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奮斗”寫進黨的決議和行動綱領，成為中國共產黨特有的組織品質。黨的十九大號召全黨同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這不僅是新時代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齊心協力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的關鍵，也是黨在過去九十六年中取得的歷史經驗。所以，奮斗的行動姿態是我們反思過去成功經驗和展望未來的獨到視角。

奮斗的行動姿態，使我國卓有成效地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奮斗”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政治動員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號召全黨同志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把工作重心轉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為根本改變我國的落后面貌奮勇前進；黨的十三大明確了“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號召全黨同志“團結一致向前看”，為取得更大的勝利而奮斗；黨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奮斗的行動姿態，是共產黨先進性的集中體現。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寫道：“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優越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把這一先進性品質沁入黨的組織肌體中，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人類最高理想的歷史使命，九十六年來矢志不渝地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努力奮斗。最初浴血奮戰二十八年，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繼續艱苦奮斗三十多年，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卓有成效地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使中華民族堅定地站立在世界東方；其后勇于奮斗三十多年，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中國跨越式發展的歷史進步。

遠大理想和戰略目標的引領和激勵，有效避免了任何偏離傾向，堅決抵御了任何破壞和干擾企圖

中國共產黨一經宣告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遠大理想確定為最高目標，把“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確定為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奮斗目標。遠大的理想引導中國共產黨著眼于未來理想社會的美好愿景，振奮起積極推動社會革命進程的決心和勇氣，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

十九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戰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黨提出，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然后再奮斗三十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把奮斗目標鮮明地寫在行動綱領上，始終高揚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的遠大理想目標，并進一步明確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實現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以至幾十代人的努力奮斗。

遠大的理想目標與現階段的戰略目標有機結合，需要具體到每一個層級的黨組織、每一個黨員和干部的日常工作中，體現在具體的工作任務目標和年度性或時段性的政績考核指標上，以此激勵全黨同志努力奮斗、不斷進取。改革開放以來，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的良好風氣，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最具時代特征的品質。盡管世界形勢復雜多變，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各種思潮相互激蕩，但在黨中央領導下，全黨方向明確，有效避免了任何偏離傾向，堅決抵御了任何破壞和干擾企圖，義無反顧地奮勇前行。

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是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歷史歸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歷史路徑。改革開放以來，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略目標定位都內在地包含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價值內涵，使不同利益、不同社會階層的群體都能從中國共產黨制定的奮斗目標和發展戰略中，找到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合點，進而積極加入這一偉大事業的建設隊伍中，匯聚成加快發展的磅礴力量。

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和組織機制建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推進發揮了積極作用

20世紀20、30年代，經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教訓后，黨的組織制度和組織機制在集中統一性方面日趨完善、成熟。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同志把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組織原則應用到國家政權的制度建構中。改革開放以來，民主集中制成為黨根本組織原則和制度體系的核心，并被寫入憲法，作為國家機構的組織與活動原則。我們黨和國家的這種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和組織機制建構，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推進和巨大成就發揮了積極作用。從理論上說，對于組織行動，集中統一的制度和機制是行動有效和有力的必要條件；從實踐上看，中國共產黨九十六年的奮斗歷程充分說明，只要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和機制得以維系，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就會勇往直前、不可阻擋。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雖然從總體上說，黨和國家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和組織機制狀況良好、運行正常，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某些時期，個別地方存在著號令不靈、各行其是的現象，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負面影響。有鑒于此，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界經濟低迷、國內改革攻堅的困難局面，黨中央堅決貫徹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把政治建設作為首要任務，要求全黨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了黨的領導堅強有力，全黨的奮斗卓有成效。

當前，境外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對我們黨和國家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和機制及其有效作用存在一些質疑和懷疑。敵對勢力的惡意攻擊和有意詆毀，我們可以完全不理，但我們應重視人民群眾的懷疑和憂慮。概括地說，人民群眾的懷疑和憂慮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即高效是否真實？是否值得肯定？能否持久？

