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即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第一個五年工作作出了具體部署，其中明確提出，要加大金融支農力度，健全金融支農組織體系，發展鄉村普惠金融，健全適合農業農村特點的農村金融體系，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金融需求。
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所提出的“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目標離不開金融體系的強力支持。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重點。服務實體經濟、有效配置金融資源是金融的本質。進一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一二三產業融合、發揮農村新產業的新動能，需要一個有效運行的金融市場體系。土地流轉、農業現代化、新業態的培育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環節都需要與之相適應的金融服務方式創新的支持。設計合理的金融產品與服務是管理市場風險的重要手段，它將為農民增收保駕護航。金融體系要發揮其配置資源、管理風險的核心功能，唯有創新。金融服務方式創新既是滿足鄉村振興過程中不同利益主體金融需求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推進農業、農村市場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與城鎮地區的金融市場面向工商業或城市居民不同，農村地區的金融市場有其特殊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應考慮并重視這種差異性，采用“一刀切”的監管辦法顯然是行不通的。農村金融是一個由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組成的多層次體系，這三類金融“瞄準”了不同的市場細分領域。對此，亦應采取有差異化的金融監管措施。
2018年“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堅持農村金融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正確方向是指，所構建的適合農業農村特點的金融體系要能更好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金融需求。為此，可將農村金融改革的正確方向理解為市場化、嚴風控和可監管。針對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可將重點領域理解為現代化農業，薄弱環節理解為邊遠地區和弱勢群體的金融服務問題。以下，將從創新、普惠和監管三個維度對2018年“一號文件”及《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中農村金融部分內容談一些認識與體會。
強化金融服務方式創新
強化金融服務方式創新，首先應堅持并推進市場化。讓價格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更為有效的決定性作用，其核心是對風險進行定價，利率自由浮動，更為充分反映供求關系與風險水平。農村金融體系是競爭性的，應發揮其篩選項目和管理風險等手段所具有的導向性作用，找出效率更高、更有競爭力的融資項目，盡可能地在農業生產經營領域避免資源錯配，特別應避免將資源配置到低效的行業或項目。在這個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如龍頭企業、合作社及種養大戶等想要得到金融支持，就必須考慮自身所需要融資的項目在整個市場資源配置中的效率和競爭力。進一步推進市場化之于供給方而言，就是要完善相應的金融產品與服務手段，努力提升自身的風險定價能力，提高融資效率并在競爭中降低融資成本。顯然，以往那種不按市場規律來辦農村金融的思路及行為不僅“切斷”了將農業的盈利性、效率和競爭力與高效優質金融服務結合起來的可能性，而且也忽視了風險定價與風險管理之于農業提質增效的決定性意義。從過去的實踐發展來看，那種試圖干預金融資源“價格”的做法，不僅會導致融資效率低下，而且極容易在農村金融體系中滋生道德風險及腐敗等問題。
強化金融服務方式創新，出發點是把握金融需求的新變化。農業經營方式轉變及農村新型經營主體的大量涌現對農業金融提出了新的需求，這與過去以小農為主的融資需求形成了明顯的區別。具體而言，現階段農業金融需求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農業融資需求大額化、商業化明顯。與小農不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規模較大，經營所需資金數量大，平均融資額度更高，其盈利水平也較高，愿意接受商業化的市場利率。第二，農業融資需求長期化突出。新型經營主體的融資除了用于日常經營周轉外，還將一部分用于固定設施等基礎性投資，產生中、長期的融資需求，這類需求迫切需要涉農資本市場以及多元化資金募集方式（包括與銀行、保險機構、金融資本、券商等合作）來滿足。第三，農業融資需求更加個性化和多元化。新型經營主體的金融需求在期限、數量、品種上都呈現出較大差異，需要金融機構在新的生態場景下提供更為便利的個性化金融服務。這些新變化表明，現代化農業融資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資金短缺問題，而是要借助現代金融市場體系更好地管理農業風險的問題。強化金融服務方式創新就是要捕捉、把握農業生產經營結構的調整及其融資需求的變化，并努力“匹配”這種調整與變化。
