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科創中心是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新載體，也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創新成果的高質量轉化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機遇，在我國科技資源豐富、配套體系完善的城市，打造特色鮮明、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吸引高端要素集聚，營造鼓勵創新創業的文化氛圍和宜居宜業的城市環境，促進知識的創造和高水平轉化。通過全面提升全球創新鏈的領導力，不斷強化創新驅動，夯實產業升級與城市轉型協同發展的科技基礎，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關鍵詞】全球科創中心 創新驅動 成果轉化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6.003
近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科技創新領域的大國競爭全面升級。隨著研發活動日益復雜化、系統化，世界范圍內科研組織方式和空間布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在創新活動日益集聚化的趨勢下，發達國家相繼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全球科創中心，凝聚高端要素，加快創新成果的產業化進程。經過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持續投入和積累，我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研發投入世界第二大國，研發強度明顯高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并超過部分發達國家。然而，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新興產業，創新驅動的作用尚未充分釋放。為提升創新能力和城市美譽度，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的重要指示，2015年上海市率先提出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目前，國內一些科技資源較為豐富的城市已初步具備建設全球科創中心的條件，應對標發達國家的先進理念、模式及經驗，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創新生態，打造世界級的創新高地，使其成為引領城市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帶動科技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新型載體和重要平臺。
全球科創中心的共性特征
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特指在一個區域（通常是城市）內，實施以科技研發及產業化為重點的發展戰略，對科技研發和高科技產業進行持續的資金投入和生態優化，吸引各類創新要素，掌握承擔科技研發、成果轉化、人才配置的各種組織資源，建成針對科研機構和高科技企業的綜合服務體系，營造保障創新體系長效運行的環境和文化氛圍，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化空間集聚效應。
從世界范圍內的實踐來看，全球科創中心具有強大的知識和經濟輻射能力，不僅是特定區域內創新驅動產業發展的火車頭，而且是一個國家參與國際研發和產業分工的重要樞紐，更是全球創新體系的關鍵支點。由于各國創新資源、經濟體制、產業結構、創業文化存在差異，科創中心的發展模式多種多樣。其中，美國硅谷、英國劍橋、以色列特拉維夫等地區依托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和高科技企業，集成世界頂級研發資源，逐步形成以科技成果輸出為主的發展模式。紐約、東京、倫敦等城市，則將一流的科創活動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動力，依托交通、信息、金融、人才等區位優勢，吸引跨國公司在當地布局全球創新鏈和產業鏈，是較為典型的匯聚型發展模式。另有一些城市和地區如慕尼黑、新加坡，立足完善的制造體系和優良的產業生態，高效率、高成功率地推進最新科技成果在當地實現產業化，打造成果轉化型的“后向”發展模式。
深入考察不難發現，盡管建設理念和發展方向有差別，但全球科創中心也具有共性特征：一是隨著研發活動集聚度提高，高端要素對優質區位條件（科創中心或城市）的黏著度增大，導致世界范圍內科技創新的“馬太效應”顯著增強，對科技人才的“虹吸”作用逐步放大；二是科創中心與當地產業轉型、基礎設施升級，以及公共服務質量改善形成越來越緊密的良性互動，共同推動產業體系向高級化演進；三是全球科創中心不斷探索產城深度融合的新模式，面向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全面提升城市活力和居民生活品質，營造創新空間、產業升級與地產開發相互加持的財富新生態。
需要強調的是，全球科創中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科技研發中心，也區別于高科技產業園區。建設全球科創中心最重要的步驟是打通創新鏈的各個環節，推進科技研發成果可持續、高水平的產業化，使得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型互為支撐和動力，引導前沿性、高水平、可持續的創業創新活動為產業發展和城市轉型持久賦能。對于中國而言，建立全球科創中心，不能僅局限于對傳統以院所科研機構為主的創新體系的補充和完善，而應將其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使之成為提升中國核心城市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戰略舉措。
