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的視角出發，結合我國農村社會特點，對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中“搭便車”的困境進行了分析，并據此得出結論：在農村精英流失、農村日益原子化的今天，重塑農村社會的自主權威是消除農村集體供給中“搭便車”行為、實現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集體行動理論  農村公共物品  搭便車  新鄉賢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對推動城鄉協調發展作出了新的部署。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是城鄉協調發展的基石，在可預見的未來，農民和農村社區仍將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發揮主體性作用。農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建構由稅費改革前自上而下自主供給轉變為農村社會內源性供給。

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是指農村公共物品主要由農村社會內部發育起來的力量——包括農民個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民間組織、村委會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自由決策，合作提供。由于單個農民力量弱小，農村內源性供給主要通過集體合作的方式實現，這就產生了一個關鍵問題：如何保證集體行動能夠朝著符合集體利益的方向發展？這是合作供給能夠達成的關鍵，也是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研究繞不開的問題。

理論分析工具：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

集體行動是個體基于一定規則、理念所達成的能夠實現集體利益增長的一致性行動。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通過三個部分系統闡述了他的集體行動理論：第一，肯定了人們組成集體的出發點是共同利益，但否定了人們會因共同利益的存在而主動實現集體利益；第二，集體行動中個人行動的邏輯前提不是共同利益，而是個人理性。由于集體行動中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所以集團中的成員可以在不承擔成本的前提下依賴他人的付出平等地享受公共利益，這樣就出現了“搭便車”現象；第三，如何克服“搭便車”現象，其核心思想是：除非集團中人數很少，或存在強制和選擇性激勵的驅使，否則集體利益無法實現。

需要指出的是：奧爾森認為走出集體行動困境的有效途徑之一是集團中存在選擇性激勵，而這種選擇性激勵在小規模集團和大規模集團中并不具有一致性指向。我國農村社會是熟人社會，村民之間大多熟知，彼此依賴性強，私人關系緊密，在面對社會壓力和刺激時能夠彼此激勵共同實現集體利益。根據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的觀點，這些特征都符合其關于小規模集體特征的描述。所以在我國農村社區村民集體行動的研究中，經濟性激勵和社會性激勵應作為同等重要的研究要素。

現實審視：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的困境

內源性供給中“搭便車”行為不良影響的蔓延。由于農村社區中相當一部分公共物品都有較強的地域性，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在集體供給中很難將不合作的村民排除。按照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這就為個別村民不分擔供給成本而同樣享受公共物品收益的“搭便車”行為提供了條件。再加上市場經濟下農民特殊的價值觀念——決定分攤某項公共物品供給成本與否不是取決于實際帶來的收益，而是取決于與他人的比較，使得“搭便車”行為成為無法避免的現象，并演變為現時下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面臨的最大難題。這在農村稅費改革后被寄予厚望的“一事一議”制度的困境中已然顯現。

內源性供給中消除“搭便車”行為的強制力缺失。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搭便車”現象并不是無法消除，奧爾森已給出解決之道。其中之一就是在集團中存在強制力，能夠有力地迫使所有成員放棄基于理性人的自利性考慮，轉而采取有利于集團利益的行動。

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物品必然由自主供給走向內源性供給。內源性供給的特征之一就是村民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達成合作供給。但無論哪種形式的合作供給都不具備以國家權力保障的強制力。因此在集體合作中難以有效地迫使所有成員采取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行為，“搭便車”者的出現成為必然。