金融服務創新要抓關鍵和重點。長期以來，農村金融市場的失靈問題被歸結于信息不對稱以及高交易風險和高交易成本，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小農戶缺乏銀行認可的抵押擔保品。對金融機構而言，聰明和務實的做法就是金融服務創新應牢牢鎖定融資項目的還款能力，金融產品與技術的創新都應為“搞準”和“控制”融資項目的現金流服務。具體到農業或涉農的二三產業，在農業產業鏈金融模式、基于土地或農機具等的抵（質）押貸款模式的基礎上，金融服務方式創新應更多關注于融資項目的未來現金流，夯實還款能力。
在這方面，首先，需要創造性地將城商行已普遍使用的面向小微企業的IPC技術和信貸工廠技術引入農業或涉農領域，這種將“軟信息”硬化的思路將是改善農村地區缺乏有效信用評估基礎的突破口。基于新的業態和產業鏈條，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商業性金融機構能夠創新面向“三農”領域的信貸風險定價技術。其次，農村金融服務創新必須要“啃下”抵押擔保缺乏這個硬骨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難或融資渠道不通暢的一個癥結就是缺乏抵押擔保。結合近期各地的實踐創新來看，借助農村一些特定組織形式（如合作社）擴大抵押擔保品的范圍，如將一些之前銀行不愿意接受的農業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變為可接受的，能夠有效增加擔保合約與機制的甄別與監督、促使合約實施功能。在合作社范圍內，擔保合約有助于防范變更貸款用途、監督成員努力程度、把握融資項目的未來現金流情況。擔保機制創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擔保在融資渠道拓展及創新過程中發揮的是監督作用，有效防范了農業和小農貸款中最難防的道德風險問題。
金融服務創新要強調多管齊下。農村金融需求不僅表現為信貸需求，即通常大家所講的銀行貸款需求，還有保險、理財、股權融資等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和管理風險，不僅要發展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還要積極促進信貸與保險等的融合發展，以及農業資本、期權、期貨市場發展。一方面，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提質增效、農業適度規模化發展需要信貸、保險、擔保等多種金融產品相互配合，單純信貸類產品已被證明難以有效管理農業生產經營及融資過程中的風險。2018年“一號文件”再次強調，穩步擴大“保險+期貨”試點。例如，農產品期貨價格保險通過保險產品和期貨工具的結合，能幫助農戶分散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風險。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發展以及一二三產業融合，需要擴大融資范圍，提升競爭力，單純依靠間接融資如銀行或保險公司已獨木難支，應積極鼓勵涉農企業入市，深入推進農產品期貨期權市場建設。
金融服務創新要積極發揮數字金融與金融科技的技術優勢。農村金融市場供求雙方銜接困難，除了風險大和硬信息及抵押資產缺乏，還存在獲客成本和數據調查成本以及數據傳遞成本高的問題。近年快速發展起來的數字金融（以螞蟻金服和京東金融為代表）為解決這個問題指明了一個方向：金融服務方式創新要積極利用互聯網、計算機和大數據等新技術，提高信息精準度和傳遞效率，降低獲取客戶信息的成本，提高授信和風險管理的效率。其中，利用數字技術特別是移動終端和大數據技術，數字金融、線上線下結合等方式硬化軟信息，“盤活”農村信用信息，精準提供有個性的金融服務，將有助于緩解普通農戶和小微農村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金融服務創新要改善評價標準。已有評價側重于從需求入手，多以是否支農和服務小微為標準。這個標準忽視了對整個金融體系融資效率乃至資源配置效率的評價，因為金融服務是否“對準”農業和小微企業并不等同于金融資源是否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項目上去。在這個問題上，要兼顧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即要將支農、服務小微與金融機構盈利統籌起來，其中應強調從金融機構角度尤其是融資效率和融資成本出發來審視農村金融服務創新。可以說，不考慮融資效率和融資成本的金融服務創新不是真正的市場創新，也不是可持續的。只有兼顧了供給方面，才能從比較的視角來審視所考察的具體金融服務創新案例的市場邏輯以及這種創新是否有競爭力，是否比已有或同類服務模式更有效率。
普惠金融重點要放在農村
2018年的“一號文件”強調“要放在農村”，言下之意，部分邊遠農村地區和農村貧困群體的金融服務可得性仍未得到妥善解決。解決這些邊遠的農村和弱勢群體的金融服務問題，就是要推進普惠金融發展，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所謂普惠金融，就是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特別是那些邊遠地區和弱勢群體。鄉村振興戰略為完善農村普惠金融體系指明了方向，應將普惠金融這種理念具體落實到組織載體和有針對性的普惠金融產品與服務上。
發展農村普惠金融，要找到合適的組織載體，避免空談情懷和理念。有關普惠金融的討論通常涉及如金融基礎設施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商業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等，而有關具體如何落實則涉及不多。針對落后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普惠金融要落地，關鍵是要有組織這個抓手，要通過具體組織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否則就是空談。合作金融是普惠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合作金融組織尊重貧困群體的金融發展需求，是落實普惠金融的關鍵組織載體。在一些缺乏正規商業性金融服務的邊遠地區，合作金融組織通過成員經濟產權關系來管理風險，有效、低成本地解決了成員之間的資金融通問題。展望未來，探尋服務成員、風險可控并監管有效的合作金融組織模式仍任重道遠。