全球科創中心的構成和支撐體系
全球科創中心建設發展的主要目標在于塑造國際創新鏈，實現創新鏈與全球產業鏈的有效對接和融合。為此，全球科創中心除了要具備優良的城市軟硬件條件之外，還要有源源不斷的知識產出，實現建立在知識轉化基礎上的價值輸出。目前，全球科創中心普遍具備技術研發機構、成果轉化組織、高科技產業、創業創新簇群四個核心板塊，在國家層面和城市層面的綜合服務體系支持下，打造宜居宜業的社區環境，形成鼓勵創業創新的文化氛圍，進而通過不同主體之間的知識和信息傳遞，突破創新鏈發展障礙，促進新價值的創造和高質量轉化（如圖1所示）。
創新鏈的核心部門。技術研發機構、成果轉化組織、高科技產業、創業創新簇群是全球科創中心組成創新鏈的核心部門。其中，技術研發機構的主要職能是開展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的知識產出；成果轉化組織促進知識供需雙方的對接，加速成果轉化速度、提高成果轉化效率；高科技產業利用知識輸入實現價值創造；創業創新簇群則旨在提高科創中心的活力。
技術研發機構包括專門從事科技研發的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公司，集中進行知識創造。在一個運作良好的創新鏈上，技術研發機構要有明確的定位，承擔企業沒能力、不愿意從事的研發項目，包括基礎技術、原創技術、共性技術研發，以及搭建公共科技創新平臺，這也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或缺位、分擔創新風險的主要職能。以實現成果轉化并創造經濟價值為目標，科技研發機構要有自主選擇科研項目的權力，政府資助可以提出重點方向，但不宜設定具體的研究內容，更不能直接干預科研活動。在這方面，德國的經驗值得借鑒。在德國四大國家級科研機構中，馬普學會側重基礎研究，亥姆霍茲聯合會從事大科學研究，萊布尼茨聯合會主要從事面向應用的基礎研究，弗朗霍夫協會則直接面向產業從事應用技術研發。這四大科研機構定位清晰、職能銜接互補，在創新鏈上實現了知識的傳遞，并與企業研發形成互補。
成果轉化組織包括專門從事科技成果轉移和交易的科技轉化部門、科技服務公司和技術交易市場。科研機構中設立的科技轉化部門能夠幫助本部門科研資源對接外部需求。例如，美國的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法規定聯邦研究機構必須設置研究與技術應用辦公室；新加坡科技局的成果轉化部是與研究所并列的重要部門；德國馬普學會成立了獨立馬普創新公司。在科技研發機構之外，全球科創中心還應配備功能全面的科技服務公司，為中小規模企業、獨立科研團隊提供科研項目對接和成果轉化服務。例如，德國史太白經濟促進基金會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服務公司之一，有超過1000家轉移、咨詢和研究中心，合作伙伴遍及50個國家。此外，全球科創中心還需要建成立足本地、面向世界，開展技術評價、交易輔導、商業輔導的技術交易市場。香港（中國）技術交易所是亞洲最大的專利技術轉移服務商之一，該交易所發揮香港獨特的地理和政策優勢，為內地企業技術需求與全球先進技術供給牽線搭橋，不僅引領香港（中國）科技資源服務于內地產業升級，而且在專利布局、保護咨詢和法律保障等方面，服務好各類企業。
高科技產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高質量產業是全球科創中心的支柱產業，跨國公司、大型企業則是實現知識創造經濟價值的中堅力量。根據上海信息中心采用基礎研究、產業技術、創新經濟、創新環境等多個維度推出的全球科創中心評價結果，排名靠前的城市（或城市群）都不是單純的科技研發城市，而在其區域內均有世界一流的產業集群，例如舊金山—圣何塞的電子信息產業、波士頓的生物醫藥產業、東京的精密機械加工和新加坡的化工產業等都是世界級的產業集群。一方面，產業部門創造的經濟價值可以反哺新的科技研發活動；另一方面，作為實際生產經營部門，下游應用企業能夠較為全面地檢驗研發成果的技術經濟性，包括投入成本、工藝可能性以及市場潛力，進而為科研成果改進提供重要依據。從發達國家的情況看，全球科創中心通常位于生產要素成本很高的大都市，即便如此，研發與產業應用之間的緊密聯系也要求二者在地理上實現高度集中。因此，要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即便是全球成本最高的城市，同樣要擁有相對較為完整的產業支撐體系和活力強勁的消費市場。日本“母工廠”為高成本地區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互動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在靠近技術研發資源的地區建設小規模但完整的制造體系，發現并糾正產業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待技術成熟之后再將其投放到更具成本優勢和市場空間的地區。
通常而言，大型企業對技術創新成果的應用相對保守。如果一個地區僅有大型企業，前沿科技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往往會比較滯后。因此，全球科創中心的活力在于創新主體的多元化，既要吸引行業領軍地位的大型企業，也需要各種科研主體積極參與，共同推動持續繁榮的創業創新活動。其中，大學能夠輸送年輕人才，是創新型城市發展的重要依托。韓國首爾在2016年推出“大學城”項目，涉及首爾48所大學，旨在促使大學師生與當地企業開展多樣化的創業創新合作。項目啟動后，約有2萬名大學師生參與該項目，誕生了約200家創業公司，很多大學也借助這個平臺組建了專門的創業創新平臺，為師生的科技研發和成果轉化提供幫助。
