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態環境問題是當今世界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傳統經濟學由于忽略了生態學、物理學和倫理學的基本規律，被認為是引起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穩態經濟學作為對傳統經濟學的反叛，代表著現代經濟學正在出現的新范式，從生態學、物理學基本規律出發，以社會道德進步和分配公正為價值目標，賦予了生態經濟學一個全新的視野。

【關鍵詞】穩態經濟 可持續發展 生態經濟 【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識碼】A

穩態經濟對傳統增長經濟學的反叛

工業革命以來，傳統經濟學著眼于“增長”經濟理念和行為模式，忽視生態環境問題，不可避免地遭遇普遍性的自然資源短缺的限制，面臨增長極限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開始從生態學、倫理學和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經濟，打破“健康經濟是不斷增長的經濟”的教條，論證“經濟穩定狀態”的合理性，認為經濟發展應當在可持續的基礎上保持最佳規模，合理的資源配置才能實現高效，產品分配才是公平公正的。

穩態的古典意義可以溯源到19世紀英國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闡述的靜態經濟思想，特別是1973年美國生態經濟學家戴利發表《走向穩態經濟》文集，代表著現代穩態經濟學的形成。穩態經濟觀認為，穩態即穩定狀態，需要嚴格控制人口，并在經濟上進行更合理的財富分配，以改善人類目前面臨的生存狀況，其內涵包括經濟、精神文化、倫理道德和社會進步等重要方面。穩態經濟學強調，所有的經濟系統都是大生態系統中相互依賴的生物物理環境的子系統。隨著人口增長、財富擴張和技術進步，這種經濟發展的生態約束會更加顯現，限制財富和人口的線性增長在生態上具有合理性。生產和消費的物質流通量需要服從于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標準而實現最小化，以減少對自然生態環境資源的需求，增加對倫理道德資源的需要，實現從注重生產、增長和數量到注重保護、穩定和質量的轉變。在物質形態的財富和人口恒定情況下，經濟增長表現為非物質化的服務和休閑等其他商品形式，將具有廣泛的生態意義和社會意義。

穩態經濟觀對傳統經濟學的反叛體現在，不是經濟系統包含生態系統，而是生態系統包含經濟系統，生態系統根據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為經濟系統提供生產所需要的物質能量。這種觀念來自于從馬爾薩斯到穆勒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科學預測，即“人口和經濟的增長過程受到不可違背的資源短缺的制約”，由于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將達到一個穩定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是不可逾越的。自然界是一個有限的生態環境系統，它并沒有一個完善的再生過程，無論未來科學技術進步可以怎樣應用于物質能量的轉化，并不能支持人口和經濟的無限增長。所以，現代經濟學必須采取必要的行動來研究最佳人口和經濟規模而走向穩態經濟。傳統經濟學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實現商品價值的最大化和經濟無限增長上。穩定經濟認為物質能量的守衡性對價值增長的約束是嚴格的，價值所固有的物質性必須符合穩態標準，即人口和商品維持在最佳規模以及恒定水平，物質和能量的流通率保持最小。它承認自然界存在一個不可彌補和逾越的稀缺限制，證明了增長經濟在生物物理規律上的不可能性，并對無限增長的經濟觀進行倫理道德批判，探討了傳統經濟學在生物物理、倫理道德和經濟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并嘗試解決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在資源有限的地球上人們該如何幸福地生活？

在對傳統經濟學的批判中，穩態經濟提出了手段、目的和經濟的序列作為自身的理論基礎。手段指的是經濟發展在生態學上的最終手段和生物物理約束，最終手段的絕對稀缺性限制了無限增長的可能性；目的指的是經濟發展在倫理上的終極目的和價值約束，物質能量競爭限制了一味增長的期望；而經濟作為手段和目的的互動標的，表征著期望和可能性之間的相互作用限制了經濟的增長，構成了對經濟無限增長執念的最嚴厲約束。在序列的問題上，傳統的增長經濟學的觀點是，為了滿足經濟無限增長的中間目的和中間手段應該保持持續不斷，不應受到任何終極目的和最終手段稀缺的限制，無限的手段與無限的目的構成無限的增長。這樣，增長經濟學在忽視最終手段和熱力學定律時表現出非物質化，而在忽略最終目的和倫理道德上表現出極物質化，這種自身的二律背反說明，現代經濟學必須基于生物物理事實關注熵定律和生態學，基于倫理道德必須關注人類后代和目前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問題，從而走向穩態經濟學的特殊經濟學研究范式。

穩態經濟的生態學考察

不斷膨脹的人口和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凸顯出自然生態與人口、經濟的內在關聯性，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奢侈化消費模式，以及對支撐這種消費模式的不利于生態環境的科學技術的依賴性逐漸增強，帶來對支持人類生命存在的地球負面影響。傳統增長經濟學所推崇的規模生產函數沒有考慮自然因素，這種經濟模型需要對現在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負責，其理論的主要盲點是，在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中缺乏對生態學、物理學及生態經濟含義的深刻理解，沒有認識到為人類經濟生活提供來源和服務的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和再生過程的脆弱性。經濟增長使得物質能量的熵流不斷擴大，進而破壞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互動。人類的經濟行為不斷受到生態環境約束，要求經濟學考慮自然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等要素，對經濟學進行生物物理的分析，構建經濟學的生物物理基礎。

