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徽宗文化造詣極高，興趣頗廣，他在位期間，普及教育，振興禮樂，并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和手中的權力推動書法、繪畫、道教、醫學等多個文化藝術領域的發展，培養了不少人才，為今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然而，隨著政局的動蕩和抗擊侵略的無力，北宋的文化事業也遭受了沉重打擊。

【關鍵詞】宋徽宗  文化藝術  藝術事業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53歲去世的宋徽宗趙佶是北宋第八位君主，在位26年。他聰明異常，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無疑是一個藝術方面的天才。然而，他缺乏政治才干，任人不當，用度奢侈，幾乎可以說是不諳治國為君之道。盡管徽宗在國家管理的諸多層面乏善可陳，但其所鐘愛的文化藝術事業卻在他的推動下蓬勃發展，取得了至今都令人艷羨的巨大成就。

宋徽宗——藝術家與藝術事業的守護者

徽宗本人具備極高的藝術天分，南宋鄧椿評價他“藝極于神”，并非僅是阿諛之辭。徽宗精于詩文，擅長書法繪畫。他創新的書法即是聞名于世的“瘦金書”。他的繪畫融合詩、書、畫、印，推動了以“詩書畫印”一體為外部特征的文人畫的發展。另外，他喜歡搜集文物、珍奇。作為一位杰出的藝術家，徽宗本人的藝術成就便是對藝術事業的巨大貢獻。

宋徽宗不僅僅是一位藝術家，他還是一國之君，帝王的至高權力使他有能力為藝術事業的繁榮提供切實的保障。他能夠召集一流的藝術家齊聚京城，這極大地促進了高端藝術人才的交流。米芾在其所著《書史》《畫史》中所收錄的字畫，皆是他“平生所歷”，而他親眼所見的這些珍貴作品大都藏在李公麟、趙令穰等同為藝術家的好友以及京城的達官貴人家中。米芾能有這種機遇和資源，不能不說是與徽宗的召集和組織息息相關的。同時，徽宗還可以動用全國之力搜羅字畫真跡，作為皇家秘藏。這些藏品數目眾多，“集為一百秩，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更為可貴的是，這些秘藏徽宗并非秘不示人。據北宋畫院的老畫工回憶，每十天宋徽宗就會派遣宦官將兩匣宮中所藏畫卷帶到畫院，讓學生觀摩學習。一個癡迷于繪畫的帝王肯將自己所藏的珍貴畫卷展示給畫院的學人，盡可能使他們擁有更多機會臨摹原本，借以提升藝術境界，可見宋徽宗對培養優秀繪畫人才所費的苦心。

北宋的繪畫人才供職于翰林圖畫院，簡稱畫院。徽宗大幅提高書畫官的政治地位。為了更多更好地培育藝術人才，徽宗設立了書學與畫學，提高學生的待遇，并由米芾等一流藝術家執教。在培養思路方面，注重提升學生文化素養，要求學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和文字學。畫院以詩作考題，往往構思精巧，別出心裁，歷來為人所稱道。“亂山藏古寺”“野渡無人舟自橫”都是膾炙人口的試題。這樣的訓練和考核，使之前的畫工變成了畫家，培養出了大量優秀的繪畫人才，《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就曾供職于畫院。

有時，徽宗甚至親自指導天資聰穎的畫學學生，傳世名作《千里江山圖》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其中之一。這幅作品被徽宗賜予當朝宰相蔡京。根據蔡京的題跋記述，王希孟十分聰明伶俐，但由于一直缺乏名師指點，畫作總是“不甚工”。在徽宗的耐心教導下，王希孟迅速進步，創作出千年名作《千里江山圖》。徽宗不掠美，肯將這幅作品賜予當朝宰相，是對年輕人莫大的鼓勵。宰相蔡京本人就是書畫的行家里手，他對王希孟畫作的收藏和贊美不完全是逢迎皇帝的旨意，而是發自內心的欣賞。皇帝和宰相能夠不因畫家出身卑微而輕視其作品，實在是難能可貴。宋徽宗還鼓勵內臣和宗室子弟學畫作畫，并將其中佼佼者的畫作收入御府收藏。高端人才賞畫訪畫，畫院學生受教學畫；宰輔大臣知畫愛畫，近侍親貴習畫作畫，這是徽宗時代藝術氛圍的真實寫照，無疑也極大地推進了文化事業的繁榮。

