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作為發展的目的和歸宿，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心理健康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內容，是人口素質的重要指標。本文通過綜述43項有關心理健康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得出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各類人群，包括軍人、大學生、工人、教師、醫護人員、中學生等心理健康水平變遷趨勢，以期基于研究成果，為改善各類人群心理健康的政策體系提供參考。

【關鍵詞】心理健康 心理變遷 社會變遷 SCL-90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經濟社會發展最終要落實到人民的幸福上，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所追求的中心目標。因此，我們要關注人自身的發展，其中包括心理健康問題。心理健康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內容，是人口素質的重要指標，關乎人民自身福祉與經濟社會發展。

人的心理健康及其他心理指標在一生中會不斷發生變化，不僅隨個體年齡增長而變化，也會隨著時代而變遷。單看一個人的心理，我們很難得出個人心理是隨著年齡在發展，還是社會變遷使然。如果把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相比，就能看到每一代人的心理各有不同特點和風貌，這種代際差異就是心理變遷的體現。簡言之，在社會變遷背景下，心理也會變遷。認識到心理變遷的存在并非難事，能準確測定、量化這一變遷過程卻不容易。

心理變遷研究的難點主要在于方法層面?？疾煨睦碜冞w最直接的方法是對每一代人做各種心理指標的測定，并逐年追蹤以確定變遷趨勢。由于種種原因，我國一直缺乏大樣本的、長歷史時段的心理追蹤監測。一方面，每一個當下都在不斷成為過去、成為歷史，我們通常難以在出發的時候，就設想好對某個歷史進程做全程追蹤研究。另一方面，即便有學者意識到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這種大型追蹤調查，其工作量、經費需求非常巨大，非單個學者可為，需要國家重視，并有專門的機構負責此事。

雖然沒有大型追蹤數據庫可用，但研究者每年會發表大量調研成果，總結對某一或某些人群一些心理指標的測試結果。由此，一個可能的思路是首先搜集到歷史上各個時間點使用同一種方法或工具（如心理量表）獲得的關于同類人群心理指標的數據或文獻資料，然后將這些文獻按照時間順序連綴起來，形成關于歷史的橫斷取樣，這就是橫斷歷史研究方法，它是一種對研究文獻量化的再分析方法（也稱“元分析”）。雖然以往研究在某個時間點上取樣調查時都無意于考察心理的變遷問題，但我們可以“事后追認”這些單個的研究為對歷史的橫斷取樣，從而綜合眾多已有研究成果，獲得心理變遷的動態軌跡和變化趨勢。2008年我們首次引入了這一研究方法①，為開展中國人心理變遷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此后的10余年間，不僅我們課題組，眾多心理學同行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都在使用該方法探討心理變遷。其中，對各類群體心理健康的研究最為集中，下文對已經發表的43篇有關心理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成果進行再次綜合分析，試圖描繪我國各主要人群在各類心理健康指標上的變遷規律，揭示40年來中國人心理健康變遷的總圖景。

40多年來不同群體的心理健康經歷了怎樣的變遷

已有的43項橫斷歷史研究所用數據的取樣時間跨度各不相同，時間起止點也有差異，最早的調查數據來自1978年，最新的數據截止到2017年（見表1）。它們分別關注了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人群心理健康指標的變化軌跡。表1中給出了d值這個統計量反映每項橫斷歷史研究中某一心理指標在終點年的得分相比起點年得分的變化程度（終點年得分減去起點年得分的差值，再除以歷年數據的平均標準差），d值為正數時表示得分上升，d值為負數時表示得分下降；d值絕對值的大小代表了得分變化的程度或效果的大小，根據統計學家的建議，d值為0.80屬于“大效果量”，0.50屬于“中等效果量”，0.20屬于“小效果量”，每個研究具體所得d值可根據最接近的類別來描述。下文綜合這些橫斷歷史研究結果，分別在病理性層面和情緒體驗層面刻畫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變遷趨勢。

病理性層面心理健康的變遷

心理健康首先意味著“沒有心理疾病”。如果在某一測量心理問題或心理疾病癥狀的量表上得分較低，就意味著心理健康水平較高。例如，“90項癥狀自評量表（SCL-90）”測量了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和精神病性等9類心理問題，在每個類別上得分越高，說明該癥狀（除了情緒體驗問題，其中更多涉及到各種生理性表現）越嚴重，心理越不健康。該量表使用范圍極廣，有30多項橫斷歷史研究所分析的文獻都采用SCL-90測量心理問題多少，測量對象包括軍人、農民工、教師、醫護人員、大中學生等群體。

