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實踐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偉大實踐的延續，具有鮮明的人民立場。運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系統思維方法，謀劃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戰略思路，首先就要注重整體性，把它看成是一個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因素于一體的復合式減貧方案；以收入、就業、教育、健康、居住條件等要素為綜合視角的多維式減貧方案；以城鄉一體化為一盤棋的融合式減貧方案；注重減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的自主式減貧方案；各方參與形成合力的聯動式減貧方案；內外結合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治式減貧方案。這既是按照既定部署優化政策供給，確保扶貧工作連續性的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為民造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擔當。要以系統思維整體謀劃和推進，尋求重點突破，在統籌好系統的開放性及其要素之間的平衡性中，推動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
【關鍵詞】系統思維 2020后中國 高質量減貧 整體性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3.002
2019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成效明顯，“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累計減少8239萬人”，這“在發展中國家中”，“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間奇跡”。[1]但由于減貧工作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未來伴隨著現行貧困標準的變化，返貧、新貧等絕對貧困問題仍然存在，相對貧困問題也將長期存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運用系統思維提出了“提高脫貧質量”的總體性要求。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鞏固和擴大脫貧攻堅成果，“及早謀劃脫貧攻堅目標任務2020年完成后的戰略思路”。[2]因此，在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脫貧這一階段性目標后，中國的減貧任務并沒有最終完成，而是要站在新的起點上，從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出發，著手研究并推動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是中國扶貧進程的延續
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是中國扶貧進程特別是對精準脫貧攻堅戰這一系統工程的整體性延續和動態性深化，是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消除貧困的重要環節。
馬克思主義政黨歷來是重視消除貧困的。首先，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為社會主義國家消除貧困提供了思想淵源。一方面，科學社會主義創立本身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反對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剝削階級對無產階級殘酷剝削的結果。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勞苦大眾為什么貧困的分析，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動本質。馬克思指出：“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3]這就站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高度論證了反貧困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其次，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為社會主義國家消除貧困提供了行動指南。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把勞苦大眾從資本主義強加的各種異化、受剝削和遭奴役等非人化狀態中解放出來，回到他們的本質規定性上來，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反貧困理論的實踐要求。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建立能夠極大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恩格斯構建了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徹底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的宏偉愿景。這對當前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通過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決民生問題，進而擺脫貧困狀態。正如鄧小平同志總結的那樣，“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4]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5]毛澤東同志在開國大典前夕就曾發出宣言，“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6]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幫助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絕大多數人口脫貧致富。在70年的不斷努力之下，我國的反貧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1952年～2018年，我國GDP從679.1億元躍升至90.03萬億元，實際增長174倍；人均GDP從119元提高到6.46萬元，實際增長70倍。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社會保障、扶貧脫貧、生態環保事業全面發展。我們黨領導的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就是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親力親為抓脫貧攻堅偉大實踐中，圍繞脫貧攻堅的戰略地位、頂層設計、工作安排、內生動力、科學方法、國際合作等重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系統性思維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比如，將扶貧開發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把脫貧攻堅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兼顧諸要素精準扶貧，強調做到“六個精準”“五個一批”；注重機體內生動力的培育，明確提出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堅持全社會聯動形成合力，構建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等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為新時代加快推進我國減貧事業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在這一科學理論的指引下，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了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的莊嚴承諾。[7]“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8]奮斗新時代，我們黨就是要讓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帶領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在實現消除貧窮基礎之上的普遍富裕。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就沒有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還只是走向消除貧困、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一環。行百里路半九十。2020年后我們仍要在減貧道路上繼續努力。但不同的是，2020后減貧不能僅僅看數量，更要看質量。既“不能到時候都說完成了脫貧任務，過一兩年又大規模返貧”，[9]也不能讓“一個都不能少”的脫貧，成為物質意義上的脫貧。
綜上，2020后高質量減貧是我國在如期完成現有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整體性貧困問題后新的國家戰略，既是“一個不能少”“精準脫貧”的“滴灌”式扶貧的戰略延續，也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再量變的重大飛躍，滿足減貧對象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式減貧，更是社會主義國家消除貧困的關鍵步驟和環節。
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是一項系統工程