開放型的綜合服務體系。創新鏈的核心部門通常具備科創中心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功能，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科創中心還需要多元化、專業化的要素支撐，這在很大程度上依仗同樣具有國際水平的科技服務支撐，包括法律和人力資源服務、信息服務、科技金融、教育和培訓、科技地產和物業等。
法律和人力資源服務。在各國現行法律體系下，知識產權申請、交易的法律流程往往十分繁復，專業的法律服務是保障各方權益的重要一環。目前，大型企業一般都有自己的法務部門，但中小企業特別是初創企業則需要得到外部法律服務公司的幫助。從近年硅谷升級發展的新動向來看，硅谷向舊金山城區的擴張正是得益于當地高水平的法律服務和成熟的市場化產業轉化機制。同時，繁榮的創業創新活動必然帶來頻繁的人員流動，創業創新聚集的地區同時也是眾多“獵頭”公司扎堆匯集的城市。高水平的人力資源公司在全球科創中心建設中可以發揮兩個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促進人才集聚和流動；二是對人才的價值進行市場化的動態評估，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的人才或團隊的薪酬待遇會提高，反之則會降低，這將激勵高端人才從事與實際需求契合度更高的科研活動。
信息服務。新一代信息技術是新工業革命的主導技術，無論是傳統產業升級還是新興產業培育都需要借助信息基礎設施和相關服務。特別是當數據逐漸成為重要的、稀缺的生產要素并參與價值創造，科技研發活動及其產業化過程都需要海量數據作支撐，而專業化的數據傳輸、清洗、保存和分析服務將成為未來全球科創中心服務體系的“標配”。由于現階段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普遍能耗較高，通過高速寬帶網絡的鏈接，高耗能的環節沒有必要設置在科創中心的核心地區，例如北京一些互聯網巨頭將云計算中心建在電價更低的內蒙古自治區，貴州的貴陽市也在扮演類似角色。可以預見，未來全球科創中心對數據資源的倚重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數字要素的空間配置，并以此推動科創中心發展模式創新，提升其輻射帶動作用。
科技金融。長期以來，研發成果轉化中的高額投入和巨大市場風險，是制約創新鏈效率的主要因素。為創新創業活動提供高效、優質、適配的金融服務以及多樣化的風險投資，則成為科創中心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目前，全球科創中心往往也是世界金融中心，或者在區位上擁有接近國際化優質金融服務的便利條件。在為科研機構和創業活動輸送一攬子金融服務方面，倫敦、東京、新加坡、香港等全球和區域性金融中心各有所長，而這方面恰恰是國內建設全球科創中心亟待補齊的短板。隨著金融領域外資準入逐步放寬，引入經驗豐富的國際風投機構和外國創投基金能夠為中國建立一流的科創中心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金融服務，提高創新創業的融資保障能力和水平，縮小與國際核心城市的差距。
教育培訓。作為全球科創中心必不可少的組成要素，大學不僅是科技研發的重要主體，也為科技和經濟發展源源不斷地輸送各類人才。而培訓產業在承擔新技術、新科技推廣功能的同時，自身也屬于高端服務業，且有條件發展成為科創中心支柱性產業。美國波士頓是全球高等學校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即便房價和生活成本長期高企，仍然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生和教育從業人員。為緩解波士頓的學生接納壓力，降低當地教育培訓成本，波士頓眾多教育培訓機構相繼采取異地辦學、合作辦學、網絡辦學等方式，并與全球眾多大學開展合作，提供更完善的培訓課程。例如，培訓機構Shorelight和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上海交通大學合作的電子與電腦工程碩士學位項目時長16個月，在職人員可以利用業余時間在美國和中國修完課程。
科技地產和物業。高地價是阻礙大都市創業活動和產業發展的重要約束，特別是對于資金相對短缺的初創企業而言更是難以克服的障礙，常規的物業管理無法滿足科技公司和雙創企業發展的需要，這也成為全球科創中心發展普遍遭遇的難題。因此，全球科創中心在構建以支撐科技研發與產業融合為目標的地產開發模式的同時，要有針對性地引入專業化的物業服務商。前者需要政府主導或資助，向科技研發和上下游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投放低成本的土地和基礎設施，后者則需要開放社區化的創業創新空間。例如，科技活動和產業發展空間均受限的新加坡，長期致力于為高水平的科研項目及其團隊提供一流的科技地產和專業化的物業服務。新加坡貿工部下屬的裕廊集團（JTC）是專門從事發展產業基礎設施的機構，自1968年成立以來，JTC通過發展土地和空間支持工業轉型升級，為助推新加坡成為世界級科創中心發揮了積極作用，使得寸土寸金的新加坡建成了在產業鏈上處于主導地位的裕廊工業區、裕廊島化工園區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工業園，培育了世界第三大石化基地和第二大海洋工程設備制造業。JTC管理的緯壹科技城則是東南亞創業創新企業聚集地，依托高質量的服務，科技城吸引了超過400家領先企業和機構、700多家初創公司、16個公共研究機構、5所企業大學或學院，新加坡領先全球的生物科技、環境科技等重大研發成果很多都是在緯壹科技城進行孵化并最終實現產業應用。