第一，軍人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不斷提高。表1中的第1到3項研究得到相似結論：軍人（包括一般軍人，也包括新兵和高原軍人等特定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從1990到2013年之間變得越來越好，尤其是抑郁、人際敏感和偏執等心理問題的改善十分明顯。軍人的工作生活環境較為封閉，軍隊系統與地方社會相對獨立，因此其心理健康水平不宜受一般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影響，卻與當年國防經費數量、軍費占GDP比值的增加量密切關聯。此外，軍隊系統對軍人心理衛生服務和保障等工作的改進是重要促進因素。然而，第4項研究指出，軍航飛行員的心理健康水平在1991~2004年間呈上升趨勢，2004~2013年間卻轉而下降，這可能與2004年后該群體在軍事現代化改革下訓練任務加重有關；第5項研究同時考察了軍航和民航飛行員，也發現其人際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四類心理問題得分隨年代大致呈上升趨勢，尤其在2004年后上升明顯。

第二，農民工、煤礦工人等工人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明顯好轉。表1中的第6項研究針對農民工得出的結論是，該群體自1995年開始的17年間，各種心理問題都在減少，其中人際關系、抑郁、焦慮、敵對和偏執等指標的改善較為突出。這一積極變化可能與近年來農民工權益維護和社會保障系統不斷完善，尤其是農民工就業形勢的好轉等因素有關。例如，近些年來，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比率明顯減少，而其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等的參保率卻在提高。一些農民工集中流入城市已逐步實施積分落戶政策，為農民工的身份轉換提供了途徑。更重要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人口結構變化，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較以前大為提升。第7項研究顯示，煤礦工人在2007~2014年間，軀體化、強迫、人際關系、抑郁、敵對等心理問題連續減少。這可能得益于近年來我國采礦裝備及采煤技術的大幅改進，極大改善了井下工人的作業環境，減輕了其勞動負荷。然而，針對鐵路工人的研究（第8項）發現，從1988年到2009年間，其心理健康保持平穩，沒有明顯變化。

第三，醫護人員心理健康水平有小幅下降。第9、10兩項研究都表明，醫護人員在過去30余年里心理健康水平呈現小幅下降趨勢。第9項研究表明，歷年的注冊護士數、醫療機構診療人數、醫療機構入院人數能夠預測當年護士在SCL-90的9類心理問題上的惡化程度。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我國醫院長期存在護理人員數量不足的問題，其工作量較大。隨著老齡化加劇以及人們對診療期望程度的不斷提高，醫護人員心理壓力增加。然而，第11項研究發現，ICU（重癥監護室）護士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提高趨勢，其成因有待考察。

第四，各類教師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普遍下降。第12至21這10項研究一致發現：教師群體，無論是幼兒教師、中小學教師，還是高校教師，均表現出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下降的趨勢，抑郁、焦慮、偏執、強迫、精神病性等方面心理問題明顯增加，尤其是農村教師心理問題增加幅度特別巨大（效果量d都在2.00左右），雖然個別心理問題指標或個別年代區間并非如此。這可能與教師職業性質和職業壓力的變化密切相關。教師的教育效果取決于學生以及家庭和社會等多方面因素，工作效果的可控性差，但教育行政部門與社會卻用統一的績效指標來考核；“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需要在較長的周期內計算投資回報率，但是現實的考核周期卻是按學期、學年進行的；育人需要大量情感付出，但對教師的評價往往只計量外顯成績，而看不到背后“無價的”情感付出；對教師的職業資格和學歷水平要求很高，但其收入水平卻遠低于同學歷的其他職業群體；即便學歷很高，很多到農村地區工作的教師，物質和文化生活環境與城市和其他職業相對差距有增無減。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對教育和教師的期望不斷提高，教師與很多行業職業的收入差距卻在加大，這無形中增加了其職業壓力，讓他們成為心理疾病和心理問題的易感人群。總之，教師已經成為各類職業人群中心理健康狀況隨年代惡化趨勢最突出的群體。只有1項對高校輔導員心理問題的研究（第22項）顯示，這個教師群體的各類心理問題在2004年之后的12年中總體呈小幅減少趨勢。

