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中拉關系的快速發展，國際上對這一關系的誤讀、誤解和誤判也時有所聞，有時甚至出現了“妖魔化”的跡象。迄今為止，在國際上比較流行的三種錯誤論調是：中國導致拉美出現了“去工業化”，中國在拉美破壞生態環境，中國在拉美制造“債務陷阱”。這些論調無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黃，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中拉關系發展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擺事實、講道理，有力反擊這些錯誤論調。

【關鍵詞】中拉關系 去工業化 生態環境 債務陷阱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特色之一就是“全方位外交”。在這一外交方略中，中國既重視與發達國家發展南北關系，也重視與發展中國家推動南南合作。從而形成了我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拉美和加勒比國家（以下簡稱拉美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力量。中國同拉美國家相距遙遠，但中拉人民友誼源遠流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幾代人共同努力下，中國與拉美國家關系（以下簡稱中拉關系）穩步推進，走過了非凡歷程。尤其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拉關系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可以說，中拉關系業已進入有史以來的最佳時期。

但是，隨著中拉關系的快速發展，國際上對這一關系的誤讀、誤解和誤判也時有所聞。有人認為，中國使拉美出現了“去工業化”；也有人認為，中國破壞了拉美的生態環境；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在拉美制造了“債務陷阱”。這些論調無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黃，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對中拉關系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擺事實、講道理，反擊這些錯誤論調。

駁斥“中國使拉美出現‘去工業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寫道，“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工業化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也是經濟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業化是建成現代化強國的經濟驅動力，因此，工業化可以被認為是經濟現代化。①換言之，今天的現代化就是工業化的“產品”，沒有工業化，就沒有今天的現代化。

“去工業化”是相對于工業化而言的。“非工業化”的弊端也很明顯，它不利于擴大投資，不利于增加就業，不利于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去工業化”有時也可以成為那些業已成功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所追求的產業發展戰略。這意味著，“去工業化”有主動和被動之分。例如，日本在實現工業化后，經濟發展面臨著生產成本上升、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環境保護意識增強等一系列新現象的巨大壓力，因此，日本希望通過“去工業化”，把經濟發展的重心轉向服務業，改善社會生活基礎設施，治理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生態環境污染。由此可見，日本的“去工業化”是一種主動的產業發展戰略。但對于尚未走完工業化道路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去工業化”確實是一種不良現象。

國外學術界對“去工業化”有多種多樣的定義，較為常見的一種是：工業產值（或制造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下降，或工業部門的就業人數在全國就業總人數中的比重在下降，或工業部門創造的增加值減少。

那么，“去工業化”的動因或根源何在？國際上的研究主要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與第三產業（或產業政策）有關。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者的需求開始從更多的工業制成品轉向更多的服務。這一轉變既體現了經濟活動和資源的重組，也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因此，這一與服務業（第三產業）息息相關的所謂“去工業化”，其影響未必是負面的。劍橋大學退休榮譽經濟學教授羅森等人甚至認為，“去工業化”是經濟增長成功的一種特征。②二是與技術進步有關。與技術進步息息相關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然導致工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亦即較少的勞動力能產出同樣數量的GDP。而且，技術進步還能降低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從而減少工業在GDP中的比重。這樣一種“去工業化”似乎同樣是無可非議的。三是與勞動力成本有關。由于不同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差距很大，加之許多制造業活動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點，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企業會將某些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線或服務從勞動力成本較高的國家（發達國家）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這種被稱為“外包”（Outsourcing）的產業轉移也會導致前者出現所謂“產業空心化”，從而加劇“去工業化”。四是與“荷蘭病”有關。有些國家在自然資源稟賦方面有著顯而易見的比較優勢。在不當的產業政策指導下，這樣的國家不必大力發展工業，只要通過出口自然資源就能獲得源源不斷的出口收入，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出口收入容易提升本國貨幣的幣值，使工業制成品出口面臨不利的條件，從而遭遇“荷蘭病”的困境。20世紀60年代，荷蘭發現了蘊藏量豐富的天然氣。隨著開采量和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氣出口收入快速增長。但是，天然氣帶來的不僅僅是源源不斷的財富，而且還有一系列不利于國民經濟結構正常運轉的副作用：天然氣出口收入的急劇增長提高了荷蘭貨幣（盾）的匯率，從而使制造業部門在面對外部競爭時處于不利的地位，而工業生產的下降又導致失業率上升。這種由初級產品出口收入的劇增所導致的不良后果被稱為“荷蘭病”。五是與競爭力有關。有些國家的工業制成品的競爭力較弱，既不能在國際市場上與他國同類產品競爭，也無法在國內市場上抵御同類進口產品。其結果是，本國工業無法得到長足的發展，陷入“去工業化”的困境。