科研社區環境和雙創文化。在創新鏈核心部門和綜合服務體系之外，全球科創中心還應當具備適宜創新創業的氛圍和文化，這不僅是城市軟實力的重要表現，也日益成為全球科技要素競爭的“殺手锏”。隨著新科技革命下城市發展定位的轉變，以人為本的科創環境必須將配套完整、宜居宜業的城市作為載體。除了傳統的基礎設施和城市功能，全球科創中心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文化娛樂和休閑服務。目前，80后、90后逐步成為國內創業創新活動的主力軍。這個年齡段的人群對娛樂、社交有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全球科創中心所在城市應關注并創造性地滿足這些需求。需要引起關注的是，近年來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和創業團隊紛紛從郊外的各類園區“搬回市區”，全球研發組織和高端產業的發展理念呈現出由“建園”向“創城”的更新態勢。一些國際化大都市通過城市升級改造，推動“創新街區”（Innovation District）建設。作為科創活動和創業發展的新模式，創新街區大都位于城市中心地段，擁有豐富的公共空間和靈活的功能分區，具備便利的交通線路和高速網絡條件。創新街區在較小范圍內聚集創新企業、教育機構、酒店公寓、教育培訓、金融法務、生活娛樂等科創要素，可以吸納復雜的、多元的、高密度的創業創新活動。從建設和管理模式看，創新街區既有采取由私人開發商對舊城進行空間改造的樣板，例如紐約硅巷、倫敦硅環、劍橋肯戴爾廣場，也有由政府負責規劃建設的區塊，例如波士頓海港廣場等。
在保護知識產權、扶持創新的基礎上，全球科創中心還要形成激勵創業創新的文化氛圍，包括完善創業退出機制，為再創業創造條件，培育允許失敗的創新文化。創業和創新一直是高風險的事業，1990年以來，在硅谷創業的大學生團隊中，超過95%的創業項目在5年內消失，只有不到1%的創業項目最終獲得成功。面對居高不下的創業失敗率，以較低的成本有效退出并獲得再次創業的機會，對于失敗者乃至整個全球創新鏈條而言都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再創業文化能大大降低創業者的心理負擔，激勵其理性看待失敗，逐步累積應對經驗。為此，政府和投資者對創新創業失敗者的再創業要給予更多的包容和充分支持，不應有任何歧視性的政策。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隨著創新作為五大發展新理念之一不斷深入落實，國內創新驅動發展在一些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我國科技研發投入和產出“雙高”的局面逐步形成。2018年，中國科技研發投入已達3706億美元，排名居世界第二，比排名第一的美國約低1000億美元，但比居第三位的日本大幅高出2000億美元，而且全球只有美國、中國、日本、德國、韓國和法國的科技研發投入超過500億美元，且當年中國專利申請數5.3萬項，與美國和日本位居全球前三位，且與排名第一的美國差距不大。如果僅從主要的科技研發投入和產出數據上看，我國已毫無爭議地成為全球科技研發大國，但總體而言，我國科技創新活動的產出結構及其效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明顯不足，高水平的科技創新與高質量的產業發展之間缺乏有效銜接，科技研發活動難以產生有經濟價值的創新成果、創新成果無法支撐產業的高技術化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能創造高額利潤的現象普遍存在。同時，盡管科技研發整體水平不斷提高，但重大科研成果對新興產業培育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帶動作用卻比較有限，較為突出的問題首先是研發投入大產出高但結構并不合理，基礎研究投入比重低，原始創新成果少。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在總研發投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到6%，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這一比值則在15%～30%之間。創新能力弱依舊是大多數產業部門轉型升級的最大桎梏，低效的創新鏈與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的要求尚有很大距離。
衡量一國創新綜合實力的一個重要標準在于其是否擁有相對完整、動態開放的創新鏈，而完整的創新鏈不僅包括知識的創造，而且要覆蓋知識經濟化的全過程，同時還要有優質的空間載體作支撐，這恰恰是創建全球科創中心的核心目標。一般而言，創新鏈由知識創造系統、知識轉化系統、知識應用系統三個重要部分組成。其中，以大學、科研院所為主的知識創造系統和以企業為主的知識應用系統是科技研發的供需兩端。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后，中國對大學和科研院所的投入規模達到空前水平，知識創造總量逐步接近世界領先水平，但實現科技研發供需對接的知識轉化系統受重視程度較低，尚未形成很好的平臺或載體，導致供需兩端目標不一致、要素配置不合理，阻礙科技研發成果的實際應用。
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創新能力提升和城市發展，北京、上海、深圳等國內一線城市在基礎設施、科技資源、科研產出、產業支撐、人才培養以及城市軟硬件條件方面都具備了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的基本條件。2018年，這三座城市R&D投入占當地GDP的比重分別達到6.17%、4.16%和4.2%，遠遠超過當年全國研發投入強度2.19%的水平，而世界上僅有以色列和韓國的研發投入強度超過4%（分別為4.25%和4.24%）。再從省級數據來看，現階段我國科技研發活動高度集中的特征日益突出，2018年，全國僅有6個省市的R&D強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排名3～6位的廣東、江蘇、天津、浙江，其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78%、2.70%、2.62%和2.57%，與居全國第一位的北京和排名第二的上海相比有明顯差距，反映出我國科研創新活動與全球發展規律和態勢具有趨同性，空間集聚效應進一步凸顯。