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發展的基礎做得更實一些，提高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遼寧日報：“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重大判斷的依據何在？您怎么看今年的經濟形勢？
劉世錦：2016年，我們就提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開始觸底，正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從剛剛過去的2017年情況看，這個判斷得到確認。可以說，中國經濟中速增長平臺初步確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換一個角度看，也就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二者在邏輯上具有內在一致性。
今年上半年，終端需求可能會有一個季節性回升。其中，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大的不確定因素。目前，這部分投資在終端需求中最大，如果防控風險和治理地方政府債務（特別是隱性債務）的力度加大，那么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速就可能下降。這樣一來，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將會有所下移。與此同時，存貨和出口出現低點，是否回升以及如何回升仍有不確定性。生產性投資已處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為經濟增長中的積極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長階段那樣大幅回升，按照國際經驗，大體上也就是5%左右的增速。存貨、出口和生產性投資逐步進入回升期，將對基礎設施投資減速形成對沖。因此，中速增長平臺還能穩得住，宏觀經濟逐步進入大L型加小W型的運行軌道。
遼寧日報：這讓我們想起2016年權威人士談經濟的一個觀點，即“綜合判斷，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并強調“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您如何看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速度問題？
劉世錦：高質量發展不是不講速度、不要速度，但不能再搞GDP掛帥，不能人為地推高增長速度，應把發展的基礎做得更實一些，這不論對短期防范財政金融風險，還是對增強中長期發展動能，都是必要的。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今后3年每年增長速度達到6.3%就夠了。此后，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可能調整到5%至6%，或者就在5%左右。實際上，這個速度并不低。看速度要有參照系，要和增長階段掛鉤。在以往的高速增長階段，7%就算低速；到了中速增長階段，5%就算高速。當年日本在這個增長階段，經濟增速也只有4%左右。
遼寧日報：您的觀點也給我們提了一個醒，那就是在具體實踐中要注意克服急躁心理和冒進思想。
劉世錦：的確，我們注意到，近來一些地方確實出現對“大干快上”的期待。其實，“大干快上”本身倒沒有錯，關鍵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不能認為只有把速度推高才叫有所作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都比簡單提高增長速度難度更大，都更需要有所作為，做成了會有更大的成就感。
遼寧日報：基于這種分析和考慮，當前應重點做好哪些工作？
劉世錦：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中國經濟，具體來說，就是要降風險、擠泡沫、增動能、穩效益，提高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降風險主要是指降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其他方面的財政金融風險。擠泡沫主要是指擠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動能主要是指增加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動能。穩效益方面需要特別強調一下，2016年下半年以來，企業效益明顯回升，但主要集中在上游行業，分布不平衡。應爭取在行業間形成較為平衡和穩定的盈利分布，這樣就可以為降低企業杠桿率提供有利條件。
完善地方競爭機制，重構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競爭指標和內容
遼寧日報：主觀邏輯必須符合客觀邏輯，否則就會事與愿違。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目標方向，如何才能將其變成現實？有什么好的方法和途徑？
劉世錦：實現高質量發展，首先有一個意愿問題，即“想不想干”的問題，同時還有一個能力問題，即“會不會干”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連續實現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一開始辦法也不多，還走了一些彎路，最終探索形成了地方競爭這個機制，大家都在動腦筋、想辦法，進行比較、競爭，招商引資、培育環境、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搞項目，等等。這些辦法都不是事先計劃好的，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而是在一線通過試錯糾錯逐漸形成并不斷完善發展的，管用的就堅持下來并加以推廣，不管用的就淘汰。地方競爭機制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秘訣之一，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制度優勢。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套機制仍然有效，不能輕易丟掉，但要對其進行創新、完善和提升。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大都市圈、創新中心、新興產業基地等各種機遇接踵而至，最終落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競爭。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應允許地方有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允許有個性、有差別，允許試錯糾錯，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遼寧日報：相關研究表明，地方主要為GDP政績和財政收入而競爭。如何引導地方競爭機制轉型升級，使其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
劉世錦：推動形成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首先要解決發展的目標、評價和激勵體系問題，不能再“以GDP論英雄”，至于用什么樣的新指標，則需要深入研究。一個辦法是確定新的主要指標，如就業。另一個辦法是確定若干個反映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如就業創業、質量效益、穩定性、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指標，形成一個指標體系或綜合系數。從理論上說，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長期最優增長速度問題。
其次要解決地方競爭的內容問題。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與以往相比，地方競爭的內容會有很大改變，主要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營商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生產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的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的競爭，等等。
堅持改革精神，積極穩妥地推進重點領域重點環節的配套改革
遼寧日報：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繼續推進改革開放與高質量發展之間有什么關聯？
劉世錦：在中速增長平臺上推進高質量發展，盡管增長速度有所降低，但依然潛能巨大。
目前，我國仍是全球范圍內每年經濟新增量最大的國家，經濟內部互補性強，應對挑戰和沖擊的空間大。把高質量發展的潛能充分釋放出來，關鍵還是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深層次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重點是進一步推動要素市場的開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使全要素生產率有一個大的提升。
遼寧日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要注意把握蘊含其中的改革精神、改革部署、改革要求，堅定不移將改革推向前進。實現高質量發展急需深化哪些重點領域的改革？
劉世錦：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深化多方面改革，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重點在以下幾個主要領域和方面加以推進。
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必須按照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求，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這方面應該有標志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和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從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以直接稅為主。減稅只有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應該把房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把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地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可將部分國有資本用于充實社保基金，相應地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負擔。
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中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缺少競爭力的產業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使其更多集中于提供公共產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核電站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以及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領域。
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戰略，二者是內在統一的，因為鄉村振興實際上是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分給農民，真正維護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放。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差距最大的在服務業，重點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咨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有一個重要特點——其技術是軟技術，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是體驗性的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經驗，一定要深度開放與合作，這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同時，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改革和競爭，使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