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體融合已經成為我國傳媒業發展的主題，對傳統的媒體管理理念與方式形成巨大沖擊。數字技術的發展驅動著媒體生態的進化，從媒體形態融合、媒體與社會生活互動再到媒體生態融合，融合的廣度與深度不斷強化。本文從技術驅動、生態影響、市場、規范優化等幾個方面把握我國媒體融合發展現狀與趨勢，并從戰略層面思考如何在政策層面為媒體融合發展提供有效助力、使媒體融合發展在我國經濟社會建設過程中能夠發揮更加積極和有效的作用。

【關鍵詞】技術驅動 生態融合 規范引導 媒體融合發展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3.003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第四次會議的講話中強調：“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確保融合發展沿著正確方向推進。”[1]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成為我國推進媒體融合發展的標志性事件。經過幾年的發展，我國媒體融合正在不斷走向深入，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無論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都正在面臨全新的競爭環境，傳統的媒體管理、運營理念已經無法適應傳媒業的發展趨勢及要求。媒體融合發展在技術、資本等多元因素的推動下，在很多領域中出現了“野蠻生長”的問題，因為媒體融合對社會發展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管控和引導，便會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技術：媒體融合發展的驅動而非決定因素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建設和創新，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傳播技術作為媒體發展動能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也受到媒體機構的廣泛重視。”[2]傳媒業的發展是建立在技術進步基礎上的，每一種新的傳播形態的出現，都是源于新傳播技術或者新的傳播技術使用方式的出現，各種獨立發展的媒體形態之所以能夠實現融合，也是因為技術發展催生了統一的媒體數字信息平臺，打破了傳統的媒體技術區隔。對于傳統媒體來說，基于技術而形成的渠道、形態壟斷在當下的傳媒生態中失去了原有的競爭力；諸多新興媒體則借助技術、運營模式方面的優勢獲得長足進步，以融合傳播的方式改變著信息傳播模式，由此可以說，在傳播技術的驅動下，所有的媒體形態都將歸于“融合形態”。面對技術進步對媒體融合發展帶來的巨大沖擊，很多媒體人改變了思維模式與媒體運營理念、積極擁抱新技術，在此從媒體生產流程重構、渠道擴展、產業格局轉型等三個方面分析技術因素在媒體融合發展過程中的驅動作用，并對其作簡要地辨析與反思。

技術驅動媒體生產流程的創新與重構。內容生產是媒體融合發展的核心環節，傳媒技術推動著傳統媒體孤立化、線性化的生產流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為其他環節的融合發展創造了基礎性條件。內容生產流程，特別是傳統媒體的內容生產流程的改變是在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展開的，除了技術因素之外，政策、傳媒戰略、組織結構、管理者個人意志等均能夠在其中發揮較大作用。不可阻擋的技術發展趨勢、融合發展要求擊破了媒體內容生產的最后一點“惰性”，為了避免被時代淘汰的命運，各級主管部門及傳媒單位幾年來積極推動媒體生產流程創新與重構的探索，這一點在傳統媒體的運營創新中體現尤為明顯。另外，新興媒體因為互聯網化程度比較高，內容生產流程從搭建初始便與線性化的傳統媒體內容生產體現出很大不同，而且隨著技術的發展，新興媒體的內容生產流程也得到了不斷優化，比如基于智能化技術的內容生產在騰訊、今日頭條等企業的應用和發展。

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面對的都是融合化的媒體發展規律、處于不斷變化中的對媒體內容生產的要求，在很多環節中沒有可以借鑒的傳統經驗，只有基于對傳媒技術及市場的理解與把握不斷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布局和調整。內容生產流程的創新、重構的實踐已經出現了諸多代表性案例，比如近年來各級媒體單位正在積極探索推進的中央廚房，以中央廚房為核心主動改變傳統的新聞內容生產流程，實現了優質內容資源的匯聚以及分發、傳播、互動的整合，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媒體已經探索出比較高效的“中央廚房”，成為國內諸多媒體內容流程再造的標桿。基于先進數字技術的“中央廚房”推動著傳統媒體的內容生產流程再造，同時也為運營機制、組織結構等多方面的優化提供了契機。