熱力學第二定律認為，自然過程和經濟過程作為物理過程，都是物質能量獲得性逐漸變小的負增長過程。熵是無序的、代表著能量不可獲得性的量度，所有物理過程都表現為普遍的熵增加過程。物質能量以低熵的狀態參與經濟過程，最后以高熵的狀態分離出來。在此基礎上，經濟過程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自循環體系，而是與自然物質環境之間存在著持續的相互作用，應該考慮自然生態環境對人類經濟的影響和制約。物質能量的熵降解是不可逆的，這說明經濟過程不是一個孤立的自循環體系，具有明顯的熵特征。因此，完整意義上的經濟過程，其真正的產出不是廢棄物的物質流，而應該是服務和休閑等生活方面的非物質流。

人類的經濟活動日益受到缺乏低熵的自然資源和能源的約束，在這種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的矛盾中，企圖逾越經濟的生物物理限制，必將付出慘重的生態代價，這也構成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長遠壓力。只有依靠穩態經濟，才能防止不必要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而人口和經濟的穩態是由一個開放的、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交換以維持熵結構恒定的經濟宏觀系統構成的。

穩態經濟的倫理學考察

近代以來，人類經濟活動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引發了生態災禍。哲學家懷特海認為，這與人類經濟行為的兩個方面缺失有關，一方面是對有機體與其所處的生態環境的真實利害關系的忽視，另一方面是對自然環境內在價值的忽視。人類經濟行為需要恰當界定一個目標，經濟活動的合理性目標是獲得足夠的基本需要，而不是滿足無限的膨脹欲望。現代經濟學要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合理目標，就需要探求解決有關人類經濟行為的終極目的這一基本問題，考慮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和手段來控制人類經濟行為，以及對自然生態環境開發利用的程度。

對自然資源過度需求的經濟模式和消費方式作為經濟增長的教條式規范，讓現代工業社會陷入危機之中，因為生產和消費問題雖然被現代科學技術所解決，但這是建立在對非再生性資源的過度獲取上。這意味著，危機的根本原因不是人類的技術能力，而是我們利用這種技術能力以及追求的價值體系出現了根本性錯誤。對增長極限的憂慮，以及對環境惡化和生態系統崩潰的擔心，使得人們對近代工業社會以來的經濟狀況和發展前景形成了一種總體觀念。這種對人類未來整體命運的考量逼迫人們從價值體系的高度來審視人類的經濟行為，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觀。傳統經濟觀是狹隘和排他的，只涉及增長、數量、利潤等物質方面，而不關人的素質和精神方面的事情。穩態經濟學認為，增長性的生產制度、生活方式和技術效率觀，使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朝著暴烈方向演進，造成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穩態經濟意味著經濟發展可以超越物質生活的執念而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

傳統經濟學把生產和消費作為經濟活動的唯一目標，將自然、土地、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視為手段，力圖以最佳的消費模式使人的欲望最大化，并以最佳的生產模式使人的消費最大化，這是一種異化的生產和消費模式，無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穩態經濟學強調，應采取相對低的消費率產生人的較高滿意度的最佳消費模式，以人的自由、尊嚴和幸福來合理安排生產，秉持人比物重要、創造活動比消費活動重要的理念，把興趣放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解放的價值取向上。因此，生產需要有最終目標的約束和導向，才能使人類經濟行為的產出和消費欲望限定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認識到人類的最終目標與其經濟行為存在的內在關聯。這種考慮終極目的的穩態經濟觀認為經濟的增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財富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個人擁有的物質財產量，更應該包含個人以恰當的方式運用它們維持生命活動的能力，這樣，生產和消費所帶動的財富的增長就不是最終目的。那些社會本身所需要的并有利于精神勞動和保護人類文明成果的，也可以被稱之為財富的東西，不僅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包含了倫理道德、價值智慧的，不僅可以用來享受，也可以是促進人的健康發展和社會進步完善的手段。

由此，穩定經濟學堅信物質財富的積聚不是最終目的，這就與僅僅把經濟生產率最大化的傳統經濟學相區別，成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要超越把過度生產和消費行為作為內在偏愛的工業社會，正視經濟活動的終極目的，打破消費社會的利潤之上原則，以提供更多的閑暇和服務，而不是生產更多的產品。只有把經濟行為拉回到最基本的價值體系中，去考察人及其恰當的經濟行為的最終目的，才能解決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生態環境危機。