這些藝術實踐還促進了兩宋之交的文人學者對藝術史、藝術理論的探討，因而涌現出了很多水平極高的研究著作，可謂成就斐然，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其中包括宋徽宗主持編纂的《宣和博古圖》《宣和畫譜》《宣和書譜》，宋高宗趙構的《翰墨志》，郭思的《林泉高致集》，米芾的《畫史》《書史》《海岳名言》，董逌的《廣川書跋》《廣川畫跋》，鄧椿的《畫繼》，姜夔的《續書譜》，岳珂的《寶真齋法書贊》等。這些作品的價值難以估量。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徽宗對文化藝術的大力提倡和眾多學者的藝術實踐，這些著作幾乎不可能出現。宋徽宗對文化藝術的貢獻確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崇寧興學——繼承父志與普及教育

崇寧是徽宗第二個年號，取尊崇神宗熙寧之意。徽宗掌握政權后，繼承其父的變法精神繼續改革。發展教育是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在北宋仁宗慶歷時期和神宗熙寧時期，政府主導了兩次大規模興學運動。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背景下，徽宗選擇興學作為自己改革的第一步。

崇寧元年（1102），改革的推動者之一蔡京認為應當“以學校為今日先務”，從而拉開了崇寧興學的序幕。此后以徽宗為首的朝廷陸續頒布了一系列規定。其舉措主要包括增置學田，增設專科學校，擴大中央太學規模，增置地方官學（州縣學），推廣三舍法，建立學校升貢法以及設置專門的官司管理學校事務。這些措施對推動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首先各級學校可以通過經營學田，出租“房廊”，獲得政府補貼等方式籌措學費，解決辦學經費問題。其次，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官學體系，使得各地教育得以普及。第三，由于科舉考試產生了一批難以入仕又脫離生產的讀書人，大量州縣學教官職位的設立為其提供了就業機會，成為文化向基層尤其是農村地區傳播的師資力量。第四，在地方官學中學習的學生，通過三舍法的層層選拔，可以升入太學（即升貢），之后通過太學三舍法的選拔，直接進入仕途，三舍法與學校升貢法提供了一條科舉之外的入仕渠道，從而保證了士人對改革的支持。同時，改革催生了專管地方學務的官司——提舉學事司，這是中國古代教育發展史上的重大創舉。

崇寧興學在文化教育史上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一方面，它的不少舉措是對之前興學活動的承繼。比如推廣三舍法，就是對熙寧興學所確立的三舍法體系的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它又有著影響后世的創新措施。比如崇寧二年（1103）在各路設置的提舉學事司，開創了中國地方學務專門化管理的先河，是明清各省設置提學官或提督學政的濫觴。影響最深遠的莫過于學校升貢法。徽宗等人希望以學校升貢法代替科舉取士，甚至一度廢除科舉。雖然這個目標沒有實現，但明代的“科舉必由學校”，使升貢法與科舉取士的結合成為取士的常態，深深影響了明清兩代的選舉制度，這不能不說是崇寧興學的重要遺產。盡管朱熹批評崇寧興學是“要結士譽，買覓人情”，但客觀來講，它的舉措大都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寶貴嘗試。

尊儒與崇道——皇帝的責任與個人的信仰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思想，是維系中國古代各王朝政權的重要基石，其核心便是禮樂文化。《禮記》中說：“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為了實現類似周公治國的理想，宋徽宗按照《禮記》的相關論述開始重新設計宋朝的禮樂文化。

明堂是周代典籍中集祭祀、施政及教化功能于一體的最高等級建筑，歷代多有仿建。宋代宮殿中沒有建設專門的明堂，只是在特殊祭祀典禮中將正殿作為明堂使用。宋徽宗對此極為不滿，于是下令興修正式的明堂建筑。明堂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朝見四方諸侯，此舉暴露了徽宗渴望征服四夷的野心，這與他后來派遣軍隊進攻西夏與遼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他還用“瘦金體”撰寫自己的重要詔令，刻成石碑頒行全國，以模擬“明堂施政”的舉措。徽宗時期修成的《政和五禮新儀》與《大晟樂書》則是制禮作樂成果的總結，它們被應用于祭祀、朝會等重大活動。