技術驅動媒體傳播渠道的擴展與融合。傳播渠道的擴展是媒體融合發展的外在體現，也是媒體融合不斷推進的內在要求，媒體渠道擴展與融合的模式、形態、發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評判媒體融合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技術進步為媒體融合發展帶來的顯性影響恰恰是新興渠道的擴展，統一化、平臺化的數字技術為打通不同行業、不同媒體形態、不同信息場景之間的區隔創造了條件，在媒體融合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諸多跨界運營、彎道超車的成功案例。在傳播渠道擴展與融合諸多的驅動因素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渠道有著直接關聯，技術形態能夠決定傳播渠道的形態，技術的發展可以促進傳播渠道融合形態的進化。比如移動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傳播渠道的演化向移動化、智能化的方向不斷進步，這在渠道融合的多個環節中都有鮮明體現，比如“基于VR（虛擬現實技術）的平臺將很快成為下一代新聞入口，面對技術驅動下入口快速更替的可能性，媒體如何應對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問題”[3]。

縱觀媒體發展的歷程，傳播渠道與社會生產、生活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近，渠道的擴展與融合能夠為受眾提供更大的便利。在技術因素的驅動之下，傳播渠道的融合發展會不斷深入，對社會生產、生活的介入程度也會越來越深，技術形態的多元化也將使傳播渠道形態更為豐富，能夠適應不同信息場景的需求，比如傳播渠道與人們生活場景的對接，“家的邊界在一個媒體無所不在的時代已經變得容易滲透，媒體設備變為塑造城市公共空間的普遍元素，一代又一代新移動設備的開發，加強了對已有公共和私人空間邊界的挑戰”[4]，技術進步為生活提供了極大便利，傳播渠道的擴展與融合也是其中的重要內容，生活場景的邊界因為傳播渠道的擴展而逐漸消融，技術、社會生活、傳播渠道之間的互動由此越來越頻繁。

技術驅動傳媒產業格局的轉型與升級。“傳媒的產業屬性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得到進一步的凸顯，融合所帶來的也不僅僅是傳媒形態的變化，在內容生產、渠道融合的背后，資本運營、產業整合與重構成為傳媒界的重要主題”。[5]傳媒產業格局的轉型與升級體現了融合發展的內涵與要求，數字技術的“革命性”進步為傳媒產業的轉型升級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新媒體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已經成為融傳媒產業加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6]，傳媒產業格局的優化升級為融合發展帶來更大的空間，成為媒體融合發展的巨大助力，技術、產業、資本等要素由此也在傳媒業的進化中實現了融合、共同發揮作用，同時也能夠實現不同驅動要素效能的相互檢驗；如果新技術形態的應用無法得到傳媒市場的認可，不能在市場競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那基于此技術形態的媒體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會很長。

此外，傳媒產業升級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結構轉型、調整不可或缺的內容，技術進步為強化傳媒產業升級與經濟社會結構優化之間的關聯提供了諸多新的可能性，技術不僅使“萬物互聯”逐漸變成現實，也讓不同產業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的互聯成為可能。比如在“互聯網+”戰略的推進之下，傳媒產業與傳統產業實現了深度融合，“原本孤立的各傳統產業相連，通過大數據完成行業間的信息交換。以云計算、物聯網、移動通信網絡為代表的新信息技術為改變信息的閉塞與孤立提供可能。‘互聯網+’作為外推力，有利于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深度結合”[7]，由此，在“革命性”技術的驅動之下，傳媒產業格局的轉型與升級不僅僅局限于傳媒市場內部，而是已經與不同行業深度融合在一起，這對我們現行的媒體融合發展理念、策略、方式均提出了新的挑戰。

技術驅動的辨析與反思。不同媒體形態從獨立到融合的進程是在諸多要素的驅動下完成的，資本、政策、技術等在這一過程中均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所有驅動要素中，技術與媒體形態、傳播方式有著最為直接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技術的形態和發展程度決定了信息傳播與互動方式，所以在媒體融合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技術決定論”這一誤區。技術雖然在媒體融合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關鍵性的作用，但如果將其定位為決定性因素，則不利于形成科學的媒體融合戰略及路徑。比如在人工智能技術的驅動之下，智能傳播的時代已經來臨，“人工智能+”成為媒體融合發展的又一驅動因素，“人工智能的技術革新使得技術手段已經深刻影響到了整個新聞生產的各個環節，媒體融合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整個媒體融合的深度也隨之加強，并且向著更加智能化的方向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落地，使得媒體行業在內容創作、內容呈現等各個方面都在發生巨大的變革”[8]，人工智能在為媒體融合發展提供新模式、新路徑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新問題，比如算法倫理、智能“繭房”等，面對技術進步之于媒體融合的正負兩方面影響，需要對技術驅動因素的“決定性”作用作深刻辨析，為構建科學的傳播秩序打下基礎。