穩態經濟的經濟學考察

在生態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生態學將體外生命過程從人類經濟活動中抽離出來，只研究自然界事物的相互依存關系，而經濟學則將自然界抽離掉，只研究商品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觀念導致了經濟學研究中的缺陷。穩態經濟學認為，經濟學應該被看作是自然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學中對體外生命過程中自然與人的關系考察與經濟學中自然與經濟關系的研究應該保持一致，經濟生活不是商品圍繞人的單一線性運動，而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復雜圓圈運動；并通過對人類經濟過程的生物物理限制的呈現，對人口和經濟呈指數化增長的生態后果保持警醒，提出去增長的、可持續發展的穩態經濟理念。

穩態經濟觀具備四個基本的特征：適度的人口規模；平衡的產品和資本數量；人口和財富的數量能夠使人們生活較好并延續到未來；維系人口和資本量所需要的物質能量流通率降到最低的可能水平上。可以看出，穩態經濟只要求兩個基本要素，即人口數量和財富總量維持在恒定的水平上，其他要素可以是變化的。穩態經濟作為趨向生物物理平衡和道德進步的、目的與手段互動的政治經濟學，要求區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兩個概念。增長強調的是經濟中物質的物理增大與吸收，而發展強調的是與物質增長無關，已實現的人類成就的多方面潛力。如果借用穩態經濟的存量、服務和通量三個基本量來理解增長與發展之間的區分，差別將更為明顯。存量是生產品、消費品和人品數量的總和，服務是需求被滿足時所獲得的滿足感，而通量指的是來自自然資源，經過人類經濟，最后回到自然沉庫的物質能量的熵流。那么，“增長是指在服務效率和維持效率都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由于存量和通量的增加而導致的服務增加。發展則指在存量保持不變（或者通量不變而服務增加）的情況下，兩大效率的增進。這樣，我們就可以說穩態經濟是發展的，而不是增長的；就像地球，作為穩態經濟的一個子系統，它在發展的同時沒有增長”①。

現代經濟學認識到，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增長如果以貧窮、非正義以及生態環境為代價，是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在經濟的生物物理約束的物質層面上，經濟系統只是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開放的子系統，而自然生態系統是有限的、封閉的、非增長和再生的，經濟的增長不會無限度地持續下去。因此，“穩態經濟的實質是提倡可持續發展——超越增長的發展”②，可持續發展對經濟的意義，只有在被理解為沒有增長的發展時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說，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是，在自然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許可的限度內，由自然界的物質能量流所支撐的持續穩定的物質經濟基礎和質量改善才是可能的。這種非增長的經濟作為整個自然生態環境的開放的、穩態的子系統，實現著持續地更新和完善。

人類經濟行為必須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理約束條件相協調、相適應，在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之間尋求平衡，對自然資源的使用和對環境的污染保持克制和節制。穩態經濟要求人類經濟行為的環境效應要小于環境承載力，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采取一系列穩態經濟的政策來提高效率，以減少產出的環境效應。具體來說，可以通過限制人口數量和減少產出物品的存量來約束生產使用的資源量，讓其與人們維持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物質資本價值均衡；或者通過靈活的微觀規制，即通過頒發可出售的開發不可再生資源許可以及污染許可的手段，對經濟生產以及可能帶來的污染進行約束。“量度經濟成功與否的標準也根本不是產品和消費，而是整個資本存量的性質、數量、質量及復雜性，包括該系統中人類的身體及精神狀態”③。所以不能因為增長經濟對生產和消費過分迷戀，而忽略了人類福祉的精神實質內容。世界經濟要實現理性和有序，必須秉持“經濟的特征是發展，而不是增長”這一穩態經濟的重要理念。

“然而，只有我們改變關于在生物物理意義上什么是可能的經濟范式，社會才會需要穩態經濟。我們只有改變關于在社會意義、心理意義和道德意義上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標時，社會才會把穩態當作可以接受的代價”④。實現穩態經濟需要社會制度中三種起控制作用的方面進行相互配合，一是保持人口均衡的制度，二是保持物質財富持續恒定的制度，三是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這三種制度的有機結合體現了效率與公平的協調和兼顧，即在最小限度損害微觀層面的市場自由和靈活性的同時，從生態學的角度對經濟增長實行宏觀的目標和價值約束。市場在規定的生態物理約束和道德倫理界限內合理配置自然資源和分配財富收入，并從總量和規模上給經濟生產和市場消費限定了實現生態環境均衡的生物物理條件。可見，穩態經濟是一種體現整體性的，綜合了物質的、社會的和道德內容的經濟發展范式，代表的是一種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水平，尋求的根本主旨是在有限的自然生態中人類更好地生活。

(作者為吉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廳十二五社會科學項目“卡普拉生態哲學思想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啟示的研究”（項目編號：201415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美]戴利、湯森主編，馬杰譯：《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69頁。

②田晴：《對穩態經濟的思考》，《財政研究》，2012年第7期，第16-19頁。

③[美]戴利、湯森主編，馬杰譯：《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41頁。

④[美]喬舒亞·法利著、王俊譯：《生態文明和穩態經濟》，《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4期，第623-629頁。

責編/賈娜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