第五，中學生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第23到25項研究顯示，自1990年以來的20余年中，中學生總體以及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現出下降趨勢，軀體化、焦慮等心理問題比較突出。如同第23研究認為的，這一變化趨勢與被調查之前5年的一些負面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如離婚率、犯罪率、失業率）有關，這說明社會變遷對中學生心理健康產生了滯后的負面影響；此外，如上所示教師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也不利于學生心理健康。然而，第26項研究顯示，單獨考察初中生時，他們在1987至2013年間心理問題變化不明顯，沒有增加趨勢。由此推理，可能中學生中的高中生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趨勢更明顯，第24項研究確實證明高中生的降幅更大。

第六，大學生群體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第27至34這8項研究一致顯示：1986年以后的30多年里，大學生群體心理健康水平總體上逐年提升，尤其人際敏感、抑郁和敵對等方面問題改善幅度較大。這一結論適用于所有大學生，也包括少數民族大學生、貧困大學生、農村大學生、醫學生、研究生、高職學生等特定群體。據第27項研究解釋，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總體向好的趨勢得益于近年來不斷加強的高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如專門設立心理咨詢室，配備專業心理咨詢和輔導人員，開設大學生心理健康指導課程，加大校園心理健康宣傳力度等。同時，大學校園屬于較為封閉的環境，屏蔽、緩沖了來自社會環境的壓力和沖擊，能減少大學生的心理不適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情緒體驗層面的心理健康變遷

心理健康不僅表現為沒有心理疾病或更少的病理性問題，還表現為較少的情緒性問題，如焦慮、抑郁、孤獨的體驗較少。除了“90項癥狀自評量表”外，其他一些測量工具能反映不同人群這種情緒體驗層面的心理健康狀況。例如“狀態－特質焦慮問卷（STAI）”可考察個體被環境事件影響而產生的即時性焦慮水平（狀態焦慮）和作為性格特征的穩定的焦慮水平（特質焦慮）；“交往焦慮量表（IAS）”和“考試焦慮量表（TAS）”分別測量人們在與人交往和考試場景下體驗到的焦慮和緊張程度；“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S-D）”“抑郁自評量表（SDS）”和“UCLA 孤獨量表”可考察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抑郁情緒和孤獨體驗。這些量表所測量的焦慮、抑郁和孤獨等，更偏重當時人們體驗的負面情緒狀態，而不像“90項癥狀自評量表”那樣偏重病理性癥狀（主要是生理性表現）。人們在這些負面情緒體驗上的得分越低，同樣說明心理越健康。

一系列橫斷歷史研究均顯示，各類人群的這些負面情緒體驗均在不斷增加。軍人的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水平從1991年到2011年不斷提高，而且前者升幅大于后者（第35項）。大學生的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水平從1993到2009年也表現出與軍人類似的增加模式（第36項）；此外，大學生的社交焦慮、考試焦慮、孤獨感都有不同程度增加（第37至39項）。研究還發現，20世紀90年代及以后，中學生在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上的得分都有明顯增加（第40、41項）。自20世紀90年代末，老年人群體的抑郁和孤獨感也都在增加（第42、43項）。

綜上可知，軍人、大學生、中學生、老年人的焦慮、抑郁和孤獨感這類負面情緒體驗都隨著年代在增加。這些體驗雖非病理性的，但其增加反映出這些人群在情緒體驗層面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下降。這些負面情緒體驗對環境的變化較為敏感，更容易隨著一些負面社會指標的增加而加劇。例如，社會迅速轉型、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會給各個群體帶來普遍性的焦慮；人際聯結的衰落、社會支持的減少會給人們帶來孤獨體驗；對環境的不適應，加上焦慮和孤獨的累積，會引發抑郁體驗。

如何認識“喜憂參半”的結果

通過總結已有的43項橫斷歷史研究，關于中國人心理健康水平的變遷，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病理性心理問題層面，軍人、大學生、工人（農民工、煤礦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在過去幾十年明顯改善，而教師（無論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醫護人員、中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則在下滑；在負面情緒體驗層面，軍人、大學生、中學生、老年人的焦慮、抑郁和孤獨感普遍上升，即這種情緒體驗層面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普遍下降趨勢。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和認識這一“喜憂參半”的結果呢？

