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俄關系是國際關系中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關系不僅對自身的發展影響巨大，而且對國際格局，尤其對塑造和形成東亞地區的國際格局具有決定性影響。中俄兩國關系錯綜復雜，有過蜜月期，也經歷過全面破裂，惡化至互為敵人和全面對抗的狀態，在目前新的國際關系形勢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磨合與協調。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俄構成的政治安全壓力和威脅下，中俄兩國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還會繼續維持，但兩國更為深入的合作也會受限，對未來中俄關系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中俄兩國都一再公開主張的“結伴而不結盟”。
【關鍵詞】中俄關系 冷戰思維 “一帶一路”倡議 新型國家關系
【中圖分類號】D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1.006
俄羅斯本來是一個傳統的歐洲國家，最早是大約從公元9世紀開始興起的基輔，后來在13世紀中期曾經被蒙古人占據和統治，大約從14世紀開始又在莫斯科附近形成了莫斯科公國并逐漸向四面八方擴張，大規模向東方擴張之后，終于在17世紀中期碰到了當時正處于鼎盛狀態的強大的中華帝國，于是俄羅斯成為中國的北方鄰國，兩國邊界開始接壤并發生關系。[1]在后來的三百多年時間里，大部分時間基本上是俄強中弱，兩國關系則錯綜復雜，既有俄羅斯大肆擴張侵吞中國領土的歷史，也有蘇聯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以及兩國結盟且密切交往的時期，還有過兩國相互敵對和兵戎相見的時期。冷戰結束前后，兩國關系開始改善，雖然之后兩國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俄兩國都致力于建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將其視為一種新型的國家關系，并且在眾多的國際事務中相互協調與相互支持。
自近代中俄兩國開始有所接觸以來，中俄關系就成為國際關系中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而且不論彼此關系如何，中俄兩國都已經是國際社會中的大國，雙方關系不僅對中俄兩國自身的發展影響巨大，而且對國際格局，尤其對塑造和形成東亞地區的國際格局具有決定性影響。
近現代中俄關系的簡單回顧
中國與俄羅斯第一次法律意義上的接觸，是在17世紀末期的1689年，即俄羅斯帝國在不斷向東方擴張的過程中終于碰到了強大的滿清帝國[2]，一方繼續向東擴張而另一方則試圖阻止其擴張，雙方不斷摩擦以及討價還價的最終結果是在這一年的8月簽訂了著名的《尼布楚條約》。這一條約是中國人與歐洲國家簽訂的第一份近代國際法意義上的條約，該條約的簽訂意味著古老的中華帝國也開始被納入起源于歐洲的近代國際關系的體系之內，并按照新的近代國際關系規則即以條約為基本交往的依據來調整彼此的關系。
根據這一條約，中俄雙方劃定了彼此的邊界，俄羅斯人暫時停止了其向東和向南擴張的步伐，不過俄羅斯人也獲得了在這一邊界地區可以進行自由貿易的商業特權，兩國之間頻繁興盛的正常貿易關系維持了大約170年，彼此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是和平與平等的。[3]
然而，條約關系并不意味著完全廢除了以實力作為最終決定因素的國際關系恒久規則，條約背后仍然需要實力作為支撐。19世紀40年代之后，伴隨著歐洲國家對東亞的殖民擴張，作為東方古老帝國的滿清王朝急劇走向衰落。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后簽訂的《南京條約》，開了西方列強通過條約割讓中國領土及獲得各種特權的先例，于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西方國家都紛紛要求同滿清王朝簽訂類似的條約，尤其是俄羅斯依靠其逐漸強大起來的實力以及利用滿清帝國的衰弱和愚昧，采用壓力威懾、欺騙利誘等各種手段同滿清帝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比如有1858年5月的《中俄璦琿條約》、1860年11月的《中俄北京條約》、1864年10月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和1881年2月的《中俄伊犁條約》等，通過這些條約，俄羅斯不但在中國獲得了眾多諸如租借地、領事裁判權、筑路權、最惠國待遇等各種特殊權益，而且還搶占了中國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后，俄羅斯又巧妙地利用了滿清與近代殖民主義時代崛起的另一亞洲帝國日本之間的矛盾和戰爭[4]，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獲得了眾多利益，并且開始與正處于國力上升期的日本帝國發生碰撞，二者在以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為中心的東北亞展開爭奪，終于在1904年至1905年期間爆發了一場戰爭，在包括中國東北在內的東北亞地區（陸地和海上）進行了決戰，結果俄羅斯戰敗，其影響力暫時退出了這一地區，同時俄羅斯對中國的也相對減弱，日本則成為這一地區最為強盛的國家。不過，俄羅斯仍然覬覦這一地區，日本對中國的干預和侵略恰恰為后來俄羅斯再次介入該地區和影響中國埋下了伏筆。
就在俄羅斯同日本之間爆發戰爭并且慘遭失敗前后，俄羅斯國內也爆發了一場革命，即1905年的革命，這場革命雖然最終并未徹底推翻沙皇的統治，但是卻“作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5]。此后俄羅斯國內政局一直動蕩不穩，直至1917年11月爆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
