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國家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戶數據（1986～2017年），采取統計分析方法對山西十村千戶農家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及變化趨勢，主要生活品消費及市場化進程，主要服務性消費水平及變化趨勢，平均和邊際消費傾向及消費彈性等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戶收入水平的提高，農家生活消費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生活消費支出份額呈持續下降趨勢，而服務消費支出份額（尤其醫療消費）則呈快速上升趨勢；在農家糧食生產“口糧化”、農業生產“簡單化”的趨勢下，家庭消費貨幣化和商品化程度穩中有升；在整個觀察期，農家消費傾向于從生活消費向服務消費轉型升級，以衣、食、住及用品為代表的溫飽型消費傾向下降趨勢明顯，而以服務和燃料為代表的小康和富裕型消費傾向呈穩步上升趨勢。

【關鍵詞】農戶 消費行為 消費結構 稅費改革 擴大內需

【中圖分類號】F047.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2.007

前言

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消費者是最重要的決策單位之一。消費者的支出或購買活動，經濟學稱其為消費者行為或消費行為（史清華，2005）。消費行為變化是經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消費者通常并不是指一個人，而是指一個家庭（E·曼斯菲爾德，1992）。家庭在農村通常以戶的形式出現。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集體經濟組織日漸“式微”，農戶已由集體化時期單純的消費決策單位轉變為融生產、消費于一體的最基本的經濟決策單位。在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加大以及經濟下行壓力不減的情況下，就這一決策單位的經濟行為（特別是消費行為）進行研究，對于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運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連續跟蹤調查的農戶數據，采取統計分析方法，對山西十村千戶1986～2017年的農家消費水平及消費結構變化進行翔實的實證研究，以期把握中國32年來農家消費行為之變遷過程，為當下擴內需、穩增長提供政策建議。筆者之所以選擇山西為分析樣本，是因為山西在中國社會演進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歷來是中國兵家必爭之地，在朝代更替的過程中，占領并牢牢控制山西似乎成為實現“中國夢”的關鍵（彭小輝等，2017）。2017年山西人均GDP居中國大陸31個?。ㄊ?、區）的第28位，居民人均收入居第20位，處于中等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

消費及其變動趨勢

消費是家庭效用函數中的核心變量，消費水平直接影響效用大小。因此，對農家消費水平及結構變動的分析是了解其消費行為變遷的重要途徑。

消費水平及其變動趨勢。從圖1可以看出，自1986年以來，山西農家人均消費支出呈階段性上升趨勢。在觀察初期的1986年人均消費支出為339.54元，經過13年的發展，到1998年人均消費支出上升至452.08元，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期，受到農村稅費負擔過重的影響，農家消費水平進入一個明顯下降過程，到2001年降至358.55元，相比1998年降幅高達20.69%；21世紀初，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開啟，農業政策從“少取”向“多予”轉型，在2004年以來連續不斷的“中央一號”文件的強力支持下，農家消費水平步入波動上升通道，人均消費支出從2002年的446.47元上升至2009年的988.92元，增加一倍還多，應當說新農政關于農村稅費的改革，以及之后的農業補貼，對于提高農家消費水平作用明顯（史清華等，2007）。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農家人均消費支出在2010～2011年出現短暫的徘徊，之后恢復上升趨勢，到2012年首次突破千元大關，達到了1071.02元，到2017年進一步達到1398.11元，較21世紀初的2000年增加了2.55倍，較觀察初期的1986年增加了3.12倍。從收入與消費的變動趨勢看，顯然，收入是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從圖1還可以看出，消費與收入變動趨勢基本一致，特別是新農政實施以來，農家收入增長迅速，直接拉動了消費支出的快速增長，因此，擴大內需，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這比降低利率、開征利息率等金融手段效果更直接。然而，有一點趨勢值得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農家收入與消費的“剪刀差”隨時間呈擴大趨勢，消費占收入比重呈逐漸下降趨勢，但次貸危機以來，該比重呈波動上升趨勢。

