當泄露而造成危害的例子比比皆是，小到廣告推銷電話的騷擾，大到銀行存款被盜等。然而，政府或者私人主體需要以充分的信息資源為基礎，更為有效地實現社會資源的統籌安排和規劃利用。

在我國，任何立法都應當考慮到具體國情，做到結合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無論美國對個人信息的默示同意使用法還是歐盟對個人信息的明確授權使用法，都提示我國如果要針對互聯網立法，必須首先定義個人信息權的內涵，為之后對個人信息的利用和規范提供清晰明確的范圍界線。同時，個人信息立法應當根據個人信息的不同處理目的制定不同的規則。比如對個人信息的收集可以適當放松，但對個人信息的使用和授權應當加強限制；在確保信息安全的使用范圍內，鼓勵積極利用個人信息資源，以發揮其應有的經濟效用。

處理好網絡市場與網絡制度的關系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網絡市場的繁榮發展與技術的發展分不開。一方面，由技術推動的網絡市場的發展促使了互聯網規則的不斷完善；另一方面，網絡市場的發展對現有的制度規則提出了挑戰。以網絡約車的火爆對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沖擊為實例，要想既規范網絡約車又能保障傳統出租行業健康持續發展，最好的辦法就是基于保護網絡約車和傳統出租車兩方面的利益而建立有針對性的監管機制，從而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使網絡市場與現實市場健康發展。在此角度考慮，我國的互聯網立法應當有一定的預制、預留機制，不僅要預見到網絡行為對現實社會的沖擊，從而預先進行把握調控；而且在兼顧現行市場規則的同時，也應隨時準備調整制度以迎接新型業態的加入。

在微時代背景下，互聯網立法迫在眉睫。立法應考慮到互聯網這個虛擬微社會與現實社會的區別與聯系，充分認識到互聯網中特有的三對主要關系：公眾權益與個人權益、隱私保護與信息利用、網絡市場與網絡制度，以網絡服務提供者為立法重心與立法依據，同時注重利用互聯網的行業自制能力，以實現網絡社會法制化，為依法治國奠定穩固的網絡基石。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參考文獻】

①楊攀：《互聯網信息服務市場秩序立法的幾個問題》，《中國科技論壇》，2012年第5期。

②張平：《互聯網法律規制的若干問題探討》，《知識產權》，2012年第8期。

③謝永江、紀凡凱：《論我國互聯網管理立法的完善》，《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④朱應平：《禁止利用互聯網有關信息的立法評析》，《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責編/劉芋藝 美編/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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