蘇聯為了減輕由西方國家的干涉和封鎖所造成的壓力，提出了聯合被壓迫民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并同中國當時的南方政府合作以支持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此同時還支持中國國內一些具有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青年人們成立中國共產黨。從此，“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對中國革命的介入和支持對后來的中國社會造成巨大的影響。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起，蘇聯既同當時中國的國民政府保持了比較好的關系，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給予了直接的指導和支持。當然，在面對中國國內國共兩黨的對立和內戰時，蘇聯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選擇政策，基本上是既承認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并與其保持比較正常穩定的關系，又通過各種公開或非公開的渠道同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應該承認，在促使“西安事變”[6]和平解決和促成中國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及支持和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問題上，蘇聯也曾發揮過一些積極作用，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出兵中國東北，對最后擊敗日本法西斯發揮了積極作用。不過同樣應該承認的是，蘇聯挾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形成的巨大戰爭能力及其在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影響力，在戰爭即將結束時舉行的三大盟國首腦參加的“雅爾塔會議”上，通過《雅爾塔協定》獲得了諸多權益，其中很多涉及中國的利益，比如所謂維持蒙古現狀，實際上最終導致了蒙古的獨立，以及重新獲得了對中國東北地區鐵路和港口的控制權。此外，在戰后不久中國國內爆發的國共內戰中，蘇聯也巧妙地利用了國共兩黨的矛盾謀求自己的利益，既同當時的國民政府保持著正式的外交關系，又通過支持共產黨而對國民政府形成外交壓力，比如，1945年8月蘇聯就通過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獲得眾多利益，同時還為發展同未來有可能出現的共產黨政權的關系作了必要的準備。
戰后中蘇關系的短暫蜜月及其后的全面對抗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第二天蘇聯政府即致電表示承認并決定雙方建立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與此同時還發出照會，宣布斷絕同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系，從此中蘇關系又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其實，由于蘇聯同中國共產黨之間長期的合作關系和兩黨相同的意識形態追求，以及當時已經開始的東西方冷戰對峙，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們就已經基本決定了新政權的外交方針，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外交原則就是所謂“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或者更具體而言就是在美蘇冷戰的狀態下選擇倒向蘇聯。
隨即，中蘇關系迅速進入蜜月期，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成了蘇聯的盟國，蘇聯不但承諾將逐漸放棄依據《雅爾塔協定》在中國所獲得的一些權益，而且作為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開始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援助[7]，派遣大批各行各業的專家赴中國進行指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經濟恢復和奠定新中國的工業基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政治安全領域，中蘇兩國具有相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共同安全利益，在當時東西方冷戰的國際形勢下，都將美國及其西方盟國視為主要敵人，并為此在50年代初期共同援助朝鮮在朝鮮半島上同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了一場戰爭。
然而，中蘇關系的好景不長，兩國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向終結。1953年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逝世后，蘇聯共產黨內出現要求變革的政治勢力，并公開否定和清算斯大林時期的一些做法，在當時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了極大的混亂，尤其作為這一陣營中最大兩個政黨的中蘇兩黨開始出現分歧，雙方先是圍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爭論，比如，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提出向共產主義和平過渡的理論，并試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緩和與改善關系，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則仍然堅持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認為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不可能存在緩和與改善。隨后，中蘇兩黨之間的這一分歧不斷擴大和深化，以至影響到了中蘇兩國的關系。1960年7月，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宣布將撤走蘇聯在華專家和終止一系列雙方正在或將要進行的科學技術合作項目，這一決定導致兩國關系迅速惡化，并且將中蘇矛盾更加公開暴露于國際社會。緊接著，蘇聯政府對中國的內政和外交也開始進行指責，比如對中國政府當時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進行攻擊，對中國政府的對臺政策和同印度之間的邊界爭端也表示不滿。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中蘇兩國關系持續惡化，蘇聯還多次策動中國新疆地區的中國邊民大規模集體叛逃蘇聯，以及在新疆和中國東北兩國邊界接壤地區部署重兵并常常同中方邊防人員發生摩擦和沖突，以至于在1969年3月中蘇兩國軍隊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爭，即“珍寶島事件”。