這說明次貸危機以來，農家生活人均消費支出增速明顯快于其收入增速，數據顯示，2007～2017年，人均收入僅增長了85.24%，而人均消費支出則增長了1.20倍，因此，隨著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長乏力，消費支出增速必然下降。最近幾年，國際環境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形勢下，2016～2017年農家生活人均消費在絕對數上已經出現明顯下降，這一現象值得決策層高度關注，擴大內需和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應是國內穩增長的重要舉措。

消費結構變動趨勢。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山西十村農家生活消費結構已發生顯著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生活消費支出份額呈持續下降趨勢，取而代之是服務消費支出份額呈快速上升趨勢；消費貨幣化在波動中保持穩定（67%左右），但近5年來有穩步上升趨勢，這可能與農村經濟市場化發展，以及農戶家庭糧食生產“口糧化”、農業生產“簡單化”（晉洪濤，2013）相關。從農家消費結構變化看（見圖2），雖然生活消費支出份額呈逐年下降趨勢，但仍是農家消費的主體，到2017年生活消費和服務消費在農家生活消費支出中所占份額分別為68.36%和31.64%，較1986年分別下降和上升了23.17個百分點，較1995年分別下降和上升了19.16個百分點，較2005年分別下降和上升了11.99個百分點。

由圖2可知，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10年以來，山西十村農家消費結構的變化呈現服務消費加速的演變趨勢，這表明山西農戶家庭生活消費支出已發生結構性變化，從生活消費轉向服務消費，未來服務消費支出份額還存在較大的上升空間。

從農戶家庭生活消費的結構變化趨勢看（見圖3），食品消費依然是農戶生活消費的主體，排在第二位的是衣著，第三位的是用品，燃料和住房消費分排在第四和第五位。從變化趨勢看，食品消費在農戶生活消費中的比重，在經歷了“七五”時間的快速下降后，到“八五”時期出現快速反彈，進入“九五”后呈持續波動下降趨勢，到2017年食品消費支出份額降至33.37%，為觀察以來最低點，較“八五”時期的最高點（1995年）下降了24.70個百分點，較21世紀初的2000年下降了19.64個百分點；衣著消費呈“U”型下降趨勢，從觀察初的1986年占生活消費支出份額的15.45%下降到2001年的10.80%，隨后進入21世紀，呈緩慢上升趨勢，到2012年上升到11.91%，之后再次步入下降通道，到2017年衣著消費支出份額降至到個位數，為9.61%；用品消費在整個觀察期間，呈波動上升趨勢，從1986年的7.15%在波動中下降到1995年的6.02%，為觀察期的最低點，隨后開始在波動中緩慢上升，到2002年達到最高，為10.22%，之后進入長達10年的徘徊式下降中，到2012年降至8.12%，之后出現反彈，到2017年反彈至9.93%；燃料消費支出份額在整個觀察期呈現先升后降的特征，在21世紀之前，燃料消費支出份額呈緩升走勢，從觀察之初的1986年的4.81%緩升至2000年的5.49%，進入21世紀后增速明顯加快，在新農政等系列政策的支持下，農戶增收動力強勁，燃料消費支出份額快速增長，到2006年燃料消費支出份額首次突破兩位數，達到了10.16%，之后借助國家“汽車下鄉”政策（2009年），燃料消費支出份額進一步上升至2010年的12.82%，為觀察期以來最高，隨后在國家財政新增補貼電動自行車下鄉政策的支持下[2]，燃料消費支出份額開始轉入下降通道，到2017年降至8.71%；住房消費在整個觀察期，始終扮演著一個不起眼的角色，其消費支出份額從未超過兩位數，基本在7%上下波動，但同時也可以看出農家的住房消費支出受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2005年國家提出新農村建設以來，農家住房消費份額呈穩步上升趨勢，到2012年達到8.23%，隨后轉入下降通道。

消費水平與家庭收入。按照恩格爾系數對山西十村農戶家庭生活水平進行分類[3]，恩格爾系數小于30%的最富裕的農家（見圖4），其生活消費支出一支獨秀，遠高于富裕戶等其他類型的農戶，1986年最富裕的農家人均實際消費為833.31元，而貧困農戶只有247.88元，兩者相差585.43元，到2017年兩者差距進一步擴大到1141.61元；雖然從絕對數上看，兩極戶的差距在擴大，但從相對數上看，兩極戶的差距是在縮小的，1986年最富裕戶是貧困戶的3.36倍，而到2017年則縮小到2.38倍。除了最富裕戶與貧困戶在消費支出上存在明顯差距外，溫飽戶、小康戶、相對富裕戶等在生活消費支出上差距很小。

