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業和利益集團對領導干部的“權力圍獵”是一項治國理政的世界性難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為有效防止“權力圍獵”現象指明了方向。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有助于形成良性的權力配置與運行機制，也有助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從以治標為主轉向標本兼治，從而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與經濟生態。

【關鍵詞】新型政商關系  “權力圍獵”  全面從嚴治黨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如何營造和諧有序的政商關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黨的十八大以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正在加強，政府對于企業的引導作用、保障作用和監管作用等正向效應逐漸顯現，企業對政府的依附與依賴正在淡化，官員與企業家過度的親密關系和非正常的利益勾連等現象也獲得扭轉，一度被扭曲的政商關系獲得了初步匡正。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兩會期間，用“親”“清”二字凝練概括新型政商關系，為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指明了方向。“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確定了黨員領導干部和企業家打交道的規矩，為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合理界定政府權力邊界和運行方式確定了原則，是防止利益集團“權力圍獵”的行動指南。

“權力圍獵”：一個治國理政的世界性難題

《戰國策》載，呂不韋問計其父，“‘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這一番簡短的對話，揭示了政商關系之間被扭曲的互賴鏈條：官員掌握權力，商人投資官員，官員以手中的權力為商人牟利。按呂氏之父所言，權力產生的利益竟然無法以數量度量，權力之于商人逐利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正是由于權力所產生的巨大經濟利益，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商人、企業和利益集團對于權力的“圍獵”都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如何防范“權力圍獵”因而也成為一項治國理政的世界性難題。

“權力圍獵”現象在我國一度呈蔓延之勢。錯位的政商關系，是很多黨員領導干部喪失理想與信念，最終走向犯罪之路的重要誘因。個別領導干部走上領導崗位，掌握了一定權力之后，其自身、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周圍就圍繞著形形色色的“老板”“大款”，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成為這部分領導干部交易的籌碼。小到提供辦事便利，中到幫助承攬工程項目，大到謀求制度尋租，政商之間形成了一條利益輸送的鏈條。一些在關鍵、敏感崗位任職的領導干部，經常被多個利益集團“圍獵”。“權力圍獵”的后果十分嚴重：“權力圍獵”導致部分黨員領導干部陷入權錢交易之網，自甘為利益集團所驅使，成為利益集團牟取巨額利益的工具；“權力圍獵”讓部分領導干部背負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和政治負擔，為利益集團所控制和操縱，不僅理想與信念迷失，而且人格與尊嚴也淪喪殆盡；“權力圍獵”透支黨和政府的權威與公信力，“金錢萬能論”和“利益至上”等觀念影響領導干部的思想，并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

“權力圍獵”在世界其他國家同樣存在。遠觀二戰后的日本，“政治就是金錢也就是力量”的信條籠罩著日本政壇。“昭和電工”案、“造船法案”事件、“洛克希德”案和“里庫路特”案等戰后日本四大丑聞事件中，相關企業乃至于業界，試圖通過行賄日本高層獲取商業利益、影響政府決策，導致多名日本首相和一批高官深陷其中。近來發生在韓國的“親信干政”事件，韓國政商高層之間密切的利益輸送關系，是導致韓國民眾普遍不滿的關鍵因素。更有甚者，利益集團的“權力圍獵”在一些國家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企業內部和國家建制上，以商業慣例、政治慣例乃至于法律制度的形式獲得保障。一些大型企業設立專門的政府公關部門，斥巨資結識、扶持政治人物，通過培植在政界的代理人獲取巨額經濟利益。美國長期存在的“院外集團”“羅比（Lobby）議員”，就是利益集團對美國國會議員進行“政策游說”和“權力圍獵”的重要載體。 而一些國家面對已經呈現常態化的“權力圍獵”，迫于經濟界和政府內的壓力，只能以“政治獻金”等方式，通過政商利益關系的適度合法化對之加以規制。

面對“權力圍獵”現象，能否用“一刀切”的辦法，禁止官員與企業家交往，完全切斷政商之間的聯系，用“背對背”的辦法解決“勾肩搭背”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權力是中性的政治現象，片面強調權力的惡，有違權力的中立性和客觀性。即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經濟管制依然是一個成熟的市場必不可少的要素。在這個意義上，通過權力的合理配置與運用，建構合理、適宜的政商關系，是企業發展和經濟繁榮所必需。因此，構建和諧有序的政商關系，在問題意識上體現為如何理順政商關系、如何推動政商良性互動，而非對政商關系采取“一禁了之”的簡單措施。

由此可見，如何構建和諧有序的政商關系，既需要防止和杜絕“權力圍獵”，又需要引導權力為企業和經濟有效服務。這種看似“兩難”的困境，關鍵在于如何把握權力介入企業經營活動的度，在于如何界定政商之間的微妙聯結。可以說，合理界定政商關系，破解錯位政商關系造成的“權力圍獵”難題，不僅具有中國意義，也具有世界價值。

“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促成良性權力配置與運行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回應了構建和諧有序政商關系的“兩難”困境，把握了權力介入企業經營活動的度，為防止利益集團的“權力圍獵”指明了方向。

所謂“親”，是“親近”“親切”之“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領導干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和諧有序的政商關系應當是親近、親切的，而非過度親密，更不能發生親緣關系。“權力圍獵”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沒有把握好這個距離的遠近，政商之間產生了過度的親密關系乃至于親緣關系。領導干部與企業人員之間因利益而結成的關系，突破了領導干部應當注意的政商邊界，進而突破紀律的紅線乃至于法律的底線，最終導致“權力圍獵”。所謂“清”，是“清白”“清澈”之“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領導干部與企業之間應當是清白、純潔的：領導干部對于企業發展的關心、支持與幫助，以及對于企業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理與懲罰，都必須是出于公心和基于法律，而非出于對政商關系的考量。