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是對精準脫貧攻堅戰的動態深化，因此，謀劃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戰略思路，就要運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系統思維方法，把它看成是一個由各要素、部分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可以從六個方面加以剖析。
一是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因素于一體的復合式減貧方案。貧困人口吃不愁、穿不愁是扶貧對象在經濟領域是否貧困的主要指標。一方面，從經濟本身的發展規律來看，減貧不單是經濟工作，還是一項集勞動力、資本、自然環境等要素為一體的系統工程。習近平曾以他工作過的福建寧德為“麻雀”進行解剖，指出，“山高溝深偏遠”的貧困地區可以通過改革創新，讓“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起來”，推動“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10]甚至在我國的一些貧困地區，依靠環境發展綠色產業才是根本“生財之道”。另一方面，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對民主法治、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將是在解決物質貧困基礎上全方位的減貧方案。
二是以收入、就業、教育、健康、居住條件等要素為綜合視角的多維式減貧方案。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歷史節點。到那時，不僅要努力讓廣大群眾“吃得好”“穿得好”，而且要努力讓廣大群眾“教育得好”“身體好”“住得好”。實現“五個好”，就要有穩定的收入。脫貧后還要讓生活“芝麻開花節節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可以從發展產業、壯大集體經濟等方面想辦法，能就業、有收入，日子就會越過越好。讓貧困人口有持續穩定的收入，將是2020后中國減貧的重點。從“不愁”“有保障”到“五個”都“好”，不僅體現了發展，而且體現了多維，即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除了要保障減貧對象有穩定的收入，還要加強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如教育、就業、醫療、居住條件、社會保障等。
三是以城鄉一體化為一盤棋的融合式減貧方案。從減貧實踐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推進，經濟社會整體面貌發生巨大變化，但受城鄉二元體制等制約，部分城區和群體并沒有同步享受到改革開放紅利，城市“因災、因病、因學”致貧、返貧現象時有出現；一些鄉村長時間與城鎮發展相割裂，人才、政策和環境等的不足嚴重制約了鄉村發展性貧困問題的解決，“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的地區和群眾”，成為“越來越難啃的硬骨頭”。[11]毋庸諱言，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這些地區和群體將成為2020后高質量減貧的“難啃的硬骨頭”。解決不好，就會成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短板。這就要從過去重點解決農村貧困向城鄉減貧融合推進轉變。依靠鄉村振興、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持續鞏固減貧成果。
四是注重減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的自主式減貧方案。馬克思在論述社會有機體的特征時指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12]揭示了社會有機體自組織性、自我調節性特征。正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習近平總書記從“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加強老區貧困人口職業技能培訓”，推動“產業扶貧”“幫助群眾就地就業”等方面提出了“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的對策。基于此，攻堅脫貧就是一個有機體，內蘊著自身的造血功能。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仍要注重減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一個是智慧，一個是志氣。不光是要輸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機制，增強致富內生動力，防止返貧。發揚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精神”。[13]
五是各方參與形成合力的聯動式減貧方案。恩格斯曾著眼于社會的系統分析，提出了社會歷史發展是人作為歷史主體及其合力的結果，“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各個人的意志”（“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融合為”“一個總的合力”，“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14]這就闡明了個人及其主體合力對歷史發展亦具有重要意義。脫貧攻堅，需要各方參與形成合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總結我國減貧經驗時所說的那樣，“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發揮中國制度優勢”，形成了“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15]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仍需各方積極參與，形成減貧合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動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我們要充分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進“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現代化。
六是內外結合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治式減貧方案。消除貧困，歷來就是人類社會不斷追逐的夢想，但由于種種原因，貧富差距拉大問題依然嚴重，由貧困及其衍生的饑餓、疾病、局部沖突等一系列難題依然困擾著許多發展中國家。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世界長期發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國家長期貧困落后而另一批國家越來越富裕的基礎上，“只有各國共同發展了，世界才能更好發展”。[16]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始終密切關注和無私幫助那些仍然生活在饑餓、貧困中的有關國家的人民。經過長期努力，我們在減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經驗，給全球減貧與發展事業注入了強勁動力。中國愿意將發展機遇同發展中國家共享，加強經驗交流，為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有益借鑒。因此，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將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一道，“凝聚共識、同舟共濟、攻堅克難”，攜手共同推進國際減貧治理。
運用系統思維籌劃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的重要意義
運用系統思維籌劃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既是按照既定部署優化政策供給，確保扶貧工作連續性的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為民造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減貧“初心”不改、牢記使命的宣言。具體而言：
一是有助于按照既定部署優化政策供給，確保扶貧工作的連續性。按照既定部署優化政策供給，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理論和實踐的“播種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論述，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拓寬了中國共產黨貧困治理之路，取得了許多成就和經驗，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比如，從“漫灌”到“滴灌”的中國特色精準扶貧理論和中國式扶貧方略，就是我們籌劃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戰略思路時要一以貫之的。成功經驗值得總結和繼續發揚，存在的問題同樣值得反思和認真探究，例如，“穩定脫貧長效機制沒有建立，貧困群眾內生動力不足、陳規陋習難改等”[17]長期性和動態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產業發展基礎薄弱，易地扶貧搬遷后續幫扶措施乏力，攻堅期內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定期開展“回頭看”活動，脫貧攻堅要重點解決“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個問題，都是涉及解決上述問題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是籌劃2020后高質量減貧戰略思路仍然不能回避的。因而，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強調扶貧政策要保持穩定，而且在總的行動上要“焦點不散、靶心不變”。[18]從扶貧到自主式減貧，就是要對問題——特別是那些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問題、需要長期逐步解決的問題——有系統性思維，逐步深入解決。這既是對脫貧攻堅期內保持政策相對穩定性的重視，也是對2020年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后按照既定部署優化政策供給，確保減貧工作連續性的需要。總之，運用系統思維把2020后中國減貧工作看成是一個“穩中求進”整體，既有利于把2020年后減貧建立在鞏固脫貧成效的基礎上，又有利于建立穩定脫貧長效機制。
