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在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現代化、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形成與完善的進程中實現的。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機遇與挑戰并存，我們要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的增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須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尤其是推進國家經濟治理現代化，不斷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國家興盛和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關鍵詞:經濟治理 基本經濟制度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制度興則國家興，制度穩則國家穩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活力和生機的社會主義國家。自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穩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GDP總量達到了99.1萬億元，占世界的比重預計將超過16%。1978年我國GDP總量是3678.7億元，到2019年底，我國GDP總量超過了99萬億元的規模，約是1978年的269倍；1960年我國的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的4.37%，1987年為1.59%，而到2019年這個比例預計將超過16%。按照美元匯率計算，中國與美國的GDP之比，1960年是10.99%，1987年是5.62%，2018年是66.4%；中國與日本的GDP之比，1960年是134.8%，1993年是9.98%，2018年上升到273.8%。1952年—2013年，中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8.2%；1978年—2018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5%，2010年至今國內生產總值一直穩居世界第二。另外，第三產業的比重從2011年的44.3%上升到2018年的52.2%，2019年第三產業占比上升到53.9%。

中國經濟建設的探索與發展恰好證明了“制度興則國家興，制度穩則國家穩”。新中國成立初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相對薄弱，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還不完善，經濟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經過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正確指引，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我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標志著中國歷史上長達數千年的階級剝削制度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特別是“一五”時期，我國經濟取得了高速增長。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其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對此評價甚高，“從經濟增長的數字看，‘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8.9%（按不變價格計算），農業產出和工業產出每年分別以3.8%和18.7%的速度遞增。由于人口年增長率為2.4%，而人均產出增長率為6.5%，這意味著每隔11年國民收入要翻一番”。1956年4月，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1957年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與總結。

1958年以后，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動，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遭遇阻力。此時，國內經濟發展環境復雜，再加上單純追求純公有制形式，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經濟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高，經濟體制和經濟制度建設也不完善，社會生產力發展嚴重受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制度不穩”導致了經濟發展曲折。期間雖然也有“兩彈一星”重大科技成果以及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但經濟建設已然遭受到了重大挫折。例如，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比重是4.7%，1978年則下降到1%；1976年我國人均年消費糧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在1958年以后的近二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國對于社會主要矛盾、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經濟管理體制、政府職能等存在僵化認識，導致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經濟發展受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這與經濟關系的調整、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制度的完善均有著密切聯系。改革之初，我國就以“放權讓利”的方式進行探索，隨后對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計劃和市場的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涉及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進行了創新與發展，并不斷創新和完善關系到經濟發展的重大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其中包括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判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以及推動高質量發展等等，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取得重大發展成就的制度保障和體制機制保障。

全球變局之下，中國將迎來重大機遇和巨大挑戰

國際形勢正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提出新使命，同時也面臨著新矛盾。中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其基本特征就是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同時，在發展中我們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呼喚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呼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一方面，經濟發展面臨重大機遇。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三個沒有變”，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些都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機會與條件。二是中國是一個超14億人口的大國，2019年人均GDP已超1萬美元，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中國未來的發動機之一就是內需，14億人的消費，不僅是中國的機遇，更是世界的機遇，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三是中國物質基礎雄厚，產業體系完備，人才資源豐富。例如，在人力資本方面，中國有9億多勞動力人口，其中超過1.7億是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就有800多萬，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仍然明顯。四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從實踐中探索與完善起來的。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五是對外開放的優勢。中國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只會越開越大。在這個互利共贏的新時代，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也面臨著巨大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技術挑戰。我國創新能力還不夠強，雖然在某些領域已經是世界一流，但是總體創新力度不夠，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還不完善，還不能排在創新型國家的行列。2019年我國的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約為2.19%，但是與美國的2.84%、以色列的4.04%和韓國的4.35%相比還有較大差距；2018年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5%，按照我國創新發展戰略規劃，2020年我國要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科技進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60%，但與美國的80%以上仍有較大差距。二是經濟轉型、產業轉型的挑戰。我國沒有趕上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進行時我國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如今恰逢新技術革命，但是這一輪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以及生物科技等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尚處于起步階段，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面對新技術的挑戰，能否順利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尚未可知。以知識產業和信息經濟等為特征的新業態、新模式，對于傳統的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以及經濟制度的創新與變革都提出了新要求。三是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新的挑戰。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臨著速度轉變、結構轉變、發展方式轉變和動力轉變，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新發展理念為導向，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戰略目標，都對我國以往的發展模式、發展速度、發展動力等提出了新要求。四是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人是經濟發展中主要的經濟變量，在其背后涉及到收入、消費、年齡、教育程度、戶籍等相關變量。單是從年齡結構來看，2019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達到18.1%，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達到12.6%，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加快。五是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帶來的挑戰。以中美貿易摩擦為代表的世界經濟關系，將會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國際地位的變化而有所改變，科技之爭、經濟貿易之戰、地區軍事沖突、世界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區域性的金融危機等等都是這些變化的具體體現。我們要認真研究這些新變化、新挑戰，完善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

創新經濟治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此，我們要加快創新經濟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經濟建設提升到一個新水平。為此，可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

一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截至2020年3月15日，中國實有市場主體達1.25億戶，其中企業主體3905萬戶，個體工商戶8353萬戶，農民專業合作社219萬戶。發展實體經濟，需要各種所有制資源充分發揮作用，讓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如何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讓企業家吃下定心丸，如何營造好良好的營商環境，讓企業家的創業激情充分燃燒，都要通過經濟治理的現代化來實現。

二是分好“蛋糕”，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體現。為此，就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完善分配制度，既要重視市場在初次分配中發揮的主要作用，又要重視政府在再分配中發揮的調節作用。此外，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再分配制度體系，還要重視慈善公益事業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三是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歷史和實踐證明，在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市場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我們必須用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手段，發揮好市場機制作用，打造好市場條件和環境，構建好各類市場體系，為各類市場主體同臺競技創造公平環境。另一方面，要不斷找準政府的定位。過去政府職能存在錯位、越位和缺位，現在應做的是職能歸位，回歸到保證宏觀經濟穩定、市場秩序的建立、公共產品的提供、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壟斷等障礙的破除，以及外部性問題的解決等方面上來。政府和市場關系處理的得當與否，將是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否實現現代化的重要衡量標準，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完善與否的重要衡量尺度。

四是建立科技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我國是經濟大國，但不是經濟強國，更不是科技強國。歷史證明，落后就要挨打，要想成為世界強國，就必須要成為科技強國。2019年我國的研發投入已經占到GDP的2.19%，但是科技進步貢獻率還不到60%，與發達國家相差20個百分點。“李約瑟之問”和“錢學森之問”也讓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我們的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存在什么樣的痛點亟待解決，制度性體制性障礙如何破除。只有深入問題導向，破解體制性阻隔，才能打造科技創新新體制。

五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曾幾何時，開放是資金、技術、管理和人才的窗口，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站在新的時代轉折點上，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自身和所處的世界，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貿易往來應該如何進一步進行戰略謀劃？新時代應該承擔什么樣的新使命新擔當？對外開放的格局、方式和水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如何融入到對外開放的更高水平的新體制之中，實現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這些都要求我們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當前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三到五年來看國際貿易之爭難以避免，從十年到二十年來看是科技之爭，從三十到五十年來看則是戰略之爭，從百年以上來看，是制度之爭，從更長遠來看，則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之爭。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我們的制度優勢尚未得到充分發揮，通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及更長遠的繁榮昌盛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委托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研究”（2018XZD08）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日。

責編：楊 陽 / 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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