進一步比較北京、上海、深圳的創新生態、科技資源、創業氛圍、國際化程度等全球科創中心建設的核心維度，三個城市各有優勢和特色。其中，北京一直是全國科技創新中心，人才和科研資源是其最強的競爭力。目前，中國最好的大學及專業學科有一半左右設在北京，各個學科的國內頂尖專家學者、海外歸國的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絕大多數在北京聚集，很大一部分國家重點實驗室也集中在北京布局，這使得北京在基礎研發方面具備強有力的人才和組織保障。在2018年英國的《自然》雜志公布的全球500個城市科技科研產出能力的指數排名中，北京蟬聯全球第一位，但也不能忽視氣候、空氣質量以及周邊地區的發展落差對北京高端創新要素持續集聚的負面影響。上海的優勢更多地體現在國際化大都市的綜合治理水平、金融服務能力、城市美譽度以及輻射長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和產業支撐效應等方面。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的重要指示以來，上海市加緊部署，在為全球科創中心建設搭框架、打基礎、形成可持續的策源力等方面，已經取得一系列實質性突破，重大成果不斷涌現。深圳則是市場化培育全球創新高地的典型范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精彩縮影，深圳由低端出口加工基地邁向國際創新創意之都的發展路徑和轉型經驗引起了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的持續關注和高度肯定。相比北京和上海，深圳的城市活力以及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使其對年輕創業團隊更具吸引力，而較為完善的產業體系能夠確保創新成果高效產業化，但與國內外一流創新型城市相比較，深圳本地高水平的大學較少，基礎科技機構不足，導致其長期對外部人才供給的依賴度偏高。針對自身劣勢，深圳把人才優先發展作為核心戰略，搶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歷史機遇，加快整合區域創新人才，下大力氣補齊這一短板。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為此，應借鑒先進國家成功經驗，加強統籌規劃，激發地方積極性和市場創造力，吸引各類資本和機構廣泛參與，以智慧城市建設和治理能力提升為突破口，力爭在5到10年內，加快建成一批特色鮮明、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中心，充分發揮科全球創中心在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不斷強化科技創
新與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協同發展（見圖2）。
一是要按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要求，借助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手段，加大5G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全面提升支撐全球科創中心發展的城市硬件條件和綜合治理水平。加緊落實新一輪擴大對外開放的政策措施，推動全球創新要素進一步在中國集聚，打造開放型的優質創新生態。同時，堅持創新驅動和綠色發展兼容協同，以創新街區建設引領舊城改造，將全球科創中心建成配套完善、宜居宜業的現代化國際一流都市。
二是要以全球科創中心為試點示范城市，進一步深化科研體制改革，加快扭轉高校和科研院所“重立項輕應用、重發文輕轉化”的激勵導向，創新科研管理思路，轉變對科研人員和創新項目的考核方式。尊重科研規律，對于基礎性、通用性、顛覆性的研究項目，采取更加科學的考核和評價方式，更好地包容創新失敗。
三是要創建涵蓋基礎研發、創新創業、成果轉化的全能型科創組織機構。需要強調的是，無論采用何種發展模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都設有具備世界級科技創新能力和成果轉化能力的專門機構，這些機構在促進科技創新和成果產業化中起到主導和支撐作用。其中，美國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NNMI）、英國產業技術創新中心（TICs）、德國弗朗霍夫學會（Fraunhofer）、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院（AIST）、臺灣（中國）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新加坡科技局（A*star）等機構，都在研發組織創新和成果轉化方面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模式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打造科技成果產業化的綜合服務平臺，精準識別商業價值，在科技機構與應用企業之間搭建高水平的服務橋梁。