二是有助于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減貧“初心”不改，牢記使命的宣言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突出的短板在于農村還有七千多萬貧困人口。”[19]在我們即將啟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相對貧困人口的存在仍將是最突出的短板。首先，高質量減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按照現行標準整體性脫貧，并不是說我國已經消除貧困了。伴隨著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如果貧困地區仍然存在，貧困人口生活仍然未見根本好轉，必然會影響到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其次，高質量減貧是黨的重要使命。減貧是一場硬仗。讓所有人民過上好日子，是中國共產黨做好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社會主義是奮斗出來的，共同富裕也是奮斗出來的。中國共產黨應始終“初心不改”繼續砥礪奮斗。再次，高質量減貧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要。消除貧困是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每年減貧規模都達到1000萬人以上，2019年再完成減貧1000萬人以上。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被世界銀行行長金墉贊譽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故事之一”；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則認為，這對全球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對此，我國倡導并積極參與共同建沒有貧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綜上，把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置入推進民族復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戰略高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和熱愛人民的偉大情懷，深刻揭示減貧工作在黨和國家整體事業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三是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系統整體功能的發揮。問題是理論創新的起點。扶貧攻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則是籌劃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戰略思路的起點。一方面，從更為宏觀的歷史和未來趨勢來看，需要用系統思維平衡和協調好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梳理新中國成立70年來扶貧實踐的幾個階段，從改革開放前的小規模救濟式扶貧，到改革開放后以貧困縣為重點的開發式扶貧、以貧困村為重點的綜合開發式扶貧，再到新時代精準扶貧，無不與解決當時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密切相關。從2020年后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我國將會圍繞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到那時中華民族將迎來民族的偉大復興，全體人民基本實現共同富裕。這一奮斗目標就是新時代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就表明，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是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更為宏觀的敘事安排。作為復雜系統，其不僅僅包括經濟的發展，還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協調發展；不僅僅包括收入好，還包括就業、教育、健康、居住條件等都好；不僅僅要“輸血”，更要“造血”；等等，只有統籌好各要素在整體中的地位，協調好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才能實現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另一方面，從較為具體的當下扶貧攻堅戰的突出問題來看，需要運用系統思維解決貧困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列舉過當前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比如，“脫離國情”“撤攤子、甩包袱、歇歇腳的情況”“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數字脫貧、虛假脫貧問題”等，如何解決？他強調，“要有總體安排”。[20]這一系統思維方法就為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打開了思路。
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的系統優化策略
“找準方位才能把握航向，主動作為才能克難前行。”[21]籌劃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的戰略思路需要系統思維，以系統思維整體謀劃和推進，尋求重點突破，在統籌好系統的開放性及其要素的平衡中，推動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
一是注重系統的頂層設計與整體謀劃。2020年后中國高質量減貧需要全面考量，要堅持整體謀劃，防止畸重畸輕、單兵突進、顧此失彼。減貧工作越深入，越要抓住全局。既要注重系統的頂層設計，也要重視系統的整體謀劃，促進各項減貧舉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朝著高質量減貧目標聚焦發力。一方面，我們黨和政府要做好高質量減貧工作的頂層設計，運用系統思維方法，對減貧系統各關涉方進行統籌規劃。“全國一盤棋”，實現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制度、法規、政策、規劃、舉措等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等有效資源，最大程度地實現有效資源優化配置。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減貧事業的整體謀劃，即以大局觀和全局觀指導減貧工作的開展，從整體的角度出發，統籌兼顧減貧系統內各環節、各要素、各方面的協同發展。不僅要在經濟領域上謀劃，也要將減貧延伸到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實現全方位、多維度、自主式的高質量減貧。做到兼顧好各要素在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協調好系統內各要素之間的關系。
二是注重系統的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中國高質量減貧既要堅持整體推動，又要以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突破帶動高質量減貧的全局。第一，堅持各項事業的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統一。在統籌各產業、要素的整體推進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發展特色產業，有持續穩定的收入。努力做到治本和治標相結合。第二，推動相對貧困地區區域整體減貧與重點減貧相統一。堅持走整體減貧的路子，集中發展好相對貧困集中區域鄉鎮和貧困村的減貧；抓好整鄉整村推進，盯住再次“致貧”和“返貧”群眾。第三，推進城鄉深度融合減貧。推動城鄉深度融合，以城鄉融合發展促進減貧。打破城鄉壁壘，建立城鄉經濟發展紅利和公共資源的共享機制，協同推進新型城鎮化與貧困地區鄉村振興；搞活農村的土地、產業、生態、文化等資源，激發鄉村發展活力；加強農村交通、自來水、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聯通城鄉，對接產銷。第四，持續聚焦深度貧困地區。特別是西藏、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和四川涼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肅臨夏州關鍵的“三區三州”依然需要持續聚焦，鞏固其減貧成果，阻止已脫貧人口再次返貧。
三是注重系統的動態平衡與改革創新。中國高質量減貧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與之相反，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事業。需要注重減貧系統的動態平衡與改革創新以推動減貧事業長久發展。一方面，協調好系統的動態平衡。在從扶貧到自主式減貧過程中，最需要幫扶的是在初期，但在扶貧對象走上穩定的發展軌道后，就不能全方位、事無巨細地“輸血”，而是要增強其內生動力。具體而言：把產業增收作為主要途徑和長久之策，因地制宜，發展現代特色產業，完善產業發展與貧困戶利益聯結機制，千方百計增加貧困群眾收入；強化教育引導，制定激勵措施，幫助貧困群眾摒棄“打著呼嚕也能拿錢”的思想，真正變“要我脫貧”為“我要脫貧”“我能脫貧”，讓脫貧具有可持續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加強減貧系統的改革創新。2020年后我國高質量減貧不能因循守舊、生搬硬套。加強減貧系統的改革創新，要著眼長遠，突出可持續、打基礎，建立健全鞏固減貧、防止返貧的長效機制；統籌解決好區域性整體貧困和插花貧困問題、貧困地區生態與生計問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問題；加強部門、工作、技術聯動，結合地區實際，增強科技減貧能力。