此后，中蘇兩國關系全面破裂，惡化至互為敵人和全面對抗的狀態，兩國不但相互指責對方的內外政策，而且在外交上也試圖同其他國家一道孤立對方，比如，蘇聯利用其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絕對主導地位帶領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抗中國，中國也同樣通過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尋找朋友，以及迅速改善同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關系來牽制和對抗蘇聯。甚至在聯合國等國際多邊場合，中蘇兩國也相互攻擊。
至于中蘇關系破裂的原因，雙方自然有著不同的說法，當時中國指責蘇聯是修正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蘇聯則指責中國是教條主義，在后來的持續對抗中，中國又把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蘇聯則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國形成巨大的安全壓力。而且，即使在時過境遷的今天，研究中蘇關系的專家學者們對此也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其實，應該說中蘇關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雙方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理論的不同看法以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導權之爭，即蘇聯認為可以通過和平過渡的方式實現共產主義，而中國則認為必須依靠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后才有可能實現共產主義，以及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領導人都認為自己才應該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合法繼承者和主導者。然而，不論是什么原因最終導致了中蘇關系的破裂，兩國關系的破裂以及長期的全面對抗這一實際的結果，卻毫無疑問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格局，社會主義陣營被嚴重削弱，中國則逐漸游離于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之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則利用中蘇矛盾成功實現了同中國關系的正常化以及形成了對蘇總體戰略優勢并迫使蘇聯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
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在全面惡化及全面對抗二十多年之后才開始出現緩和與改善的勢頭，這當然主要是由于中蘇兩國在80年代都先后開始了改革進程，即中國始于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及其外交政策的調整[8]和蘇聯始于80年代中期的全面改革，尤其是1985年蘇聯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開啟了所謂的“新思維外交”，即全面緩和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同時也謀求改善同中國的關系，因此中蘇雙方開始接觸并很快就消除了兩國關系中存在的障礙并達成基本共識，于是在1989年6月中國領導人邀請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并且經過會談之后共同宣布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對于過去和即將開啟的關系，彼此作出承諾：“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冷戰后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中蘇關系的改善，基本上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發生，因此從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中蘇關系就再次被中俄關系取代，不過俄羅斯作為蘇聯國際法意義上的直接繼承者，基本上繼承了蘇聯所有的權利和義務，中蘇關系的改善也被持續改善的中俄關系取代。
在蘇聯解體之前的1991年5月，中蘇兩國經過談判簽訂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開始解決持續多年并對兩國關系帶來消極影響的邊界問題。蘇聯解體之后，中國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改善進程仍在持續。1992年2月，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華，兩國首腦首次會晤，發表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系基礎的聯合聲明》，確立兩國關系發展的基本原則是“互視為友好國家”。此后，兩國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雙方的政治外交、軍事安全等方面的關系開始穩步發展。兩年后，葉利欽總統致信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建議兩國加深伙伴關系，于是江澤民于1994年9月應邀訪問俄羅斯，在這次訪問中兩國正式確立了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伙伴關系，中俄關系從一般友好關系上升到特殊友好關系。基于這一原則，1995年10月，兩國經談判后簽署了《中俄邊界西段協議》，這一協議加上之前所簽訂的東段邊界協議，基本上解決了兩國的邊界問題，即將兩國97%的邊界線固定了下來。
1996年4月，葉利欽總統再次訪問中國，兩國元首會談后的聯合聲明確定了兩國致力于發展“平等與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中俄關系再度升級，雙方約定在關系到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及國際社會的重大問題上保持協商與合作。1999年，《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簽訂，至此中俄之間的所有邊界問題都得到解決。
