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發展態勢持續強勁，并呈現出一些新趨勢與新動向，值得我們深度關注。其一是溫和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其二是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參與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正在成為一個新的研究熱點，其三是理性趨向與功利趨向、非理性現象共存。

【關鍵詞】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新動向  主流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C912.67    【文獻標識碼】A

2017年注定是意義非凡的一年，隨著黨的十九大召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推助下，讀經熱、國學熱、儒學熱、祭孔熱等活動熱度不減，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發展態勢持續強勁，并呈現出一些新趨勢與新動向。

2017年文化保守主義中的溫和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

如果說，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2015年迎來了民間、理論界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首次牽手與合流，那么到了2017年，這種趨勢則演化為主流意識形態與理論界的“合謀”。在“合流”的態勢下，各方力量實質上是分庭抗禮、自說自話的，而“合謀”則意味著各方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一些共識，衍生出適當的合力。

在2017年中，理論界標榜大陸新儒家的極端主張雖然時有發聲，但并沒有繼續產出引人注目的理論成果。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溫和的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其聚焦之地是如何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大理論問題作出積極回應，其中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等問題成為理論界關注的中心。理論界的回應基于兩個向度展開：一是以意識形態訴求為主題的各級各類學術會議的召開，如第八屆世界儒學大會“儒家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儒學研究機構與學術團體的研究者，不但使中國的意識形態在世界學術交流中得以輸出，而且推動研究者結合意識形態的訴求開始重新思考儒學的當代發展方向和路徑。二是通過學理闡釋證說主流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如“創造的繼承”這一觀點的提出，在哲學詮釋學的視野下澄明了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內在精義；又如以“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禮有三本”等傳統思想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性資源，等等。

上述文化現象表明，主流意識形態與學術界的關系已經從“合流”轉向了“合謀”。并且，這種趨向亦存在于理論研究之外，一個典型性的表現就是各級政府對傳統文化研究機構進行持續的深度介入。如山東省宣布將依托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建設“中國儒學院”，這個機構將與山東省共同開展“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對我國流傳至海外的珍貴古代典籍進行調查、編目、影印、回歸，建立全球漢籍資源數據庫，等等。

眾所周知，確立儒學在當代中國人主流信仰與主流價值中的地位，是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在文化價值選擇方面的核心主張，而上述合謀的趨向則使這種主張在某種程度上被部分地遮蔽了，傳統文化被理解為一種解釋性資源或思想理論基礎的思想傾向逐漸明顯。但這并非意味著地位之爭已經完全退場，中華傳統文化重回當代主流價值體系的呼聲依然存在。

問題轉向：從中西古今之爭到世界文化秩序重建

自近代延續至今，中西古今文化的關系從來都是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在2017年召開的幾次重要的哲學對話中，這個基本問題的重大轉向趨于明朗，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參與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正在成為一個具有替代性的新的基本問題。

對中國道路的關切是推動此種轉向的首要致因。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有一種觀點認為，致力于追求獨特發展道路的中國，應當傳達開放的、多元的、自省的文化信息，而不應當走封閉的民族主義道路，后一種道路所帶來的后果將是中國無法承擔的。因此，傳統文化必須走出古今中西之爭的狹隘傳統，去擁抱更加寬廣的全球世界。杜維明先生重新闡釋了“精神人文主義”思想，他認為，“精神人文主義”是一個正在涌現的全球性論域，作為一種綜合而整全的人文主義，它結合了人類經驗所共有的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個維度，以界定人類繁榮昌盛的最高體現。它不但是一種思想理念，也是當代中國應當踐行的文化理想。

如何應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對稱危機，也是促動此種問題轉向的重要致因。2017年，在《變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不對稱：當代漢學面臨的挑戰》的演講中，國際儒聯副主席、著名漢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基于中西書籍翻譯交流中的不對稱現象，得出中西文化交流實質上是以西方文化的單向輸入為主導的結論。在他與姚新中先生的對話中，這種不對稱問題亦被認為是導致儒家形象傳播發生偏差的致因。出于此種危機意識，如何通過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與對話開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使其面向世界文明發展的未來方向，成為文化保守主義必須回應的問題。