四是注重系統的開放性與環境的調適性。減貧是全球人類共同的事業，中國高質量減貧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深化國際減貧合作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的共同選擇。一方面，中國高質量減貧戰略需要始終立足全球的高度，積極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減貧交流合作關系，與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推進國際減貧治理；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加強民心相通，建立國際社會廣泛參與的減貧合作新機制，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好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講好中國扶貧故事，把中國扶貧攻堅的重大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提煉成中國話語，向世界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擴大中國減貧知識、人才、項目走出去，著力擴大減貧援助、加強減貧與發展經驗分享，形成合力，實現共同發展。另一方面，推動國際減貧治理需要兼顧整體視域下各要素的協調性。全球范圍內的減貧不只是局限于減少經濟領域中的貧困，而是要輻射到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全領域；不只是局限于收入的提高，還要在就業、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領域下功夫；不只是局限于向貧困國家或地區“輸血”，更要與貧困國家或地區一道“造血”；等等，從而實現國際減貧事業全方位、寬領域的高質量發展。
注釋
[1]習近平：《在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6期。
[2]《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人民日報》，2019年2月20日，第1版。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290頁。
[4]《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頁。
[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1頁。
[6]《毛澤東文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8頁。
[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頁。
[8]《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5/c_129726443.htm，2017年10月25日。
[9]習近平：《在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6期。
[10]《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0頁。
[11]習近平：《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9月1日，第2版。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頁。
[13]《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強調堅定信心埋頭苦干奮勇爭先譜寫新時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絢麗篇章》，《人民日報》，2019年9月19日，第1版。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5～606頁。
[15]習近平：《攜手消除貧困促進共同發展——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7日，第2版。
[1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60頁。
[17]習近平：《在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6期。
[18]《習近平對脫貧攻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真抓實干埋頭苦干萬眾一心 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 李克強作出批示》，《人民日報》，2018年6月12日，第1版。
[19]《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9頁。
[20]習近平：《在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6期。
[2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4頁。
Using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to Plan High-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after 2020
Liu Yong
Abstract: China's pro-2020 high 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s anti-poverty theory. It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socialist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practi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ver combating poverty, which has a distinct people-oriented feature. To use the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o plan for China's high-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after 2020,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holistic nature and regard it as a multi-pronged plan incorporating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cology; a multidimensional plan that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come, employment, education, health and living conditions; an integrated plan focusing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 independent plan that places emphasis on both poverty reduction and aspirational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a coordinated pla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parties; and a joint-governance plan combi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ort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optimizing policy supply and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but also the mission of the CPC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need to plan and advance the work with a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make breakthroughs in key area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after 2020 while making overall planning for the openness of the system and balance among its constituents.
Keywords: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pro-2020 China, high-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integrity
劉勇，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全球經濟治理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全球化：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譜系》等。
責 編／馬冰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