從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戶分布看（見圖5），按照恩格爾系數劃分，貧困戶呈明顯的大幅下降趨勢，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新農政的實施，山西十村貧困戶占比大幅下降，從2000年的38.36%降至2017年的11.31%。貧困戶占比呈現大幅下降，這與2004年開始由面及點，面、點結合的多維扶貧政策的大力實施相關。這也說明了中國由面及點的精準扶貧政策確實對于減少中國貧困戶作用顯著。與此相對應，最富裕戶占比呈明顯波動上升趨勢，且呈階段性特征，在“七五”時期，最富裕戶從1986年的11.29%上升至1990年的15.62%，之后受農村稅費負擔過重的影響，在“八五”期間占比快速下降至1995年的6.58%，之后進入波動緩升階段，到“九五”時期的2000年上升至11.26%，進入21世紀，在一系列新農政的支持下，最富裕戶占比呈大幅上升階段，從2001年的12.67%上升至2012年的36.55%，為觀察期最高，之后有所回調，到2017年降至34.14%。富裕戶占比在21世紀之前增長緩慢，從觀察初期的7.56%緩升至1999年的8.70%，進入21世紀后呈明顯加速增長趨勢，從2000年的11.37%上升至2017年的17.8%。溫飽戶占比呈先緩升后降的走勢，從1986年的18.55%上升至1999年的24.06%，為觀察期最高，進入21世紀后呈下降走勢，到2010年降至12.02%，之后出現反彈，到2017年上升至2017年的17.17%。小康戶占比呈波動上升趨勢，從觀察初期的14.11%上升至1999年的24.06%，隨后徘徊了長達7年開始緩降，到2017年降至17.17%。

總之，伴隨著農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其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生活消費向服務消費轉型；傳統的食品和衣著消費支出份額大幅下降，住房消費支出保持相對穩定，這說明以衣、食、住為代表的溫飽問題已經得到解決，農家消費正在轉型升級為以用品和燃料消費支出份額的上升為代表的小康和富裕消費。

主要生活品消費水平及變化

食品消費水平及構成。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盡管食品消費支出份額呈大幅下降趨勢（見圖3），但人均食品消費支出卻呈階段性上升趨勢，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人均食品消費支出呈現明顯的三次臺階式上升，第一次從2002年實際食品消費水平的154.49元/人上升至2008年215.27元/人；第二次從2009年的263.86元/人上升至2012年的290.02元/人，第三次從2013年的319.78元/人上升至2017年的322.99元/人；經過三次臺階式上升后，較2002年，2017年人均食品消費支出翻了一番還多。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村家庭消費的貨幣化進程進一步提速，農家食品消費中現金性消費比重明顯上升，從1986年的40.56%上升至2017年的78.01%，在整個觀察期上升了37.45個百分點?？梢灶A期，隨著農戶家庭糧食生產“口糧化”、農業生產“簡單化”，農戶家庭消費的貨幣化進程還會繼續深化。

進一步，從山西農家十村食品消費結構看（見圖6），隨著農戶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農家飲食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為其主食消費支出份額大幅下降，而副食和在外飲食消費支出份額顯著增加。從變動趨勢看，山西十村農家食品的主食消費支出份額從1986年的69.43%持續下降至2017年的32.20%，在整個觀察期內減少了一半還多；而副食消費支出份額則從1986年的30.57%上升至2003年的47.74%，首次超過主食消費支出份額，之后雖有小幅變動，但到2017年仍回升至47.45%；與此同時，在外飲食消費支出份額則表現為由緩轉快的上升趨勢，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上升趨勢尤為明顯，1993年在外飲食消費支出份額僅為6.73%，到2000年也僅為6.77%，但隨著新農政的實施，農戶收入增長提速，農家在外飲食消費支出份額呈大幅增長態勢，到2003年首次突破兩位數，達到了10.18%，到2013年突破了20%大關，達到21.74%，之后維持在20%以上。這一趨勢從某種角度反映出，喜歡居家過日子的農民，在收入有了相對保障的情況下，開始走出大山、走出農田，他們的活動范圍大大擴大，這種擴大不只表現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史清華、徐翠萍，2008），同時也反映在經濟欠發達的黃土高原。