在葉利欽之后繼任俄羅斯總統的普京執政期間，中俄關系持續深化。2001年，中國與俄羅斯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長期發展睦鄰友好與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此后，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斷深化，2010年，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又簽署了《關于全面深化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不斷地鞏固兩國之間的這種戰略合作關系。
2011年，在《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之際，中俄元首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致力于發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即兩國關系進一步進入到建設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階段。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兩國元首簽署了《關于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新階段的聯合聲明》，再次確認兩國致力于建設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決心。即使在2014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發生沖突事件之后，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也并未受到影響，反而更為默契，不斷地拓展戰略協作的廣度與深度。例如，2015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莫斯科參加了俄羅斯為其衛國戰爭勝利日舉辦的閱兵式，同時兩國還簽署了《中俄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將雙方的戰略協作關系進一步拓展到了經濟合作領域，兩國在探索區域經濟一體化及亞太地區治理機制方面邁上了一個新臺階；2015年9月，俄羅斯總統普京也赴北京參加了中國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而舉行的閱兵活動，與美國等西方大國對這一活動的冷淡應對形成鮮明的對比。
此外，中國和俄羅斯還積極利用以兩國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五國機制”加強相互協調，以及在聯合國、“G20”等各種國際多邊框架內加強合作。
總之，冷戰之后中俄關系不斷加深和發展，主要體現了以下的性質與特點。
第一，中俄關系的性質是戰略性協作，共同面對美國壓力是中俄加強戰略協作的關鍵性外部因素。冷戰結束后的美國無論經濟總量還是軍事力量都占據絕對優勢，是國際體系的實際主導者，同時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竭力遏制新興大國力量的崛起，試圖建立單極化的全球格局。俄羅斯雖然在國內政治體制方面已經接近西方，但是卻保留著大國的獨立性和大國自尊，而且對于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利用北約不斷對俄羅斯進行擠壓心懷不滿。中國作為一個具有不同于西方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大國正在崛起，也不能為西方國家所接受。中俄濃厚的大國情結使之在對美關系上的訴求相近，即既想與美國改善關系、加強合作，但是又不愿屈從于美國。既然各自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不能與美國抗衡，中俄通過戰略協作共同應對美國就是必然之選。1997年，中俄兩國在《中俄關于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就曾指出，戰略協作的優先方向是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點明了兩國戰略協作的主要目的。2001年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再次指明，戰略安全、戰略穩定、世界多極化的戰略協作是兩國的長期戰略。同年，中俄主導的“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升格為上海合作組織，致力于維護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正因為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戰略協作性質，長期以來兩國協作主要體現在外交策應、政治合作、軍事技術合作以及能源合作領域。雖然這種協作不斷“外溢”至經貿、人文、科技、農業、航天等諸多領域，但是合作深度遠不及外交及政治等領域的協作。
第二，受地緣政治、尤其是俄美和中美關系影響，中俄關系具有不穩定性。中俄戰略協作的主要外部動力既然是美國的遏制政策，那么戰略協作的粘合程度必然受中美、俄美關系影響。由于美國在經濟、安全上的超強地位，對美關系是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美國遏制政策放松，中美或俄美關系向好的時候，中俄戰略協作的動力會弱化。反之，戰略協作的意圖就會加強。如“9·11”事件后，美國試圖利用俄羅斯改善美歐關系，于是加強了與俄羅斯在反恐等方面的合作。俄美關系轉好，俄羅斯對抗美國的意圖減弱，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一度松懈。而烏克蘭事件之后，俄羅斯遭受西方制裁，在西方的地位受到沖擊，又轉向尋求東西方均衡發展，努力加強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可見，中俄戰略協作關系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取決于中俄兩國因素，而是常常受到美國因素影響，隨俄美關系和中美關系波動。