四是要推行產學研結合的雙元制教育，提高人才素質和保障能力。現階段，我國教育體制仍然比較封閉，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與社會、市場接觸較少，創業活動存在先天性缺陷。依托全球科創中心建設，進一步強化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的市場觀和競爭觀，增強其創業的市場適應力。通過在校創業實踐、企業參觀、企業實習、市場調研等多種方式彌補封閉式教育制度造成的先天性缺陷；減少對大學生創業公司的一次性的資助，轉而針對大學生創業公司在管理、財務、經營、人事、營銷上的不足給予持續性的指導。建立成功企業與初創企業一對一的輔導機制，在創業公司發展的不同階段給予其最需要的建議和幫助，從而為全球科創中心建設發展注入持久的動力和活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業發展研究室主任鄧洲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Meuleman, M. and W. de Maeseneire, 2012, "Do R&D Subsidies Affect SME's Access to External Financing?", Research Policy, 11(3), pp. 580-591.
Harfield T., 2015,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n emerging industry", Strategic Change, (4), pp. 227-234.
辛國斌，2019，《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宏觀經濟管理》，第2期。
夏杰長、肖宇，2019，《以服務創新推動服務業轉型升級》，《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
呂薇，2019，《為高質量創新提供良好制度支撐》，《經濟日報》，11月19日。
江鴻，2019，《全球科創中心發展的新動向及其啟示》，《經濟日報》，11月19日。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中國工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上海），2015，《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戰略研究中心總報告》。
張健、張威、趙宇虹，2017，《戰略性新興產業共性技術創新中的市場失靈與政府作用研究》，《科技管理研究》，第37卷第11期，第35～41頁。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s with Global Influence
Yang Danhui
Abstract: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is a new carrier of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o speed up the high-quality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results, we need to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firmly grasp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build distinctive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s in China's cities with ric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complete supporting systems; attract high-end factors to cluster; create a cultural atmosphere wher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encouraged and a urban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living and businesses; and promote the creation and high-level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By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global innovation chai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on drive, and consolidat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we can better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glob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innovation-driven,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dvan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楊丹輝，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新興產業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開放經濟與國際貿易、資源環境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全球競爭——FDI與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全球化：服務外包與中國的政策選擇》《中國稀土產業發展與政策研究》等。
責 編／馬冰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