生態融合是媒體融合發展的進化方向

技術驅動下的融合發展打破了傳統媒體之間的界限與區隔，給人們對媒體的認識帶來一定沖擊，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傳媒領域還是非傳媒領域，都在重新思考媒體融合發展的現狀及方向。“形態融合與創新僅僅是媒介融合趨勢的外在表現，其背后體現的是傳媒生態正在經歷的重大變革……這一顛覆性逐步在很多方面展現出來，從國家媒介管理體制的改革到具體傳媒單位的公司化運作、從傳播平臺的擴張到資本市場的嘗試，融合的觸角已經伸到傳媒界的各個層面，傳媒格局與生態的重建已經開始”[9]，生態融合是形態融合的進化方向，生態融合的層面也便于我們理解媒體形態融合中存在的問題并尋找相應的對策。在此，按照媒體形態融合——媒體與社會生活的融合——媒體生態融合的邏輯對這一進化方向作簡要論述。

媒體形態融合。媒體融合發展最為直接的表現便是形態融合，從單一形態媒體到全媒體形態運營、再到融合式的進化，恰恰反映了近年來傳媒業態發展的特征，“融合背景下，內容生產與其他環節的直接聯系更為緊密，更多的專業化、非專業化的力量都介入到傳播過程，傳播的邊界打破、傳播格局處于重構之中”[10]。媒體形態的創新是傳媒業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志，這一層面的融合發展已經相對成熟，形態融合的邏輯和路徑均已比較清晰，諸多傳媒單位在經過多年的“全媒體”運營嘗試之后，開始深入思考如何突破單純媒體形式上的“全”，逐步實現不同形式之間“1+1＞2”的聚合效果。

不同媒體形式聚合、融合發展需要突破單純形式化的“全”，這體現了媒體形態由“全”到“融”的思維轉變。“決定全媒體戰略成敗的關鍵已不再是形態層面橫向的‘全’，而是戰略思維、運營策略、傳播方式等多層面縱向的‘融’。未來傳播生態環境中之全媒體發展，需要的是主流傳播力、輿論影響力、品牌輻射力的融合與塑造，既要求不同媒體形態之間的橫向融合，也要求不同戰略板塊之間的縱向融合，還需要按照行業發展新要求進行創新性的、跨界的、斜向的融合”。[11]媒體形態融合實現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傳媒業態格局優化升級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媒體形態層面的融合也是當下諸多傳統媒體在轉型發展過程中的主要著力點，因為傳統媒體長期以來在媒體形態多元化、渠道創新方面存在劣勢，形態的擴展與融合也實現了傳統媒體的轉型優化發展；新興媒體基于技術、市場、運營機制等方面的優勢，也在積極推動媒體形態的持續創新，直播、機器人新聞、智能推送、短視頻等新形態不斷涌現出來，在這些環節使新興媒體繼續處于領先態勢，使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形成一種良性的競爭張力。

媒體與社會生活的融合。媒體融合發展的影響力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傳媒業，基于媒體與社會生活互動方式的不斷擴展和優化，融合的趨勢也在媒體與社會生活兩者之間得到強化，與社會生活的融合也將為媒體的進步創造更多機遇。“互聯網已不再是單純的媒體，而是新的生活平臺與生存空間。用戶已不再僅以受眾身份使用內容，而是作為空間成員，建構自己的數字化生活，同時建構互聯網世界。人取代內容，成為互聯網的基礎單元，這個基礎單元是以網絡節點的形式存在的，每一個用戶作為一個節點，都可能對整個網絡施加自己的影響”[12]，以用戶為節點，媒體與社會生活的互動場景變得越來越豐富，使媒體與社會生活的融合也趨向深入。

媒體與社會生活融合發展的體現之一為跨界融合，媒體融合發展突破了傳媒業的界限，逐步“介入”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在更多的社會場景中發揮自身信息傳播的優勢，并通過傳播活動為人們提供更多服務，進而也可以催生更多新的傳媒產業增長點。“基于數字傳播技術的媒體融合正向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結合式融合，即基于信息與通信技術（ICT）的不同媒體之間的融合；二是嵌入式融合，即基于智能化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媒介作為獨立的中間體將分屬不同領域的事物連接起來的情形，我們稱之為跨界融合”[13]。在跨界融合之前，媒體僅僅是傳媒領域中的一種介質，但是隨著媒體與社會生活的融合發展，媒體逐步從單一產業形態當中獨立出來，開始作為一種普遍性的“連接”而存在。