第三，受經濟全球化及各自經濟發展內在需要的驅動，中俄關系有加強經濟合作的內在動力與趨勢。隨著新興大國的經濟崛起，中俄兩國在國際經濟合作與治理上有著共同利益。新世紀初美國網絡泡沫破滅，加之“9·11”事件沖擊，經濟增速放緩，綜合實力下降，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尤甚。與之相對，中、俄、印等新興大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越來越凸顯。無論在WTO的多邊貿易談判中，還是G20取代G7主導的全球金融治理中，中俄兩個新興大國的共同利益越來越廣泛。與此同時，由于信息技術及其應用的推動，全球分工不斷深化，跨國公司通過跨國貿易、投資與生產和服務外包，形成了以全球價值鏈為特征的全球化新趨勢。中國和俄羅斯不同程度地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從中獲得巨大收益。金融危機之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試圖以區域貿易協定的方式，制定與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中利益相一致的貿易投資規則；同時，出于對全球化收益的反思，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生產向外擴張的趨勢減緩。全球化趨勢的這些變化使中俄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趨于惡化，兩國都需要轉換思維，探索發展機制。
中國在轉換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采取了更加開放的對外經濟戰略，一方面加強與發達國家的經貿談判，以持續深度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另一方面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的經貿聯系與合作，積極探索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全球經貿新體制。更加開放的俄羅斯也在積極探索加強對外經濟合作、促進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新機制。2015年1月，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正式啟動，體現了俄羅斯加強與中亞國家經濟聯系、促進中亞區域一體化的戰略意向。鑒于兩國新戰略在中亞及亞太經濟中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尋求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經濟治理方面的共同利益，2015年5月，中俄兩國簽署了《中俄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明確提出兩國將通過對接中國主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加深彼此合作。顯然，中俄關系從外交與政治為主的戰略協作發展到了更為廣闊的經貿合作領域。正如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時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所闡述的那樣：“中俄都處在民族復興的重要時期，兩國關系已進入互相提供重要發展機遇、互為主要優先合作伙伴的新階段。”[9]未來，受共同經濟利益驅動，中俄勢必不斷加深兩國及區域合作，促進兩國經濟共同發展，使得兩國關系更具有實質上的利益基礎。
中俄關系中的問題及前景分析
從以上中蘇或中俄兩國關系的發展脈絡來看，應該說兩國關系同其他的大國關系一樣，也是有好有壞、有平坦也有波折。兩國關系經歷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風風雨雨，在目前新的國際關系形勢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磨合與協調。
任何國家關系都主要取決于對國家利益的追求，當然也涉及對國家利益的認知。冷戰后的中俄關系，相對于殖民主義時代和東西方冷戰時期，似乎更加成熟且對國家利益的認知和追求也更符合實際，比如中俄關系已經是一種平等關系，雙方也接受歷史教訓，不再為了某種意識形態做無謂的爭論，歷史上遺留的邊界爭端也已全部解決，同時兩國目前又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即在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安全壓力時中俄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
具體而言，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崛起的過程中被認為有可能挑戰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而遭到西方國家的疑慮和抵抗，俄羅斯雖然國內政體已經接近于西方國家，但是因其具有濃厚大國情懷仍然被西方國家視為異類而遭到封堵，尤其在面對北約東擴時俄羅斯的抵抗行為更不能讓美國等國家釋懷。也就是說，中國與俄羅斯在冷戰后的總體國際戰略環境方面有了共同或相近的利益，這是中俄關系持續改善并深化合作的根本原因。
當然，中俄關系不論從歷史記憶來看還是從現實利益來看，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會在不同的情形下或多或少地成為影響兩國關系的一些消極因素。這些因素主要有：中俄歷史傳統中的地緣政治競爭、歷史記憶中的各種糾葛、雙邊經濟文化等領域缺乏互補性合作以及在面對其他國家關系時的不同考慮，等等。
也就是說，首先中俄兩國都是大國，在歷史上都曾作為地區或世界性大國發揮過作用，近代兩國開始發生接觸之后也曾就地緣政治利益發生過沖突，盡管目前兩國邊界已經確定，兩國的綜合實力對比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中俄兩國既作為大國又作為鄰國的現實卻沒有改變，因此仍然不能完全排除中俄之間潛在的地緣政治競爭，不論是兩強并列還是一強一弱，兩國都有可能出現競爭。
其次，在中俄關系的歷史上，實在是有太多不愉快的記憶，先有俄羅斯帝國對中國領土的大規模侵占，后來雖然兩國曾經有過短暫的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記憶，甚至還有共同作為社會主義陣營成員的友好結盟記憶，但是構成這些記憶的時間都很短，很快就被彼此對抗的歷史記憶覆蓋，所以盡管眼下中俄兩國官方都在有意識地建立彼此更緊密的全面戰略協作關系，但是歷史記憶中的消極因素仍然會對兩國關系有所影響，尤其民間關系和國民感情仍然還有待于繼續改善向好。