首先，要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解釋心理變遷?？傮w而言，在我國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劇烈變遷。社會變遷本身就會增加心理適應的難度，增加心理壓力，帶來更多焦慮、抑郁、孤獨感等負面情緒體驗，甚至致使一些人群的病理性心理問題癥狀增加。有研究者（Lauer和Thomas）在1976年調查美國人和英國人后發現，他們的個體焦慮水平與其生活環境的變化、特別是與知覺到的整體社會變遷速率有顯著正相關②。社會變遷越快，個體就越需要不斷調整自己適應這種變遷，由此帶來了更高的焦慮水平以及各種情緒問題。在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環境的迅速改變、生活節奏的加快、價值觀的沖突，這些都可能造成人們的適應困難，帶來巨大心理壓力。此外，社會變遷本身也包括一些負面社會問題的增加。例如，隨著城鎮化和家庭規模的縮小，人們更多生活在一個陌生人世界中，得到的人際支持會減少；又如，收入水平的分化、離婚率上升都對個體構成了一種壓力。

其次，各類人群面臨的不同“小環境”（或行業環境），對心理健康變遷有不同影響。一方面，某些人群特定的小環境對心理健康有保護作用。軍人和大學生群體都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獨立于地方社會的環境中。隨著我國經濟實力提升，國家對軍隊和高校投入大幅增加，使這兩個系統得到了更好發展，從而保護了軍人和大學生的心理健康，使其免受地方社會的負面特征影響；而且這兩個系統，可能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開展最好的地方。工人群體（如農民工、煤礦工人）的心理健康改善可能主要取決于技術進步帶來的工作環境改善，以及就業市場好轉帶來的工資福利提升。然而，另一方面，教師和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卻在惡化。這兩個群體的工作對象都是人，要么是培養人，要么是救助人，其情感付出和工作耗竭程度較高，而且往往被公眾輿論作了“道德綁架”，總是拿所謂“師德”和“醫德”來苛責他們，而沒有重視其巨大工作壓力和較低工資福利之間的不匹配。

最后，軍人和大學生在病理性問題和負面情緒問題上存在不同變遷趨勢。綜合以往這些橫斷歷史研究，可以看到一個表面上矛盾的結果：軍人和大學生在SCL-90所測的各種病理性癥狀上得分逐年減少，而用其他量表所測的焦慮、抑郁、孤獨感這類負面情緒體驗卻在增加。也就是說，這兩個群體的極端心理問題相較從前在減少，但日常的不良情緒體驗卻有增無減。這個看似矛盾的結果在多項研究中得以確認，還是比較確切的，然而這一“謎題”的原因還有待研究。

我們在國內率先引入了橫斷歷史研究方法，并開展了最早一批有關中國人心理健康變遷的研究（如表1的第23、27、36以及39至41項研究），此后這類研究迅速增加，由此，本文得以總結眾多研究，以概覽中國人各群體心理健康變遷狀況。這些研究使得我們可以基于定量數據確定各類人群心理變遷趨勢，從此，我們不僅可以每年確定并公布GDP、人口出生率等經濟社會發展指標，還可以確定心理指標及其變遷軌跡。這樣就可以準確研判心理變遷形勢，作出預測和預警，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黨中央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心理健康，各地政府、各相關行業應在了解、把握群眾心理健康變遷的基礎上，切實做好心理健康服務。2016年8月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并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問題基礎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識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規范發展心理治療、心理咨詢等心理健康服務。” 2016年12月國家衛計委等22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就心理健康服務工作做出專項部署。如今“小康社會”的目標已經逐步成為現實，在物質富足的基礎上可將心理健康、生活幸福作為全社會追求的目標，加強對各類人群關鍵心理指標的橫斷歷史研究及追蹤監測研究，基于研究成果制定改善各類人群心理健康的政策體系。具體而言，結合我國各類人群的心理健康變遷趨勢，心理健康服務工作應注意如下四點：一是就戰略定位而言，不僅要關注個體心理健康問題的解決，更要根據心理健康變遷的整體趨勢做好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宏觀政策規劃和設計。二是就服務內容而言，既要重視病理性心理問題的治療，又要重視情緒層面的心理健康問題疏解，還要注意積極心理品質的提升。三是就服務對象而言，鑒于各類人群的心理健康變遷趨勢不同，要根據人群特點挖掘問題成因，做到分類施策。四是就服務策略而言，要重視心理問題本身的解決，更要重視其背后的宏觀社會變遷因素影響以及相應人群或行業的小環境營造，力求標本兼治。

（作者分別為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院長、教授；中華女子學院兒童發展與教育學院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社會治理背景下的心理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6AZD057）成果】

【注釋】

① 辛自強、池麗萍：《橫斷歷史研究： 以元分析考察社會變遷中的心理發展》，《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年第2期。

②Lauer, R. H., Thomas, 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change. Human Relations, 1976, 29(3), 239~248.

責編/常妍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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