普遍性“連接”的存在，使得諸多原本孤立的社會主體、生活場景具備了互通互聯的可能性，媒體成為社會時空關系重新組合的驅動要素、成為社會信息生活賴以發展的基礎平臺，跨界融合正是基于統一的基礎平臺才更為便捷地實現。跨界融合能夠使最有實力、最有創意的傳播者發現新的運營模式和發展空間，由此提升整體的傳媒市場活力；也能夠讓任何主體可以低成本或者零成本地在媒體平臺上獲得便利，讓媒體與社會生活在融合互動中相互促進。

媒體生態的融合。媒體與社會生活的融合還將進一步擴展與深入，其最終的發展方向是媒體生態的融合，“互聯網為傳統媒體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同等重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媒體生存環境與生態格局的深刻變化。這場顛覆已經重新建構了媒體生態的每一個方面，未來媒體可能不止是媒體”[14]，未來的媒體環境中，媒體融合的對象將更為多元、融合的方式將更為科學、融合的效果將更為人性化；未來的媒體不止是當下意義上的媒體，而是媒體生態融合與不同場景產生互動的平臺節點，生態融合將推動媒體融合發展的理念進一步升級。

以媒體、技術與城市空間的融合為例，“媒介融合應該從單一的媒介組織和產業的融合，走向多元的融合。媒介技術與空間的融合，為我們打開了新的觀察媒介融合的視野。媒體與城市空間的融合，使當代城市成為‘媒體-建筑復合體’，產生了一種‘媒體城市’”[15]，在這一融合過程中，媒體賦予城市空間以生命，使城市成為一種建立在媒體融合基礎上的生態空間。筆者在主持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加快推進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研究”的調研過程中發現：“爭奪入口、提升移動互聯網覆蓋面成為很多媒體、企業共同的戰略目標，這同樣也是傳播渠道融合發展的過程。電子商務、社交應用、金融與支付、出行旅游、搜索、通訊、在線教育、游戲、遠程醫療等多種生活應用場景均從概念走向現實，而媒體與應用場景的深入結合又能夠反過來推動生態融合的發展。”[16]

媒體生態融合為傳媒界打開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內容、渠道、產業等各個環節的融合發展都可實現突破，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都能夠從生態融合的高度尋找自身的戰略方向、定位與策略。媒體生態融合發展的趨勢已經明朗，目前已經在某些環節、領域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實現，這是我國傳媒界取得的值得肯定的成績；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媒體生態融合對傳統的媒體規范、管理構成了很大沖擊，對我國媒體管理體制與機制構成了挑戰。

規范：我國媒體融合發展的政策建議

在技術驅動、生態變革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的傳媒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傳統的傳媒管理理念與方式已經難以適應融合生態下的新需求，同時媒體融合生態的進化又在不斷給管理者提出各種新問題，面對生態融合提出的各種挑戰，如果能夠對媒體生態融合予以科學引導與管理，那么我國媒體融合會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也能夠推動傳媒產業的轉型升級發展；但是，如果不能使媒體融合發展形成科學有效的規范，而是任其“野蠻生長”，則不僅媒體融合會誤入“歧途”，也會對社會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在此基于對技術驅動要素與媒體生態融合發展方向的分析，解讀我國當下媒體融合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對如何從政策方面予以科學規范、引導提供相應的建議。

基于對技術驅動要素的辨析以及對媒體生態融合發展方向的把握，可以發現目前我國對媒體融合發展的規范層面還存在很多亟需解決的問題，比較突出地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媒體融合、傳媒市場發展、傳媒體制的改革之間存在復雜的博弈。媒體融合在探索中發展，肯定會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傳媒市場與體制改革處理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不同的。傳媒市場主體追求的是融合過程中新出現的增長點與市場空間，面對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矛盾，他們在本能上是傾向于經濟效益的；而傳媒行業管理者、體制改革推動者更加注重的是社會效益，同時也有推動傳媒產業健康發展、提升經濟效益的職責。在媒體融合已經成為當下傳媒業發展主題的背景下，規范與市場之間的平衡成為考驗管理者的核心問題，管理體制、政策如何與市場創新機制高效互動，是我們追求的重要目標。

