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額不斷增加，同時不可避免地面臨各種較為復雜的投資風險。我們應在國際法的視角下來探討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面臨的風險內容和特征，并在識別這些風險的情況下，進一步明確中國企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企業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和框架。

【關鍵詞】“一帶一路”  國際法  投資風險    【中圖分類號】DF92    【文獻標識碼】A

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已積極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一帶一路”倡議以中國為中心，意圖建立與亞歐非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它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新里程碑。在“一帶一路”的影響下，2016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元；對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我國對沿線國家簽訂合同額1260.3億美元，總體來看我國對外投資比重過去逐步增加。但也應看到，受沿線國家政治、經濟、環保等問題的影響，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并非一帆風順。從國際法角度而言，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離不開共同調整我國與沿線國家法律關系的國際法規，充分利用國際法規則，有助于保障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合法權益，防范投資風險。

以國際法防范“一帶一路”中我國企業投資風險的意義

首先，“一帶一路”區域投資保護協定是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基礎。其中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以下簡稱BIT）是國際法體系中較為重要的組成內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保障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投資過程中的資產安全。截止2012年底，我國已經與世界130多個國家簽訂了BIT，這些BIT規定了投資者因東道國政府政治行為違法約定可以向其提出賠償的權利。我國企業在簽訂對外投資項目合同時，首先通過BIT構建爭議解決機制，可以在爭議發生時最大限度地保證企業投資利益。

其次，國際法能切實保障我國企業投資利益的安全。只有上升到國際法高度的區域投資保護協定才能構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有效保障機制。國際經濟協定中確定了合作雙方的權利與義務，這種權利和義務本身構成一種相互牽制和彼此監督的機制。同時，國際協定的簽署具有強制性法律效力，并產生協定雙方的拘束力，當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產生爭端時，我國企業可以選擇BIT規定中的投資者—國家仲裁機構（ICSID）進行第三方裁決，它是世界銀行建立的專門解決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的投資爭端的機構。其救濟方式包括賠償、履行、道義賠禮等，幫助投資者維護區域投資保護協定中的合法權利，約束東道國政府承擔相應義務。

再次，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為我國企業提供了投資風險擔保。該公約由世界銀行下屬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執行，中國于1988年加入該機構，其主要功能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給予保險，對外國投資者被東道國沒收資產或在投保范圍內形成的損失給予補償。如果說投資者—國家仲裁機構（ICSID）是一種仲裁機構，那么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更類似保險機構。對于我國對外投資企業而言，通過向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投保，能有效保護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安全。

因此，充分利用投資保護協定和投資擔保公約等國際法規保護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有利于防范我國企業的投資風險。

當前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中的投資風險有哪些

我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主要面向基礎設施以及礦產資源，其投資金額巨大，回收期漫長，這都會導致我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面臨較大潛在風險，例如，2011年因利比亞戰亂導致我國在利比亞海外投資項目陷入停頓，損失達188億美元；在亞洲2011年由于緬甸政府政權更迭導致中緬密松水電站合作項目損失達36億美元；在美洲，由于墨西哥政局混亂，2015年墨西哥政府無限制擱置了中資坎昆龍城項目。這些被叫停的項目導致我國企業投資產生巨大損失。

因此，有必要從國際法角度分析在東道國投資產生的風險，并對相應風險進行如下歸納。

東道國政治風險。一是國有化風險。相關國際法對國有化的界定是主權國家可以將私人的財產進行征收、征用或國有化的法律制度。征收是最為嚴厲的一種懲罰方式，國家不補償私人財產造成的損失；征用方式則有一定的支付補償，而國有化方式更多則是指所有權發生的變動。在什么程度上補償外國投資者資產，發達國家主要依據赫爾規則，如果東道國依據法律程序實施國有化，東道國應該在賠償數量、支付方式、支付時間上實行完全賠償。有些發展中國家則認為國有化是一國主權，不存在賠償責任，且不受國際法影響，完全根據一國國家法律進行判決，由于這種說法過于偏激，完全拒絕國際法約束，實際中較少實施。發展中國家更多依據適當補償原則，強調在充分協商溝通的前提下，按公平原則來進行相應補償。顯然，如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我國企業投資進行國有化，會嚴重威脅我國企業投資行為，損害合理利益。二是政治動蕩風險。在國家責任法上，如果東道國為維護本國基本利益，對抗嚴重而且迫切的危險時可以解除其國際義務，可以以“危急情況”作為不履行國際義務的緣由。另外，從BIT來看，我國雖然與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了相關協定，但在協定中并沒有包括“完全保護和安全”條款，這使得我國企業無法依據BIT條款向東道國就其政治動蕩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因此，對我國企業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而言，可能會面臨東道國以“危急情況”為由直接違反投資條約中其所應承擔的相關國際義務。這會對我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的正常進行和正當權益構成嚴重威脅，這也是我國企業在敘利亞、伊拉克、蘇丹、緬甸等政治動蕩國家遭受巨大損失時卻無法要求該國承擔相應責任，并索取相應賠償的原因。當然，近年來我國因“一帶一路”倡議與沿線國家又重新簽訂BIT，將“完全保護和安全”條款作為重點寫入了其中，為中國企業未來維護其在東道國投資的合法權利提供了相應法律保障。