發展農村普惠金融，需要政策性金融發力。相比其他經濟領域，普惠金融的特點決定了市場機制在其發展過程中更有可能“失靈”。在這種背景下，政府需要發揮應有作用以改善市場失靈。可以說，普惠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主戰場。2018年“一號文件”指出，要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對此，國家開發銀行和國家農業發展銀行應在金融扶貧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需要齊心協力優勢互補，共同探尋一些公益性金融項目，培育貧困群體更好地適應市場。
發展農村普惠金融，還應和新時期農村地區其他相關制度改革相配合。具體而言，農村地區的“三權分置”和農村集體資產改革，貧困群體的土地流轉權及其所擁有的集體資產份額是能夠成為“設計”相關金融產品合約的物質基礎和風險把控點。
發展農村普惠金融，必須插上數字和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翅膀”。要借助新的信息技術和互聯網，針對貧困群體的經濟活動及其特點設計金融產品與服務，更好地降低貧困群體獲取金融服務的交易成本和風險。在這個方面，數字化手段可以低成本地獲取信息和傳遞信息，有利于拓展金融服務和管理金融風險。通過分析貧困群體的生產、生活相關數據，數字化手段可以精確地提供額外的、特定的金融服務。
改進農村金融差異化監管體系
與城市金融監管相比，農村金融監管水平還有待提高。鄉村振興戰略對農村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農村金融體系所包含的內容和組織較多，除了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三大主力之外，涌現了一大批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如互聯網金融公司等。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和水平依賴于分工合理、激勵相容的農村金融差異化監管體系。監管的對象是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行為，其核心就是與風險管理行為相對應的資本金管理。所謂差異化，不僅指與對城市地區金融機構的監管不同，還指農業、農村內部，對農村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監管思路、重點和方式上應有所區別。
商業性金融監管應加強經濟資本管理，強化資本充足性。針對不同的商業金融機構，應探索不同的監管方式，而不能只實施同樣的監管政策。對于農村金融業務較多的機構，應該給予一定的激勵和扶持。此外，對一些涉農較多的金融機構也不能將其作為一個純商業機構來進行績效考核。
合作性金融監管同樣遵循資本金管理思路。作為成員所有、由成員出資的組織，其放貸資金由成員提供。與商業金融一樣，資本充足性同樣是其監管的重點。不僅如此，還應該關注組織成員權利和風險責任是否對稱。2018年的“一號文件”中農村金融部分未提及農民信用合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各方對合作金融組織監管問題還存在較大分歧。合作金融監管應關注以下三個重要方面：第一，監管其放貸行為是否有充足的資本金作為風險管理的基礎，這是因為合作金融發放的貸款是以成員的股金作為抵押擔保的；第二，監管其內部治理機制是否健全和合理，避免因決策權集中而導致的風險積聚問題；第三，監管成員之間的交易關系，因為合作金融發展了新型的擔保或抵押關系，如利用成員之間的交易關系、現金流或訂單做為抵押。
政策性金融監管應強化資本金管理。“三農”領域的政策性金融存在資本金缺口等監管困境。與商業銀行相比，政策性銀行過去在資本充足率方面缺乏明確標準，沒有資本金做壓艙石的政策金融業務就顯得“很政策”，但其金融色彩弱化了很多。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證明，對政策性銀行資本充足性進行監管十分必要，這是保障政策性金融業務經營安全，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以前最擔心的政策性業務忽視盈虧、盲目擴張規模等問題，現在可以通過資本約束加以解決。在這方面，政策性銀行要確立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約束機制，以仍存在資本金缺口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為例，其發展方向就是要完善風險補償機制和資本金補充制度。
互聯網金融監管應慎重，要區別對待。首先，數字金融或數字化普惠金融，特別需要注意其中的信貸決策邏輯。很多時候，數字金融與“數字”“人工智能”有關的部分，僅僅是提高了信息的準確性、傳遞效率和降低了獲客成本，但并沒有給出信貸決策的具體邏輯。在這個方面，不能只將眼睛盯在技術的先進性上，而忽視了運用這些技術的金融模式的運行邏輯、風控點及監管難點。在農村金融領域，要重視互聯網金融和電商金融等的運行邏輯，多問問它們瞄準特殊細分市場、緩解融資約束的手段和條件是什么。這一點適用于大數據金融之于小微企業融資問題的分析，大數據金融破解農村居民消費性融資需求難問題，主要依靠的是基于大樣本數據的統計概率模型。那么，這樣的技術同樣適用于小企業或新型經營主體的生產投資性需求嗎？其次，不同類的互聯網金融模式應采取不同的監管思路：與間接融資相關，如涉及資金杠桿的，都應按照銀行類有針對性地進行監管；與直接融資相關，可按照資本市場監管的相關操作來執行。特別是，應針對其具體業務流程和風險特征，尤其是資金流向制定相應的監管措施。最后，要重視互聯網金融或數字金融特有的風險及其來源，數字化金融的風險主要與操作和技術有關，如數據的傳輸和處理會存在各種風險，這一點和商業銀行經營管理里的操作風險相似。
【本文作者為浙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責編：趙博藝 /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