綜合山西十村農家食品消費結構變化來看，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山西農家食品消費已發生顯著性的結構性變化，具體表現：第一，食品消費以副食為主，其主體地位越來越穩固，趨勢得到進一步強化，而主食消費支出份額還將進一步下降，已成為“名不副實”的主食；第二，農家食品消費的貨幣化和商品化程度越來越高，已完全擺脫自給自足的生存狀態，走上依靠市場來實現滿足自身生活需求的道路，商品性消費已成為農戶家庭食品消費的一個重要趨勢。

住房支出水平及構成。農戶居住方面，在整個觀察期，山西十村農家住房水平呈穩定上升趨勢，人均住房面積由觀察初期的18.33m2，經過14年的發展，到21世紀初的2000年首次突破30m2，達到了30.03m2，到2002年進一步上升至34.13m2，經過短暫的徘徊后，2005年在國家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政策的支持下，人均住房面積再次步入上升通道，到2017年升至47.54m2，較世紀初的2000年增加了58.31%，較觀察初期的1986年增加了1.59倍。顯然，農戶家庭住房改善除了與農戶收入增長相關外，還與“十一五”時期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政策有關，受益于這一政策的支持，農戶住房改善在此期間得到快速發展。

從農家住房支出水平變化上看，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見圖7）。具體看，2005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顯然是一個分水嶺，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前（1986～2004年），山西十村農家住房支出在波動中保持穩定，而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政策出臺后（2005～2017年），農家住房支出顯著邁上一個新臺階。在觀察初期的1986年，人均實際住房支出為64.56元，隨后波動上升到1988年的100.56元，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住房支出出現大幅下跌，到1995年降至45.74元。進入“九五”期間有所反彈，到1998年上升至93.42元，隨后在國家緊縮銀根以及農戶稅費負擔過重的情況下，再度出現大跌，降至2001年的29.03元，為觀察期最低點，之后，隨著新農政的實施，特別是2005年國家出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政策支持，住房支出呈現一個明顯突升，到2007年突破百元大關，達到了113.80元，經過短暫的徘徊后再次邁上更高的臺階，到2011年上升至193.25元，到2013年突破200元大關，達到242.19元，之后維持在高位運行，到2017年上升至292.55元。

盡管人均實際住房支出呈波動上升趨勢，特別是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農戶人均實際住房支出絕對數增長迅速，從2005年到2017年住房支出增長了近2倍，但從住房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看，其走勢在波動中呈“U”型，從觀察初期的19.31%波動下降至2001年的8.10%，為觀察期最低，之后在系列新農政政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影響下，住房支出占比呈波動上升趨勢，到2011年上升至19.57%，到2017年進一步上升至22.77%?？梢灶A期，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支持下（2017年），未來農家住房支出還會進一步上升。

“有房才有家”，住房在中國居民心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無論是從山西十村農戶住房面積，還是住房支出水平及變化趨勢看，農家住房支出受到國家宏觀政策的顯著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05年）和鄉村振興戰略都會對農戶住房支出產生顯著影響，未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逐步實施，住房支出還將上一個臺階。