再次，中俄目前雖然在致力于建設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但是這一合作僅僅限于政府層面的政治和有限安全合作，經濟和文化交流以及民間層次上的人員往來相對較少，尤其在經濟上雙方除去能源合作之外，其他方面的合作顯得不足，彼此其實都更需要同美日歐這些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合作，這種情形可能會導致中俄合作缺乏持久的動力。
最后，中俄雖為全面戰略協作伙伴，但并非真能在所有的問題上都進行協作，尤其是中俄在分別面對同其他國家的關系時更是如此，比如當中國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出現爭端時，或者中國同印度出現邊界摩擦時，俄羅斯曾經和越南、印度保持了比較密切的關系，因此很難完全站在中國一邊去譴責這些國家，甚至俄羅斯會更多考慮和這些國家的關系，至少在出售先進武器方面其實俄羅斯對越南和印度的開放度要超過對中國。當然，在面對俄羅斯同烏克蘭之間的沖突時，中國其實也比較尷尬，即既不能公開反對作為全面戰略協作伙伴的俄羅斯的行為，又不能公開站在俄羅斯一邊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克里米亞的肢解。
當然，從目前的國際形勢來看，包括中俄和美日歐等大國或國家集團在內的國際格局基本確定，短時間內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彼此的關系也不會有大的改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俄所構成的政治安全壓力和威脅仍然會存在，因此中俄兩國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還會繼續維持，不過上述一些問題的存在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兩國更為深入的合作，所以對未來中俄關系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中俄兩國都一再公開主張的那樣：“結伴而不結盟”。
注釋
[1]［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吳象嬰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93～204頁。
[2]這里的滿清即指中國，下同。
[3]［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吳象嬰等譯，1992年，第204頁。
[4]指1894年至1895年中日之間的戰爭，史稱“甲午戰爭”。
[5]［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吳象嬰等譯，1992年，第400頁。
[6]即1936年12月12日由當時的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西北軍首領楊虎城在西安發動的對前來督戰的國民政府委員長蔣介石的兵諫事件。
[7]參閱方連慶等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6～168頁。
[8]中國政府在1982年進行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調整，即將過去追求世界革命并準備進行戰爭的所謂“戰爭與革命”的指導思想轉變為“和平與發展”的指導思想，并改變了過去確定敵我友的做法，確立不結盟的基本外交政策，謀求同所有國家的正常交往。
[9]習近平：《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2013年3月24日。
責 編／馬冰瑩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Trends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Liang Yunxiang Tao Tao
Abstract: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ir relationship not onl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ir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a vital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especially on shaping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East Asia.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 are complicated, which have intermittently experienced honeymoon periods, got broken completely, and deteriorated into a state of hostility and overall confrontation.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new round of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has begun. Under the political security pressures and threats 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o China and Russia, thei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ill continue, but their deeper cooperation will also be limited. A basic judgment of their relationship is that they will cooperate but not form an alliance, as they have repeatedly stated.
Key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Cold War thinki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梁云祥，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日本政治外交、中日關系、國際法、東北亞國際關系。主要著作有《國際關系與國際法》等。陶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日本經濟。主要著作有《國際經濟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