第二，媒體融合在部分領域還存在“野蠻生長”的問題。近年來，在先進技術與市場空間的驅動下，多種創新型的傳播形態、方式獲得了“爆發式”的成長，如直播、短視頻、網綜、網大等，不過均帶有不同程度“野蠻生長”的特點，比如短視頻迅速崛起的過程伴隨著各種低俗內容的瘋狂傳播，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低俗內容的傳播為個別平臺、軟件帶來了短期的高速增長，但這種發展模式卻從根本上違背了媒體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值得肯定的是，主管部門及時采取措施對媒體融合發展過程中的各種亂象進行了管理整治，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野蠻生長”現象。但是當下主管部門的規范化行為中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沒有形成一套基礎性、系統化、適合媒體生態融合規范的管理機制，如果沒有這樣一套機制作為行業發展的保障，僅僅依靠出現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的“打補丁”式的方式，還是不足以適應未來的媒體融合發展需求。

面對媒體融合發展規范存在的問題，我們必須從傳媒體制與政策層面作必要的頂層設計和優化，力求對媒體融合發展形成有效地規范引導，推動我國傳媒業健康發展，在此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對這一問題提出相應的策略建議。第一，注重傳媒業頂層設計的優化，在上述諸多問題的分析中可見，體制、政策、技術、市場等不同因素在媒體融合發展過程中處于不同的維度，比如行業規范政策具有較強的主管特征，技術、市場具有較強的客觀性特征，在融合過程中的需求、作用均有很大的差異性，很難按照統一的標準予以規范；同時，傳媒體制、政策的改革會推動其他諸多維度的因素產生連鎖反應，常常會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特別是對傳媒產業層面的影響尤為明顯。所以，在強化、優化我國傳媒業頂層設計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注重傳媒體制優化、政策創新的科學性，能夠有效規避政策變動對行業的滯后性影響、因主觀性維度特征產生的負面作用；另一方面，力求使傳媒體制與政策對行業發展形成綱舉目張式的引領力，從而在保證方向引領的同時提升融合發展的效率。

第二，以機制保障加強輿論引領，提升主流媒體聲音在融合生態中的引領力度。誠然，媒體融合對推動輿論發展有積極的作用，但融合過程中出現的諸多亂象也對社會輿論產生了較大沖擊，使主流媒體的聲音被淹沒在海量的“噪音”之中。“從政治邏輯來看，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既是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戰略要求，也是壯大主流輿論的緊迫任務”[17]，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應當在媒體生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融合發展的題中之義，“隨著中國的政治信息交流由政治宣傳向政治傳播轉型，加之媒體業態環境的深刻變革，有效性逐漸成為我國宣傳戰略的核心和政治新聞實踐的追求”[18]，在強化輿論引導的同時也要注重有效性、科學性等指標的建立和優化，畢竟媒體融合背景下的輿論引導與傳統媒體時代的輿論引導有著諸多不同。

第三，我國媒體融合引導要具備國際化視野與高度。我國的國際影響力正在逐步提升，中國的聲音也需要通過自己的傳播渠道向世界傳遞，媒體融合發展為這一戰略目標創造了歷史性契機，數字技術提供了有利工具、國內外媒體的互動也進一步豐富了媒體生態環境。“中國在國際互聯網治理方面是在尋求一種博弈式的國際融合，即在一系列國內與國際力量驅動下，中國互聯網實際已經與主導性的全球格局與規則深度融合，盡管此融合過程仍充斥著政治與經濟層面諸多懸而未決的爭議、對抗和競爭”[19]，國際化競爭是一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的復雜系統工程，當下同樣不能忽視媒體融合發展的影響，需要從這一高度對我國媒體融合發展予以引導。

第四，人文規范的重視與引導。“在經歷了技術融合、場景融合、產業融合、文化融合、社會形態融合等階段，媒介融合正在邁向主體層面的融合——技術與人的融合……人與技術的雙重邏輯交織互嵌，成為后人類時代的元媒介，重造了社會系統，改變了人與世界的關系”[20]，媒體與社會生活的融合、媒體生態的融合打破了太多傳統的信息傳播規律、社會文化傳播方式以及人與人的互動方式，產生了一系列沖擊傳統價值觀念的案例，比如智能化傳播帶來了新的傳媒倫理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激發了社會各界的深入討論，不同主體紛紛從各個角度出發思考對策，同樣需要從政策層面形成規范，使從業者高度重視這一問題。