東道國金融風險。主要是指外國投資資金的貨幣直接的兌換和資金的回流被限制或禁止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般經濟發展水平較差，國際收支失衡，貿易赤字嚴重，其金融體系易受到沖擊，這會阻礙我國企業投資收益或利潤匯回本國。例如2008年由于金融危機，越南宣布外匯管制，雖然我國與越南的雙邊協定中，規定了合法投資及其收益可以轉移，但由于外匯管理權力留給了越南的投資法去操作，導致實際操作中我國企業投資收益遭受匯率風險影響。近幾年，沿線國家土耳其、南非、巴西、俄羅斯等已成為投資風險區域，國際信用評級下滑，貨幣存在貶值壓力，這些國家金融脆弱情況加大了我國投資收益獲得的匯率風險。

東道國生態環保風險。目前國際上各國“環保”呼聲日益高漲，跨國企業對環境保護的國際義務重視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內環境保護法律不斷調整，對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投資產生了明顯的環保風險，甚至影響了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預期收益。由于其涉及的是東道國投資保護義務和國家基本利益之間的協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的環境保護法并沒有嚴格違反其東道國應當履行的國際義務，使得我國對外投資企業難以從國際法上維護自身權利。因此，無論如何，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中必須符合東道國環保標準，避免環保風險造成投資損失。

東道國文化差異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涉及的不僅僅是國際法，還包括每個國家的本國法。特別是中東國家法律具有明顯的宗教色彩，協調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關系存在較大困難。例如有些中東國家如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國不是WTO的成員國，它們不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行事，國內許多法律規范、政策與WTO的既定規則相沖突。有些中東國家本身政治不穩定，國內政府更迭快，法律穩定性差，這為“一帶一路”中國際法的執行帶來障礙。

國際法視角下，中國企業投資風險防范建議

第一，建立甄別境外直接投資環境規制風險評估方式。我國投資企業應該根據我國和沿線國家簽訂的協定條款性質、功能、地位進行分類，例如可分為 “非排除措施”條款、平衡條款、除外條款、沖突條款和程序條款。根據這些條款的實際效力、實際效果進行判別，選擇適合自身投資利益的東道主國家。另外在選擇國際裁決方式中，既存在聯合國裁決也存在多邊國際機構的裁決，不同國際裁決的規制效力存在較大差異，這會對我國企業投資的風險防范產生較大影響。因此，應在審慎評估不同國際裁決的效力基礎上，構建企業投資風險防范的預案，并與東道國建立好投資前和投資中存在的風險協商協議。例如對提供海外投資保險的我國保險公司而言，BIT中要求了東道國提供保護義務，因此保險公司應當在適當時期，要求東道國與中國簽訂的BIT或是第三國與東道國間的BIT作為一項必要條件，從而在未來可能發生爭議時，更好地為自身以及中國公司的索賠主張提供保護依據。

第二，建立防范財產損失風險的投保方式。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以下簡稱MIGA）提供的保險是一種有效規避投資風險的方式，該機構當投保人提出支付賠償時，即代位取得投保人對東道國或其他債務人所擁有的有關承保投資的各種權利或索賠權。按MIGA的規則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時可以由MIGA承保各種風險，根據雙邊協定一般會明確相關方的法律地位，MIGA根據原投資者的原有權利或請求權獲得代位權，才會對原投資者的投保行為進行支付賠償。根據MIGA的全球企業調查來看，政治風險是對外投資最大的影響因素，世界上20%的對外投資企業都購買海外投資保險來轉移風險，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管理意識薄弱，對投資保險的重視程度不夠會引發較大風險，因此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通過購買MIGA的海外投資保險，能有效幫助我國企業對外投資規避各種風險，最終完善企業對外投資風險的管理，保障企業海外投資利益。

第三，充分利用國際法規構建貿易爭端解決方式。各國簽訂的BIT 對投資者的保護程度不盡相同，中國投資者在具有海外投資意向時，往往會遇到我國與東道國簽署的BIT條款不明確、不清晰的問題，那么可以參考東道國與其他國家簽署的BIT進行綜合考慮，選擇對投資者保護程度最高的BIT。例如，我國政府與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等國家簽訂的BIT中沒有規定“完全保護和安全”條款，但中國公司依然可以通過在第三國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借助于第三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BIT來獲得最佳投資保護。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公司可以通過設立特殊目的公司的形式，借助于第三國與東道國之間更完善的BIT，來對自身的投資進行保護。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①劉艷、黃翔：《“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家風險的防控——基于國際法的視角》，《國際經濟合作》，2015年第8期。

責編/譚峰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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