用品消費水平及變化。在用品消費方面，從整個觀察期看，山西十村農家在生活用品消費中總體上呈一種臺階式上升趨勢（見圖8）。在21世紀之前，山西十村農家用品消費支出水平呈波動式緩升趨勢，由1986年的24.55元/人上升至1997年的48.43元/人，隨后徘徊下降到2001年的39.94元/人，進入21世紀，在農村稅費改革、農業補貼等系列新農政的刺激下，農家用品消費支出大幅上升，到“十五”末期的2005年上升至58.53元/人，進入“十一五”時期，國家開始試點并推廣實施“家電下鄉”的財政補貼政策[4]，到2010年用品消費大幅上升至93.22元/人，進入“十二五”初期的2012年首次突破百元大關，達到了114.89元/人，隨著2013年家電下鄉政策的退出，農家用品消費出現微調，但人均用品消費支出基本維持在百元以上。從用品消費水平的變化趨勢看，旨在為農戶減負、增收的農村稅費改革，尤其2009年全面推廣實施的家電下鄉的財政補貼政策，確實提高了農家生活用品消費水平，這在當下國際經濟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對于擴大內需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從用品消費構成看，在整個32年觀察期內，山西十村農家耐用品消費占比呈波動下降趨勢（見圖8），在1986年，耐用品消費占比為53.71%，之后在波動中下降，到1999年降至44.64%，進入21世紀后在波動中保持相對穩定，隨后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耐用消費品占比再下一成，到2011年降至38.04%，之后出現反彈，到2013年反彈至49.28%，在經歷2年短暫的徘徊后再次下降，到2016年降至29.43%，隨后又反彈到2017年的37.18%。從耐用品消費占比變化趨勢看，雖然山西十村農家耐用品消費占比呈階段式下降趨勢，但這種下降掩蓋了耐用品消費結構的重大變化，即以傳統家電為主的耐用品消費在農戶生活用品消費中的地位開始下降，自行車、家電購買需求趨于飽和，而以新型耐用品（小排量汽車、計算機）為主的耐用消費品正在走入平常百姓家。為了證明我們的結論，我們選取了代表傳統耐用品消費的自行車和現代耐用品的小汽車、計算機的普及率及變化作為分析樣本。從圖9可以看出，傳統耐用品自行車進入21世紀以來普及率明顯呈下降趨勢，而電視機的普及率在21世紀初的2003年已經突破了90%，達到了90.80%，到2017年進一步上升至98.12%，已經接近飽和，未來上升空間有限，但會有產品的升級換代[5]；相反，以小汽車和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耐用品普及率在進入21世紀后呈快速上升趨勢，小汽車在觀察初期的1995年普及率僅為0.21%，到2008年上升至2.20%，隨著2009年在汽車下鄉政策的鼓勵和支持下，小汽車普及率快速上升到3.46%，到2017年則進一步上升至18.12%；計算機曾經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工作的工具，隨著通信網絡的應用與傳播，現在也在快速進入百姓家，計算機普及率從1995年的0.11%緩升至2006年的0.83%，之后呈爆發式增長，到2017年已經上升至36.23%。未來小汽車和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耐用品的普及率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也是擴大內需可以重點考慮的方向。

主要服務性消費水平及變化

服務性消費水平及分布。服務性消費水平的高低是反映居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標志，但長期以來人們對服務性消費缺乏關注，導致服務消費所占份額偏低、增速較慢。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家對吃、穿、用和住房等需求趨向飽和的情況下，拓展服務性消費不僅有利于推動農家消費層次升級，拉動消費需求的新增長和擴大內需，同時也是保障服務業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從山西農家生活消費支出的結構變化看，其已開始從生活消費轉向服務消費，在整個觀察期內，山西十村農家服務消費水平呈逐年增長態勢，從1986年的人均服務消費支出28.43元上升至2017年的361.14元，32年增長了11.70倍，年均增長8.54%。從人均服務消費水平的變化趨勢看，先緩升后快速增長，從觀察初期1986年到1999年，14年來，人均服務消費支出增長了1.38倍，年均增長6.91%；但進入21世紀后增速明顯加快，從2000年到2017年，18年增長了4.36倍，年均增速10.35%。服務性消費成為進入21世紀后黃土高原農家消費的一個新亮點。

教育支出及變化。從農家服務消費結構看，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不斷深入，農民的子女生育數量明顯減少（史清華等，2000），農民望子成龍的期望逐漸升高，加之時代的變遷，傳統的教育模式與時代對新生代子女素質的要求越來越不適應，導致農民的子女教育投資觀念轉變。由此教育性服務消費在農民家庭中的地位出現明顯上升。從整個32年的觀察期來看（見圖10），山西十村農戶在教育服務（學雜費）上的支出開始出現明顯上升趨勢，由觀察初期的1986年的人均8.14元上升到2017年的118.45元（1986年不變價），增加了13.55倍，年均上升幅度為9.02%。從教育支出占服務消費比重的變化看，呈倒“U”下降趨勢，從1986年的28.63%波動上升至2006年的50.23%，為觀察期最高；2006年國家首先在農村實施九年義務教育，隨后農家教育支出占比呈明顯下降趨勢，到2017年降至32.80%，較2006年的最高點下降了17.43個百分點?？梢?，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確實減輕了農家的教育負擔。