在理論上，“去工業化”應該是在早已實現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出現的一種經濟現象，但在現實中，正在追求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似乎同樣會遭遇“去工業化”趨勢。美國學者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將此稱作“不成熟的去工業化”，即在實現工業化之前就已出現了“去工業化”趨勢。他認為，這是一種“令人困惑”的現象。

那么，問題來了，拉美國家是否出現了“去工業化”趨勢？國際上的一些研究結果給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例如，美國大西洋委員會在2016年8月出版的一個題為“中國在拉美工業發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報告認為，拉美地區的“去工業化”不是虛構，而是事實。該報告寫道：“在過去的12年中，阿根廷和巴西的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都在下降，阿根廷下降了約一半，巴西下降了約三分之一。……此外，在過去的十年中，由于工業制成品的進口在擴大，本國工業制成品在拉美消費品總額中的比重卻下降了5%—6%。2001年，進口商品在巴西消費品中的比重為13%，2014年已上升到23%。”美國學者大衛·布雷迪等人認為，拉美工業化進程的起步早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曾被視為“成功的榜樣”。而且，拉美還擁有對工業化有利的大量廉價勞動力。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拉美卻出現了“非工業化”，因為制造業在就業人數中的比重在下降。韓國學者金鐘燮等人在其題為“去工業化的不同路徑：拉美與東南亞國家的比較研究”一文中引用了世界銀行關于制造業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數據：拉美的這一比重從1990年的19.8%下降到2010年的15.7%。他們的結論是：拉美的“去工業化”確實是存在的，而且早在1990年就開始了。英國學者瑞斯·金吉斯認為，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20年時間內，巴西的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確實下降了，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末至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的2008年，巴西制造業的增加值和就業都有大幅度的增加。此后幾年，雖然制造業的增加值有所下降，但就業繼續在擴大。由此可見，2008年后巴西出現的“去工業化”是一種相對而言的現象，而非絕對意義上的“去工業化”。還應該注意到，巴西學者對巴西是否出現了“去工業化”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工業化進程過快，現在應該使其降速，回到正常的軌道。還有人認為，巴西工業的增長速度在上世紀90年代下降是一種周期性的現象，不是長期性的趨勢。

拉美為什么會遭遇“去工業化”？國際上的一些學者將其歸咎于中國。他們的結論來自以下3個方面：第一，中國從拉美進口了大量的自然資源，而這種出口產品毫無技術含量可言，增加值也乏善可陳。第二，拉美國家通過向中國出口自然資源，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大量財富。其結果是，拉美罹患了“荷蘭病”，導致拉美的產業結構出現了“第一產業化”，進而演變為“去工業化”。第三，中國向拉美國家出口了大量工業制成品，使拉美國家的制造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例如，拉美鋼鐵工業協會認為，由于世界上的一些國家限制中國的鋼鐵出口，中國對拉美出口的鋼鐵產量就大幅度上升，從而使拉美的鋼鐵工業出現了“去工業化”。第四，中國的工業制成品與拉美國家的同類產品在美國和歐洲國家市場上展開競爭，同樣擠壓了拉美制造業的發展空間。

將拉美的“去工業化”歸咎于中國，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事實上，都是難以成立的。

首先，中國從拉美進口自然資源，有利于發揮拉美國家的比較優勢。眾所周知，拉美國家的比較優勢在于其自然資源稟賦。因此，中國從拉美進口大量自然資源，為拉美發揮其比較優勢提供了一個良機。