作樂的關鍵在于確定音律，制作樂器。古代通過律管的長短確定音律的高低，只要確定了標準律管的長短，其他律管的長短和音律可依照固定的推算方法確定，因此度量標準律管的長短是重中之重。常規做法是用一定規格的黍米顆粒進行度量。徽宗拋棄了這種“累黍法”。《大戴禮》稱贊大禹“聲為律，身為度”，意指大禹言行是眾人典范。但徽宗的臣子將“身為度”曲解為大禹以自己的中指長度為基準，度量標準律管的長短。徽宗只需要效法大禹，提供自己中指的長度，既能“作樂”，又能“頒度量”。徽宗等人便通過曲解經文的做法，將“作樂”與“頒度量”結合在一起。

宋徽宗天真地相信，他若嚴格按照《禮記》的記載行事，就能使天下太平。他甚至認為中指測量的不準確，阻礙了太平的到來，于是令人重新測量。這些今人看來可笑的行為背后，展現出現實的政治需求，它們促進了對禮樂文獻的整理和禮樂文化的傳播。

如果說尊重儒術，復興禮樂文化是徽宗身為皇帝的責任，那么崇信道教，發展道教文化則是徽宗的個人信仰使然。據說他即位以后，沒有男孩，道士劉混康指點他應增高開封東北方（艮位）的地勢，這樣就會有“多男之祥”。于是徽宗便在京城西北建了一座巨大的假山，此后果然生育了許多兒女。據《宋史·宗室傳》記載，徽宗有子三十一人、女三十四人。出于對道士的感激，徽宗開始虔誠地崇信道教，大力扶植道教勢力，并自稱“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即位后大興土木，其中就興修了許多道觀寶宮。政和五年（1115）建的上清寶箓宮，就是道士齋醮（做法事）之所。政和七年（1117）修建的艮岳，初名萬歲山，就是劉道士指點徽宗所作的人工假山。之后徽宗將其擴建，形成了一個以山為主的皇家花園。它雖然不是道教建筑，但與道教有極深的淵源。建筑的修建促進了建筑工藝的發展。這就不能不提到《營造法式》一書，該書曾上呈徽宗審閱。其作者李誡，因能工巧思和善書畫而深受徽宗的重用，主持過不少徽宗朝的建筑工程。不難想象，現本《營造法式》中不少藝術性的內容，很可能受到徽宗影響，是古代高超建筑藝術的結晶。

徽宗還熱衷于整理道教典籍，主要成果是《政和萬壽道藏》。他本人還自注道家典籍，著有《御注道德經》《御注沖虛至德真經》。他的這些言行，帶動了數量眾多的文人士大夫對道教經典的關注。比如《御注道德經》問世后，當時就有將仕郎章安為其作注解，將原本僅有四卷的書，擴大成十卷本的《御注道德真經解義》。這無疑促進了道教文化的發展。

道教追求長生、養生，因而與中醫有著極深的淵源，徽宗崇尚道教，自然對中醫予以格外關注。他提高中醫的待遇，增置太醫局，“又作仁濟、輔正二亭于宮前，命道士施民符藥”。同時擴展醫學校舍，以便招收更多醫學生接受中醫理論及其實踐教育。更重要的是，他還組織相關機構和人員編寫方書，著名的有《政和圣濟總錄》《校正和劑局方》。宋徽宗還從理論上竭力提高中醫的地位，希望人們不要將中醫視為方技。他認為中醫延續的是黃帝之道，不能被視為“醫家者流”，這里的“醫家”意指方技雜流。于是他親自“著書四十二章，發明內經之妙，曰《圣濟經》”。毫無疑問，這些做法大大促進了醫學發展和醫學人才培養。

中國古代的皇帝雖然被推向神壇，但也與普通人一樣有自己的感情。只不過他們的好惡往往能引領社會的前進方向，因其有巨大權力將全國的物力、人力投入某些特定領域，從而促進這些受到扶持的對象充分發展。宋徽宗文化造詣極高，興趣頗廣，他在位期間，普及教育，振興禮樂，并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和手中的權力推動書法、繪畫、道教、醫學等多個文化藝術領域的發展，培養了不少人才，為今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同時也要看到，這些成就并不能掩蓋宋徽宗政治上的無能。政局的動蕩和抗擊侵略的無力破壞了人民的生活，也使文化事業受到了沉重打擊。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鄧椿：《畫繼》，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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