事實上，文化交流不對稱的危機早已存在，以“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為代表的文化傳播工作即是政府應對危機的重要表征。與政府的外在途徑不同的是，理論界表達了一種內在途徑：只有在理論建構上積極參與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才能真正為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舞臺贏得一席之地。基于此，一些相關理論問題得以被深度探討，西方個人主義與儒家倫理的關系、儒家文化如何應對當代科技的挑戰等話題受到關注。而在郭齊勇先生所著的《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中，更是匯聚了儒學與各文明的對話，囊括了全球倫理、環境倫理等諸多理論問題。

此種問題轉向亦將中國哲學的現代建構引向了一個更為寬闊的理論視野。中國哲學應當成為世界哲學立法的參與者，以中國哲學的豐富內涵與獨特優勢拯救現代性的偏弊，這樣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中西古今之爭依然存在，它并沒有被新的問題完全取代。這種現象表明，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一方面努力建構一種開放的心態，另一方面又無法完全打破舊有思維方式，因而注定只能在徘徊中前行。

理性趨向與功利趨向攜手同行

傳統文化如何走向生活世界？這個“接地氣”的話題使理論與實踐兩大層面實現了對接。雖然觀念分殊一如既往地存在，但理性反思已經成為共同的趨向，其中也不乏功利色彩。

對傳統文化教育的探討具有持續的熱度，理性反思主要基于兩大問題展開：一是對少兒讀“經”利弊得失的反思，正反兩個方面的觀點在理性層面展開論爭。肯定性的觀點占據了上風，人格教育、人性開發、教育規律等成為其主要的理論依據。二是對傳統文化教育路徑的反思。一種意見認為，應當承認公共教育體系之外的書院、私塾的合法性，使兩者互為補充，共同提升、完善中國教育體系；另一種意見則希望通過公共教育系統的自我完善推動傳統文化教育，認為學校的各門課程、教材與讀本中應增加傳統文化的內容，包括民族、地區特色等文化因素，還可以專門設置一門優秀傳統文化的課程。教材編寫、師資隊伍培養、國學學科設置等，被視為重要的擔保因素。基于這種觀點，大學教育應當為中小學教育提供多方位的支持。這種理念在教育實踐中已經有所體現，如大學教師走入小學講授傳統文化經典，就示范了一種具有嘗試性的教學模式。

具有功利色彩的引導策略，使傳統文化的普及之途看起來更為順暢。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全國中學生國學大賽暨國學等級考試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啟動，這次活動受到了國內頂級的高校、研究機構、出版單位及知名媒體的追捧。其中蘊含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優勝者將獲得與北京頂級高校專家學者及優秀大學生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并將獲得國內一流高校的推薦資格。

儒商文化的重新開掘是廣受關注的另一個熱點問題。這個曾經大熱的論域近年來一直處于波瀾不驚的狀態，2017年開始重新回溫，商業經濟發展的功利訴求是其不可忽略的動因。理論界對此持理性立場，學者們既看到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相悖的重大短板，也希望結合時代特點開掘其良好的精神內核。黎紅雷的《儒家商道智慧》是此類研究成果的代表，這本著作總結了中國企業家運用儒家思想經商辦企業的實踐，歸納出當代儒家商道的八大智慧。2017年召開的博鰲儒商論壇年會暨首屆博鰲儒商人物典禮，首次面向全球發布博鰲儒商榜評估體系，以儒家美德“德義信智仁勇”作為結構框架，表明理論界與商界達成了親密合作關系。

此外，理性趨向的一個典型表現是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內部的自我反省。針對當前的儒學熱，不少學者清醒地認識到，有高潮期就一定會有消退期，儒學只有不斷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并根據時代特點展開新的詮釋，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成為現代的、活的儒學。基于這種思路，對心性儒學、政治儒學、賢能政治的反思或批判并沒有停止，盡管以往的熱度已經不復存在。這種反省也體現在對“女德班”“讀經熱”等文化現象的批評中。

當然，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內部的復雜性決定了理性趨向與非理性現象共存的必然性，對傳統文化不加思考的狂熱追捧在民間活動、文化活動中依然活躍，這其中不乏濃重的功利趨向，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作者為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黎紅雷：《儒家商道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