醫療服務支出及變化。在農家服務性消費中，醫療服務消費（醫療費）是一個主要支出項目。從整個32年的跟蹤調查看，該項消費支出呈快速增加趨勢。在觀察初期的1986年，山西十村農家人均醫療服務消費支出為4.34元（1986年不變價），到2017年，人均醫療消費支出大幅升至126.75元，相比1986年，增加了28.21倍，年均增幅11.50%，顯著高于教育服務支出，也高于農戶人均純收入增幅。從農家醫療支出占服務消費的比重看，呈波動上升趨勢，具體分階段看，在“七五”和“八五”時期呈快速上升趨勢，自1986年的15.26%上升至1993年的35.30%，進入“九五”時期呈下降趨勢，到1999年降至21.91%，經過短暫反彈后，在國家大力推廣新農合醫療保險之后，醫療支付占比再次進入下降通道，到2007年降至21世紀以來最低點，為17.83%，之后出現快速上升趨勢，到2017年升至35.10%，較1986年增加了近20個百分點。從醫療支出及其占比變化看，盡管國家再三提高新農合的財政補助標準，但近年來醫療支出比重的快速增長也反映了當下中國“看病貴”的窘境，醫療負擔已成為新時期農家的主要負擔之一，醫療體制改革應該關注農民醫療負擔問題。

消費傾向

消費傾向是反應消費支出與可支配收入關系的一個重要指標，可分為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平均消費傾向是指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邊際消費傾向是指增加的消費與增加的收入之比，也就是增加的1單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費部分的比率。由于中國農村家庭是典型的集生產、消費于一體的組織，其所生產的產品首先是用于滿足自身需求，然后再考慮向市場供給。因此，在計算農戶消費傾向時，農戶的可支配收入不僅包括現金性收入，還包括相當比例的自給自足的實物商品，這部分商品需要折算成現金性收入。由此，計算農戶消費傾向時所需要的兩個指標為純收入和生活消費支出，雖然這兩個指標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有所不同，卻更能反映中國農戶消費傾向。

平均消費傾向。從下表可以看出，32年來山西十村農家平均消費傾向總體呈下降趨勢，已由觀察初期的1986年的79.51%降至2017年的54.65%，整個觀察期下降了24.86個百分點。就各個階段看，在“七五”時期，農戶家庭的平均消費傾向為75.96%；到“八五”期間降至70.76%，5年下降了5.20個百分點；到“九五”時期，下降趨勢依舊，但下降速度明顯放緩，平均傾向為67.64%，較“八五”時期下降了3.12個百分點；進入“十五”時期，下降趨勢明顯加快，平均消費傾向為53.98%，較“九五”時期下降了13.66個百分點；進入“十一五”時期，下降速度再次趨緩，平均消費傾向為52.24%，較“十五”時期僅下降了1.74個百分點；進入“十二五”時期下降趨勢依舊，平均消費傾向降至50.80%，較“十一五”時期下降了1.44個百分點；進入“十三五”時期的頭兩年，平均消費傾向有所反彈，為56.21%。

就各項消費類型的平均消費傾向變化看（見下表），食品、衣著、用品、住房的平均消費傾向均呈明顯的下降趨勢；而服務和燃料的則呈穩步上升趨勢，其中醫療呈穩步上升趨勢，教育呈“∩”型上升趨勢。這說明，隨著農戶家庭經濟的發展，平均消費傾向正由生活用品向服務轉移，服務性消費已成為山西農戶消費的新亮點。未來隨著農戶收入的進一步增長，傳統的衣、食、住和用品等平均消費還將進一步降低，但服務消費傾向還將進一步上升，從2017年服務的平均消費傾向為14.12%來看，未來還有巨大的上升空間，因此，為農村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務性產品應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擴大內需的發力點。