內源性供給中消除“搭便車”行為的選擇性激勵效應弱化。奧爾森認為集體行動中“搭便車”現象的第二種解決之道，就是在集團中存在針對所有成員的選擇性激勵。這與公權力為基礎的強制性懲罰激勵不同，是由農村社區自主衍生的權威形成的。目前在我國農村社區中具體包括兩種：一是以農村村民委員會為代表的正式權威。村委會成員由村民選舉產生，它的權威來自于農村社區村民的認可，所以本文將村委會認定為農村社區中的自主權威；二是農村社會中存在的非正式權威。比如經濟性權威、宗教權威、道德權威等。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傳統農村社會組織已不同程度地消失，農村人員流動性增強，農村熟人社會解體，市場經濟下村民價值觀念發生變化，傳統農村文化輿論已不再成為村民認可的主導性評價。這些變化導致的最終結果是農村作為共同體的內部凝聚力已經瓦解，農村日益走向原子化，村民關聯度降低，因此農村社會對集體行動中“搭便車”者的懲罰激勵能力已然弱化。同時，大量農村精英的流失導致農村中非正式權威缺失，這意味著源自農村社會內部力量的懲罰激勵機制喪失了其賴以形成、維系的重要主體。而作為正式權威代表的村民委員會，在農村自治實踐中具有“當家人”與“代理人”的雙重角色，一些村委會干部工作方法不當、工作能力缺失，造成群眾認可的權威降低。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村民對村委會干部的要求和期望愈來愈高。這種反差造成了村委會在農村公共物品村民集體合作供給中對集體成員的社會激勵作用日漸弱化或異化。

在這一切農村發展的鏡像下，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中“搭便車”問題需要繼續尋求可行性的解決途徑。

重塑自主權威：實現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的路徑

第一，再造以農村村民委員會為代表的農村正式權威。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正式權威的代表，在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須對村委會代表的正式權威進行再造，增強其在農村社會中的凝聚力，有力地發揮村委會對集體成員的社會性激勵和經濟性激勵作用。

首先，規范村民自治的法治體系。可考慮將村民自治權利納入國家司法保障體系，健全村民選舉制度、村務公開制度等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完善民主決策機制、村民監督制約機制，在實現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化、程序化的同時改善村民對村委會的認同感，提高村委會在農村社區中的權威性。其次，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實力。稅費改革后，農村集體經濟的強弱成為擴大村委會在農村公共物品集體供給中經濟激勵作用的重要基礎。從20世紀末以來，我國很多農村集體經濟實踐并不成功。加強農村集體經濟實力的思路不錯，關鍵是如何踐行這個思路。目前具有可行性的途徑是中央財政對農村村社組織的支持。

第二，培育以新鄉賢為代表的農村非正式權威。在農村精英大量流失，農村內生性力量缺失的狀況下，如何塑造農村非正式權威成為農村治理中又一重要的研究課題。在此背景下，新鄉賢作為對農村傳統鄉賢的繼承發揚被學者們廣泛提及，“新鄉賢文化”一詞在2016年“十三五規劃草案”中的出現，表明新鄉賢作為農村非正式權威已成為學界和政策部門的共識。

新鄉賢的培育以及圍繞新鄉賢的懲罰激勵機制的構建并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在農村社會發育弱小，農村內生性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新鄉賢作為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中的非正式權威，難以依靠農村社會內生性邏輯自發形成。政府理應在新鄉賢的培育中發揮主導性作用。政府應通過輿論引導、平臺搭建以及政策激勵等舉措構建農村新鄉賢培育吸納機制，全力塑造現時代下的農村非正式權威。

第三，構建村民委員會和新鄉賢為代表的兩種農村權威的良性互動機制。依據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中“搭便車”困境可行的解決之道是發揮村委會和新鄉賢為代表的農村權威在集體供給中的社會性和經濟性激勵，促進農村社區村民合作供給的成功。

首先，應當將兩種權威在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中的存在和活動納入法治體系的軌道。不僅是原則性地規定，而是將兩種權威賴以存在的組織、參與主體、運作模式、參與方式、規則和程序，參與的監督制約機制、參與范圍等作出詳細規范。其次，應當創造村委會干部和新鄉賢之間的互通轉化機制。政府應當積極搭建平臺、制定政策、提供支持，消除兩種農村精英之間的機制障礙，實現兩種權威的交流和轉化，為農村公共物品內源性供給創造一個可預見的良好愿景。

（作者單位：山西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注：本文為山西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山西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多元化研究”（項目編號：2014227）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

②徐勇：《村干部的雙重角色：代理人和當家人》，《二十一世紀》，1997年第4期。

責編/張蕾  孫垚（見習）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