毋庸贅述，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擁有較為充裕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資金的重要意義不亞于技術，甚至比技術更重要，因為技術引進或技術開發都需要大量資金。正是中國從拉美進口了大量大宗商品，才使拉美獲得了巨額出口收入，才使拉美國家的政府或企業有能力開展技術開發或引進高新技術。

誠然，中國從拉美進口了大量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是，如果中國不從拉美國家進口自然資源，難道拉美就會停止出口這些產品嗎？毫無疑問，如果中國不從拉美進口，其他國家也會取而代之，成為拉美自然資源的出口市場。換言之，拉美不會因中國減少大宗商品進口而減少對農業和礦業的依賴。

其次，中國向拉美出口工業制成品，有利于豐富拉美的市場供應。在上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期間，拉美國家為了實施其“進口替代”工業化而對外高筑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國市場。這一內向發展模式受到了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等機構以及許多經濟學家的批評。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爆發后，拉美國家開始奉行貿易自由化，大大降低了貿易壁壘。正是在這一外向發展模式的驅使下，拉美經濟與世界市場的接軌程度越來越緊密，拉美市場上的商品供應越來越豐富。

在全球化時代，商品流通的速度加快，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一個國家的出口產品能否占領國際市場，取決于它的國際競爭力。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較低，因此其出口產品具有價廉物美的優勢。這是中國產品在拉美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為中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具有價廉物美的特點，因而深受拉美消費者的青睞。英國《金融時報》在2011年4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巴西圣保羅的帕賴索波利斯貧民區，低收入者非常喜歡較為廉價的中國商品，因為巴西生產的同類商品在價格上要高出4倍。該貧民區的一位店主說，他的商品必須如此便宜，否則這里的很多窮人買不起。《金融時報》的這一文章認為，中國的廉價商品有助于巴西政府控制通貨膨脹壓力。

最后，拉美的市場開放是全方位的，不是僅僅面向中國開放。這意味著，在拉美市場上，除了中國產品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國家的多種多樣的工業制成品。因此，如果說拉美的“去工業化”是由進口工業制成品導致的，那么，僅僅指責中國顯然是有失公允的，因為許多國家都向拉美出口工業制成品。

如前所述，國際上的一些研究結果表明，拉美的“去工業化”始于上世紀90年代。須知，那時中國與拉美國家的經貿關系尚處于較低的水平。2000年，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雙邊貿易額僅為126億美元，直到2018年才超過3000億美元。

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出現的“去工業化”，都是多種因素發生作用的結果。就拉美的“去工業化”而言，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有利于推動工業化的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引導國民經濟各部門協調發展的經濟政策。上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爆發后，拉美國家制定了以“進口替代”工業化為核心的產業政策。這一政策延續了約半個世紀，拉美的工業基礎就是在此期間建立的。但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推動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被大大降低，市場的作用則顯著上升。其結果是，政府基本上不再制定真正意義上的有利于工業發展的產業政策。

正是因為缺乏有利于推動工業化的產業政策，所以，拉美國家工業部門面臨的以下問題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一是科技創新滯后，先進技術嚴重依賴于進口；二是融資成本高，大量工業企業缺乏再投資的動力；三是整個國家的基礎設施落后，制約了工業發展的后勁。

駁斥“中國在拉美破壞生態環境”

直接投資可以進入制造業、農業、礦業和其他任何一個經濟部門。因此，與進出口貿易相比，直接投資（尤其是綠地投資）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更為密切。

1992年12月，中國企業首鋼公司購買了秘魯鐵礦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屬670.7平方公里礦區的永久性開采權、勘探權和經營權。這是中國在拉美的第一個較大規模的直接投資項目。自那時以來，尤其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不斷增加。根據中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在2019年9月12日聯合發布的《201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18年，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總額已高達4068億美元，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厄瓜多爾、牙買加、墨西哥、秘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智利和巴哈馬等地。