邊際消費傾向。對于農戶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和消費的收入彈性，我們通過建立消費函數，用計量回歸的方法得到相應的系數，考慮到截面數據存在異方差，且不知道條件方差的具體形式，因此大多數情況下應該使用“OLS+穩健標準誤”（Stock & Watson，2011）。我們采用實際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對實際人均純收入進行回歸得到邊際消費傾向，采用實際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的對數對實際人均純收入的對數進行回歸得到消費彈性。從圖11可以看出，自1986以來，山西十村農家邊際消費傾向呈波動上升趨勢，已由觀察初期的0.1398波動上升至2017年的0.4440，整個觀察期上升了0.3042。從階段變化看，山西十村農家邊際消費傾向呈“M”狀，自觀察初期的0.1398，消費傾向一路上升至1997年的0.4881，為“M”的第一個高點；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期，受到農村稅費負擔過重的影響，消費傾向快速下降至2000年的0.2262，之后受到農村稅費改革的影響，再次步入上升通道，到2003年升至0.5201，為“M”狀的第二個高點；之后開始回落，到2006年降至0.2144，2007年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在國家“家電下鄉”等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刺激下，消費傾向開始逐年回升，到2017年升至0.4440。

消費彈性。從消費彈性看，在整個觀察期，山西十村農家消費彈性為0.5506，即收入增加1%，消費支出增加0.5506%。從變化趨勢看，山西十村農家消費彈性呈波動上升趨勢，已由1986年的0.2952升至2017年的0.5331，增加了82.76%。但從各個階段看，在觀察初期的5年，消費的收入彈性為0.3494，到“八五”期間緩升至0.4200，到“九五”期間出現明顯的徘徊下降，消費的收入彈性為0.4142；進入“十五”時期開始重拾升勢，消費收入彈性上升至0.4359；進入“十一五”時期，進一步升至0.4791；進入“十二五”時期，消費的收入彈性再進一步上升至0.5321；進入“十三五”時期的頭兩年，消費彈性出現明顯徘徊，微降至0.5295。從農家消費收入彈性的變化趨勢看，農民收入增長對農戶消費需求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在“九五”時期，當農戶收入增長明顯徘徊不前時，農戶家庭消費對收入變化的敏感性明顯增強。因此，在當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不減以及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擴大農村消費市場，關鍵在于千方百計提高農戶收入，只有收入提高了，擴大內需才不會是無源之水。

結論及政策建議

消費是農戶最基本的經濟行為之一，基于山西十村32年的連續跟蹤調查數據，運用統計分析對山西農家消費水平及其結構變遷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筆者得到以下結論，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第一，整個32年的觀察期，山西十村農家消費水平變化總體呈階段性上升趨勢，這一變化與農家收入增長的階段性是密切相關的；從家庭收入與消費水平看，家庭收入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

第二，山西十村農家生活消費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這種結構性變遷主要表現為生活品消費支出份額呈持續下降趨勢，取而代之是服務性消費份額呈快速上升趨勢；隨著農村經濟市場化發展，以及農戶家庭糧食生產“口糧化”、農業生產“簡單化”，農家消費商品化和貨幣化程度穩中有進。

第三，從生活品消費及其結構變遷看，食品、衣著、住房消費份額下降，表明以吃、穿、住為代表的溫飽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以用品和燃料消費份額的上升為代表的小康和富裕消費已進入農戶視野。我們進一步從食品消費及結構變化看，食品消費結構已發生巨大變遷，首先食品消費以副食為主，其主體地位越來越穩固，而主食消費份額還將進一步下降，已成為“名不副實”的主食；其次食品消費的貨幣化和商品化程度越來越高，已完全擺脫自給自足的生存狀態，走上依靠市場來實現滿足自身生活需求的道路，商品性消費已成為農戶家庭食品消費的一個重要趨勢。

第三，從服務性消費及其結構變遷看，醫療支出占比呈波動上升趨勢，并且醫療服務消費支出的增長明顯快于家庭收入增長和服務性支出增長，這值得醫改相關部門重視，尤其因病返貧更值得關注；教育支出呈先升后降走勢，表明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的實施至少對于減輕農家教育支出作用明顯。