關于集中統一的制度和機制推動的高效發展是否真實的疑問，主要源于理論上對“高效”的評價有三個不同的關注點和評價標準：一是從投入上看成本是否經濟，二是從產出上看效益是否正面，三是從投入產出比例關系上看效率是否最大值。應該說，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我國的發展成就是巨大的，效益是正面的。這種評價依據的標準是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發展規律和要求的。至于按成本和效率標準評價，我國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差距，這是必然的、正常的，黨和政府正在著手解決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已經被納入階段性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中。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我國已經極大地縮小了這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個別人關于集中統一的制度和機制是否值得肯定和能否持久的言論，主要源于這些人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和價值標準。這種懷疑和憂慮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目前還是世界的主導力量，他們掌控著世界市場經濟和世界輿論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還有一定的發展差距。隨著中國發展的穩步提升，這些懷疑和憂慮會逐漸煙消云散。

糾錯機制的輔正和助力，確保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奠定了取得勝利的社會基礎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確保黨始終站在時代發展前列的安全閥和保險門。如果不能掌握歷史發展規律，不能及時發現和修正行動偏差，那么奮勇前進就是盲目的，也是十分危險的。這不僅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也會給人民群眾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首先要建立健全監督機制，這也是密切聯系群眾的題中之義。黨所確定的奮斗目標、所選擇的行動方法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是否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實現，只有人民才能作出回答。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遵循鄧小平同志的諄諄告誡，始終以人民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為依據，對黨所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進行評判選擇，確保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奠定了取得勝利的社會基礎。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還需要黨的自我凈化機制，及時將那些腐敗變質分子清除出黨。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招來了一些個人利益至上的投機分子，他們利用執政黨的政治資源優勢為自己謀取私利；同時，也使得理想和信念不夠堅定，但原本也是先進分子的一些人喪失了革命意志，忘記了入黨初心，轉而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對于這兩種類型的黨員和干部，我們是沒有辦法事先就采取措施嚴密防范的，也不可能有萬全之策禁止他們謀取私利的行為。只能采取及時發現、堅決清除的辦法，將其造成的負面影響和損失降到最低。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更要健全黨的自省機制，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顯著區別之一。在黨組織內部，黨員之間不應有勾心斗角的利益之爭，而應有相互之間的坦誠相見、精誠合作。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這種有與沒有的唯一路徑。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率先垂范，在黨內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格黨的政治紀律，純潔了黨內關系，進而改變了黨的面貌和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這種努力所產生的積極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巨大推動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正確的決策設計和規劃確保了各項決策更好地體現黨和國家的意志，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

我國對決策問題的關注是伴隨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而逐漸深化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課題提上日程，逐步明確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正確決策是各級黨委和政府更好履行職能的重要途徑，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關鍵，在于通過決策過程的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的質量。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長期堅持、不斷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正確的決策取決于決策程序的合理設計。我們黨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強調決策要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指導，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意志和要求，同時，要與國家的憲法和法律、行政機關的法規和決議保持一致性和連續性，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建立健全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定相結合的決策機制。要實現公眾、專家和政府在決策過程中的三位一體有機結合，就必須把決策過程的理性設計制度化、法律化，一方面要科學、合理地界定各級黨委、政府的決策權，完善決策規則；另一方面還要把公眾參與和專家論證形式作為決策過程的基本環節固定下來，并且使其具有法律法規明文規定的強制性約束作用。

正確決策也取決于在決策過程中運用科學的決策方法。決策者的判斷能力不僅是決策者個人素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建立民主程序來集思廣益，通過掌握和運用科學方法彌補個人智力和知識的不足，這也是科學民主決策機制要著力解決的問題。現代決策方法已從經驗直覺、主觀臆斷以及個人拍板等發展為科學的決策方法，大大提高了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在涉及改革開放重大事項的決策過程中，我國普遍采取政治協商的決策方法，廣泛聽取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組織的意見，通過協商、對話，對決策方案進行討論，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作出最后的決策，進而確保了各項決策更好地體現黨和國家的意志，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27日。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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