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對于公車腐敗缺乏有效的監督。秉政者對于官轎的整頓缺乏長效機制，多因人廢制。在明代政治制度架構中，御史、給事中等科道官是行政機構官員的重要制衡力量，皇帝透過言官這一群體對管理機構進行監督。但是諷刺的是，都御史、監察御史常常成為公車腐敗的高發人群，他們挾朝官之威巡視各地，地方官對于他們強索官轎夫役等行為莫敢不從。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皇帝多庸懦，法網疏闊，對于公車的集中整治常常無疾而終。萬歷初年，張居正整頓吏治，推行改革，一時國政大有改觀，在公車領域改變也非常明顯。但是，張居正對于車政的整肅，只是恢復舊有制度而已，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機制來使公車的合法使用常態化。而且，張居正作為首輔，在嚴格限制官員使用公車的同時，并未將自身列入其內。其回鄉奔喪之時，所乘大轎須三十二人抬，內設臥室及客室，且有兩名小僮侍奉在側，規模之大，前所未聞。外則有眾多隨從、護衛、儀仗，隊伍浩蕩，所過之地，有司飭令驛傳，整修道路，加固橋梁，經一千余里，“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灶”，沿途“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上行下效，頹風難轉。迨張居正死后，“輦下肩輿紛紜載道”，公車腐敗進一步加劇，在一定程度上拖垮了明王朝。

第三，明朝中期社會風氣由簡樸轉向奢華也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公車腐敗。隨著生產的恢復，經濟的發展，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經濟日益走向繁榮。社會風氣，尤其是人們的消費觀念，也逐漸從明初的簡樸節儉，轉變為明中期后的競相奢華侈靡。民眾物質生活日益豐富，不但勢豪之家都備有轎子，商業性質的雇轎亦大量出現。據《五雜俎》所載，萬歷年間，“京師衣食于此者殆萬余人”，因而即使是引車賣漿之徒，只要有錢，也能雇轎出行。晚明時期，乘轎出行成為時尚，競奢之風席卷整個社會。在如此社會氛圍中，再出臺禁令來約束官員，讓他們徒步或者乘馬、驢出行，使用簡樸寒酸的公車，無異于一紙空文。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員、博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陳文博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②《明實錄》，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