構建良性的權力配置與運行機制，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要求。在政商交往中，做到“親”與“清”，既是黨員領導干部應有的態度，也是實際工作能力的體現，因此更需要建立相應的制度保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配置應當以維護市場經濟基本秩序、保持市場經濟的特點與性質作為根本任務，權力運行應當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展開，即便是對于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管制都必須如此，不能過度干預市場功能的發揮，甚至替代市場的作用。

防止“權力圍獵”，構建良性的權力配置與運行機制，應當緊緊圍繞如何保障、維護和實現“親”“清”二字展開。對于“親”，有必要完善政府與企業的溝通協調機制，將政商關系納入法治軌道，避免領導干部與企業的“法外互動”；同時還需對政府的市場監管的體制與手段進行科學化設計，避免監管盲區和重疊地帶，依法調控和治理經濟，增強政府維護市場秩序和公平競爭環境的能力。對于“清”，有必要構建與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健康發展需求相適應的政府權力清單與責任清單，將政府介入市場和企業經營活動的度，用“清單”的形式進行詳細列舉，防止抽象化和空洞化；同時繼續推進陽光政府建設，加強信息公開、民主決策的程序構建和貫徹落實，消除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權力商品化”現象，根除“權力尋租”的制度空間。

“親”“清”二字，看似容易，卻需要一整套的制度建構，特別是對于權力配置和運行機制的精細化規劃、設計和保障。走出“權力圍獵”，必然涉及到深刻的利益關系調整，必然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對于利益格局的調整，需要改革者的勇氣與魄力，也需要建立起制度保障。挖掘“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制度化內涵，用制度確定“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框架，用制度強化“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基礎構建，方是走出“權力圍獵”兩難困境所需，也是中國民營資本再創輝煌所需。

“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執掌著國家公權力，也掌握著大量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因此，黨員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成為一些企業和利益集團“權力圍獵”的對象。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扎實推進，反腐敗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全面從嚴治黨從以治標為主轉向標本兼治。所謂“標”，是指部分黨員領導干部在行使權力過程中的不規范行為，如貪污腐敗、奢靡之風、官僚主義等，而所謂“本”則是造成上述不規范行為的社會經濟根源。以治標為主，通過建立不敢腐的懲戒機制，強化責任約束和法紀懲戒，管住黨員領導干部的不規范行為。從以治標為主轉向標本兼治，除了繼續保持治標力度，更加需要消除造成黨員領導干部不規范行為的社會經濟根源。“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形成，有助于消除“權力圍獵”的經濟土壤，從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

“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收窄和切斷“權力圍獵”所需的利益輸送渠道，有助于根除官商勾結、政商不分的經濟癥結。被扭曲的政商互賴關系是以利益為紐帶的畸形官商聯結，利益輸送是“權力圍獵”的唯一途徑。一些企業和利益集團正是通過利益輸送編織起“權力圍獵”的牢籠和鎖鏈。切斷政商之間的利益輸送渠道，斬斷政商之間的利益聯系，是根除“權力圍獵”現象的“藥方”。“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確定政商之間交往的主要內容，也確定政商之間交往的邊界與底線。政商關系之“親”，表現在以政府依法服務企業發展、共謀企業長遠未來、扶持重點發展領域為限，是對于政商關系的正面界定。而政商關系之“清”，又表明政商交往不涉及除企業和產業正常發展之外的利益關系，政商關系不能被篡改為“官商關系”，是對政商關系的負面排除。“親”與“清”在正負兩方面發力，目標直指被扭曲、變味道的官商勾結，在推進政商有序交往的同時，劃定兩者交往的邊界，從而在根本上改變政商不分的局面，祛除“權力圍獵”的經濟土壤。

“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讓政商關系恢復本來面目，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有利于匡正被“權力圍獵”扭曲的政治生態。政府引導和監管經濟、支持與扶持企業發展，而企業依法運行、依法納稅，履行必要的社會責任，兩者共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這本是政商關系的應然樣態。 “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讓政商關系回歸良性互動的本來面目，避免利益集團過度介入政治活動，讓各種植根在官商勾結、政商不分基礎上的黨內政治生活突出問題得以矯正。在此意義上，“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不僅理順了政商之間的關系，而且有助于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形成干凈清爽的經濟生態，有利于杜絕“權力圍獵”的經濟動機。造成“權力圍獵”現象的原因是多元的，不能全部歸咎于政府和領導干部一方。除權力本身的不合理配置與錯位運行，惡質的經濟生態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正常健康的經濟生態，應當是一個主體平等、競爭有序、信息透明、交易誠信的經濟生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干凈清爽的經濟生態，一方面要求企業更加關注于企業自身建設，專心于研究市場需求，而非將重心放在如何與政府搞關系、如何與官員套近乎上，另一方面也為企業獲得共同競爭機會、獲得平等法律保護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干凈清爽的經濟生態，推動企業發展更多地靠自身努力，而非依賴于權力，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在企業發展中獲得更加充分的體現，從而讓“權力圍獵”無利可圖。

（作者為武漢大學黨內法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孟亞波：《美國的利益集團》，《國際研究參考》，2002年第6期。

責編/孫娜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