結語

“媒體融合發展正處于‘天時、地利、人和’疊加時機。有‘天時’——中央決策部署，頂層設計；有‘地利’——各地黨委、政府從區位優勢出發，統籌謀劃，支持力度空前；還有‘人和’——不‘融’不行的危機感、使命感，提升融合發展‘加速度’的決心和信心，已經成為主流媒體最廣泛的共識”[21]，目前我國媒體融合發展正處于“天時地利人和”的機遇期，技術、資本、人才、市場等基礎條件齊備，經過多年的積累也已經初步掌握了媒體融合發展的規律與方向，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國際性視野，從媒體生態融合的層面，立足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審視媒體融合發展的現狀與問題、探索科學的規范引導策略，不斷推進我國媒體融合發展的進程。“媒體融合發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媒體管理部門領導、媒體單位領導、媒體一線從業者共同努力，開拓創新，扎實推進，并且在我國媒體現有融合發展的基礎上，加快推進我國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深度融合發展，加快建立我國現代傳播體系”[22]，雖然我國媒體融合進程中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但是相信在巨大的發展勢能的帶動下，在管理機制與規范的不斷優化之下，從媒體形態融合、媒體與社會生活互動到媒體生態融合的進化會越來越深入。因為融合，媒體將會在未來的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

（上海理工大學出版印刷與藝術設計學院講師、博士劉峰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人民網，2014年8月18日，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818/c120837-25489622.html。

[2]黃楚新、王丹：《萬物皆媒——媒體技術在創新中連接》，《新聞論壇》，2017年第6期，第5頁。

[3]余婷、陳實：《從“互動”到“卷入”——新聞入口移動社交化背景下美國媒體社交團隊發展趨勢探析》，《新聞記者》，2016年第4期，第65頁。

[4]喻國明：《家庭場域的數字化重構——關于移動互聯網時代生活空間的功能異化研究》，《現代傳播》，2016年第3期，第7頁。

[5]嚴三九：《中國傳統媒體與新興傳媒產業融合發展研究》，《新聞大學》，2017年第4期，第93頁。

[6]高紅波：《“互聯網+電視”：中國電視融傳媒產業的場域空間》，《現代傳播》，2018年第9期，第19頁。

[7]黃楚新：《“互聯網+媒體”——融合時代的傳媒發展路徑》，《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9期，第108頁。

[8]沈浩、袁璐：《人工智能：重塑媒體融合新生態》，《現代傳播》，2018年第7期，第10頁。

[9]嚴三九：《從形態融合到生態變革——傳媒形態與生態在融合中的顛覆與發展》，《編輯之友》，2014年第8期，第7頁。

[10]嚴三九：《中國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內容融合發展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3頁。

[11]劉峰：《由“全”到“融”：融合背景下SMG 全媒體戰略的深化路徑》，《電視研究》，2017年第4期，第18頁。

[12]彭蘭：《文化隔閡：新老媒體融合中的關鍵障礙》，《國際新聞界》，2015年第12期，第129頁。

[13]韓立新：《時空轉移與智慧分流：媒體的分化與重構》，《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5期，第99頁。

[14]胡正榮：《深度融合需要重構全媒體生態》，《新聞與寫作》，2016年第10期，第1頁。

[15]許同文：《“位置即訊息”：位置媒體與城市空間的融合》，《新聞記者》，2018年第6期，第12頁。

[16][22]嚴三九：《中國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現狀、問題與創新路徑》，《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89、101頁。

[17]林如鵬、湯景泰：《政治邏輯、技術邏輯與市場邏輯：論習近平的媒體融合發展思想》，《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11期，第5頁。

[18]陳欣鋼：《媒體融合環境下的政治傳播創新策略——以全國兩會融合報道為例》，《當代傳播》，2017年第3期，第36頁。

[19]洪宇：《中國與國際互聯網：博弈式的國際融合》，《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增刊，第108頁。

[20]孫瑋：《賽博人：后人類時代的媒介融合》，《新聞記者》，2018年第6期，第4頁。

[21]裘新：《在融合發展中鞏固拓展主流輿論陣地》，《新聞記者》，2017年第11期，第9頁。

責 編／趙鑫洋

Technology, Ecology and Regulation: Key Factors of Media Integration

Yan Sanjiu

Abstract: Media integration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a industry, which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raditional media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methods. The digital technology driv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media form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and people's lif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edia ecology, are all continuously extending and deepe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atus quo and trend of China's media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driven progress, ecological impact, market, and spec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and considers from the strategic level on how to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media integration through policy-making, so that media integration can play a more active and effective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echnology-driven, ecological integration, normative guidance, media integration

嚴三九，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二級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新媒體與媒介融合、廣播電視新聞研究。主要著作有《網絡傳播概論》《新媒體概論》《媒介經營與管理》《文化產業創意與策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