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速度、結構與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結構是基礎，效益是目標，三者的最優配置才能保證中國整個經濟“工作鏈”有效運行。做到這些不容易，但隨著“最優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經濟發展仍將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關鍵詞】經濟結構 國民經濟 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對GDP的重視度已大大下降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樹立綠色GDP理念，不能把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他指出：“單純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對經濟大規模直接干預的增長，只治標、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基礎上的增長則更難以持久。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避免單純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各國要通過積極的結構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經濟競爭力。”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

社會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環境等要素所構成的一個復雜的系統，社會的發展所包含的內容是各個社會要素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GDP作為一個反映宏觀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它的變化體現的是經濟方面發展狀況，但并不能體現政治、文化與生態環境的內容，也無法體現社會均衡度。過去一段時間，中國人一直把GDP的增長當作社會發展的全部體現，甚至GDP成了社會發展的唯一目標。顯然，十八大以來，這種誤區正在被糾正。

近年來，中國人越來越看透了GDP的陷阱。環境的惡化、社會的失衡、矛盾的突發，越來越促使人們從經濟增長理論的角度去反思GDP增長，即GDP增長之外，必須要考慮增長的效益。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并不匹配

首先，經濟增長的邊際收益日益下降。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本應為經濟增長效益的提高提供條件，但由于長期的粗放式增長，中國過于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對經濟的增長貢獻相對較低。在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約束下，中國經濟效益指標呈現下降的趨勢。

其次，經濟增長的社會效益相對較低。在當前收入分配體制不完善的條件下，收入差距的擴大成為制約社會效益提升的主要障礙。如果繼續延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那么終將導致矛盾的頻發、社會發展的倒退。

第三，經濟增長的生態效益發展緩慢。在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下，人們過度注重經濟增長數量而忽視了對能源和資源效率的提高，必然會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雖然多年來政府政策一直在引導中國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但是生態效益的發展仍然無法與經濟增長的速度相匹配。

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由于邊際報酬遞減，不論物質資本投入還是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最終都會消失，只有知識和創新推動的技術進步，才是經濟長期增長的保證。技術進步的存在，使資本的邊際收益不斷提高。技術進步可以抵消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效應。大量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歷程，也證實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近年來，對技術進步促使經濟效益提升的認識不斷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最終促成了中國對GDP的重視程度大大下降，轉而更重視經濟發展速度、結構與效益的綜合性、協調性。

中國經濟轉型成效顯著，但結構調整之路遠未完結

基于經濟增長理論，經濟效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的效率，主要表現為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及其貢獻率的高低；二是國際競爭力的高低，主要表現為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水平和相對成本水平；三是通貨膨脹的狀況，即相對于經濟增長率的通貨膨脹率；四是環境污染程度，即經濟增長過程的環境污染面和污染率。因此，單以GDP增速的標準，不足以全面地衡量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的好壞。

經濟增長效益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系的，但增長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增長目標和增長方式的選擇。因此，近年來，中國改變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傾向，把增長重心轉移到增長質量方面來，是極其正確的選擇。正因為此，2013至201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效益的轉型成效顯著。

這些成效充分體現了近年來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即經濟增長結構不只是要考慮速度，還要考慮結構的合理程度。在一個經濟體中，經濟結構越是合理，就越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國民經濟的中間消耗，進而提高經濟增長效率；而相反，當經濟結構失衡時，低效率的投入增加、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將會抑制經濟增長效率。

經濟結構調整包含兩重內涵，一是轉型，即消除經濟運行中扭曲性的結構矛盾，改善經濟中不適應需求的結構問題，實現經濟結構轉型；二是升級，即圍繞經濟市場規律，根據國家發展戰略，主動實現經濟結構升級，提升整體競爭力。經濟結構評價十分復雜，在實踐中不能簡單套用固定比例衡量其合理性，而應將具體的經濟結構問題納入特定的背景和現實中加以考察。最為直接的指標為經濟效益是否提升，進而推動民眾福祉的增加。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四年多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雖然成效顯著，但調整與優化之路遠未完結。

保持速度、結構、效益的三角均衡，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發展都在尋求正確處理速度、結構與效益三角關系的方法，經歷了戰略思想、決策理念的更新、經濟成本與增長邏輯的衡量、社會矛盾與環境惡化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目前看來，在未來較長期內的中心任務與經濟政策目標已越來越清晰。

一是在發展速度上堅持“穩中有進”的戰略抉擇。這個工作基調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國內外綜合背景的整體考量，既要防止國際國內復雜環境的干擾，還要適應新時期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繁重任務的要求；既要防止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也要遏制一些地方將眼光放在“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上。歸根到底是將發展速度的快慢標準放到轉變結構、增加實際民生效益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上來。

二是在發展結構上堅持“轉型升級”的戰略路徑。這個工作方式實際上既認識到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大勢所趨、刻不容緩的緊迫性，也抓住了化解產能過剩、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必然性，更看透了強化創新驅動、推進綠色發展的關聯性。歸根到底是，將發展結構的好壞標準，放到能夠保證必要的增長、實現社會健康發展的結果中來。

三是在發展效益上堅持“提高質量”的戰略目標。這個指導思想是近年來中國立足于發展規律的新認識與新遵循，是對資源不可接續、環境不可承載、經濟不可持續的先前發展狀況的重大糾正，也是從增量擴能到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的思路重大轉化。可見，能否實現最優的發展效益，關鍵看能否有合適的發展速度與合理的發展結構。

綜上所述，在速度、結構與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結構是基礎，效益是目標，三者的最優配置才能保證中國整個經濟“工作鏈”有效運行。做到這些不容易，但隨著“最優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經濟發展仍將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陳治衡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周素麗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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