第四，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平均消費傾向呈下降趨勢，這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就各項消費類型的平均消費傾向變化看，以衣、食、住及用品為代表的溫飽型消費品的消費傾向均呈明顯的下降趨勢，而以服務和燃料為代表的小康和富裕型消費品的消費傾向呈穩步上升趨勢。這表明，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消費傾向正由生活用品向服務轉移，服務性消費已成為山西農戶消費的新亮點。未來隨著農戶收入的進一步提高，傳統的衣、食、住和用品等溫飽型消費品的平均消費還將進一步降低，但服務消費傾向還將進一步上升，且空間巨大。因此，為農村居民提供更良好的服務性產品應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的發力點。

第五，在“家電下鄉”“小汽車購置稅補貼”以及新能源交通工具下鄉、擴大內需等系列財政、金融政策的刺激下，山西十村農家的消費觀念正在發生悄然變化，農家邊際消費傾向和消費彈性均呈現上升趨勢。因此，擴內需、穩增長的前提是千方百計地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本文系國家自科基金項目“城鎮化背景下勞動力轉移與村莊秩序問題研究”和江蘇省高校哲社重點項目“大學生消費信貸行為及監管策略”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71773076、2017ZDIXM106；全國及山西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同志們對本文數據與咨詢等給予了大力支持；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彭小輝博士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由于收入和消費水平受物價水平的影響很大，為了消除物價因素對收入和消費的影響，我們利用山西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986=100）進行去通脹處理，文中涉及的價值數據如沒有特殊說明均同此；文中涉及的圖表1992、1994年數據均未統計。

[2]2010年3月23日，財政部、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關于印發《新增家電下鄉補貼品種實施方案》及確認新增補貼品種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財建[2010]62號)。根據新增家電下鄉補貼產品范圍的新規定，河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云南和陜西共有10個省份選擇了電動自行車實施下鄉補貼。

[3]恩格爾系數是食品消費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國際上通用該系數來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聯合國糧農組織根據一個國家平均家庭恩格爾系數大于60%為貧窮；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屬于相對富裕；30%以下為最富裕。

[4]2007年年底，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家相繼推出了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一系列消費促進政策；2007年12月起，家電下鄉開始在山東、河南和四川三省試點，農民購買補貼范圍內的家電產品可以獲得13%的財政補貼；2009年2月開始，這一政策在全國范圍推廣，直到2013年1月31日結束。

[5]事實上，已更新了不下三代，由黑白，到彩色，由小屏到大屏，再到平板，到液晶。

參考文獻

晉洪濤，2013，《理性與效率：農戶糧食生產行為研究》，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彭小輝、王玉琴、史清華，2017，《山西農家行為變遷：1986～2012》，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史清華，2005，《農戶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史清華、程名望、徐翠萍，2007，《中國農業新政策變化的政策效應》，《中國人口科學》，第6期，第51～61頁。

史清華、王安龐、申潞玲，2000，《農戶消費行為及購買力問題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史清華、徐翠萍，2008，《長三角農戶服務消費行為的變遷：1986～2005》，《農業經濟問題》，第3期，第64～72頁。

［美］E·曼斯菲爾德，1992，《微觀經濟學：理論與應用》，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

Stock & Watson, 2011,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3rd edi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責 編／周于琬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from 1986 to 2017

—Based on 1,000 Households in Ten Villages in Shanxi

Shi Qinghu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rmers' data (1986-2017) collected by the fixed observation points in the rural areas, this paper adop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consumption level, structure and trends of 1,000 households in ten villages of Shanxi; the consump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major household goods; level and trends of main service consumption; and the average and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the 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rural economy and the income of farmers,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farmers had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share of foo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kept going downward, while the share of servic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especially medical consumption) showed a rapid upward trend; under the backdrop of grain production kept for own use and "simpl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degre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monet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had been steadily growing. During the whole observation period, farmer households tended to shift away from food consumption to service consumption. Necessity consumption, represented by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daily goods, was declining, while the well-off and wealthy consumption propensities, represented by services and fuels respectively, were on a steady upward trend.

Keywords: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consumption structure, tax and fee reform,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史清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農地分等定級、農地估價、農業規劃與布局、項目評估、糧食增長與安全、農產品供需平衡、農業投資、農戶行為。主要著作有《農戶經濟增長與發展研究》《農戶消費行為及購買力問題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