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為拉美國家彌補資本短缺、創造就業和推動經濟及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是，國際上污蔑中國企業在拉美破壞生態環境的不實之詞時有所聞。例如，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研究人員麥克斯·納桑森說，中國在阿根廷、伯利茲、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圭亞那、洪都拉斯、秘魯和委內瑞拉建造的水壩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他認為，拉美國家之所以“看中”中國，是因為中國在提供信貸時從不附加任何條件。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網站刊登的一篇題為“中國的綠色投資不會減少對拉美環境的破壞”的文章寫道，出于生態環境方面的考慮，國際金融機構不愿意為厄瓜多爾建造科卡科多－辛克雷水電站融資，但中國則不附加任何條件地提供信貸。這一文章還說，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爆發后，中國從拉美進口了更多的大豆。這使得亞馬孫雨林的大片土地被用來種植大豆，并使當地居民受到農藥的侵害。而且，中國還從智利、墨西哥和秘魯等國進口鱷梨（又名牛油果），從而使這些國家砍伐樹木，以擴大種植面積。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經濟治理倡議中心等智庫在2015年4月聯合發表的一個題為《中國在拉美：可供南南合作與可持續發展借鑒的經驗教訓》的研究報告（以下簡稱《中國在拉美》）認為，巴西對中國出口大量大豆和其他農產品，是“造成亞馬孫地區毀林問題的驅動因素之一”。該報告甚至認為，除了“對中國的出口直接導致的碳排放”以外，還應該注意到：為了把更多的大宗商品運輸到港口，然后出口到中國，拉美國家用中國的資金架橋鋪路；為了向中國投資的礦區和油田提供能源，拉美國家用中國的資金建造了水壩。③這一報告的言下之意是，中國破壞了拉美的生態環境。甚至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信口雌黃：加勒比國家輕而易舉地從中國獲得了資金，但它們的生態環境卻遭到了破壞。

上述指責是有失公允的，甚至是荒唐的。中國政府歷來重視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如何遵守東道國的有關法律，要求企業崇尚綠色發展理念，積極履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規范對外投資活動中的環境保護行為，支持東道國的可持續發展，樹立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形象。例如，中國商務部、環境保護部在2013年制定了《對外投資合作環境保護指南》，要求各地商務主管部門、環境保護部門加強對這一指南的宣傳，并要求企業在海外自覺遵守。該指南規定，“企業應當秉承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的理念，發展低碳、綠色經濟，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自身盈利和環境保護‘雙贏’”，“應當了解并遵守東道國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規定”，“應當將環境保護納入企業發展戰略和生產經營計劃，建立相應的環境保護規章制度，強化企業的環境、健康和生產安全管理，”“應當審慎考慮所在區域的生態功能定位，對于可能受到影響的具有保護價值的動、植物資源，企業可以在東道國政府及社區的配合下，優先采取就地、就近保護等措施，減少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鼓勵企業使用綜合環境服務。”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必將進一步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為了提升這一倡議的“綠色化”水平，中國政府的四個部門（環境保護部、外交部、發展改革委以及商務部）在2017年4月24日發布了《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這一文件要求企業自覺遵守國際經貿規則和東道國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政策和標準，高度重視東道國民眾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訴求，加強企業信用制度建設，防范生態環境風險，保障生態環境安全。同年5月，環境保護部印發了《“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再次要求中國企業在東道國開發使用低碳、節能、環保的材料與技術工藝，推進循環利用，減少在生產、服務和產品使用過程中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

確實，如何處理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在不同的拉美國家，甚至在同一個國家內，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環境保護主義者對這一問題的立場和姿態是不盡相同的。這也能說明為什么2019年8月巴西亞馬孫河流域的雨林發生火災后，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不僅與一些非政府組織相互指責，而且還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媒體上進行“對罵”。但是，中國并沒有強迫拉美國家出口大豆、鱷梨或其他大宗商品，也沒有強迫拉美國家建造水壩。中國與拉美國家的經貿關系是建立在兩廂情愿、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的。

在國際上，任何一種投資行為都是以東道國的招標和企業的投標為基礎的，中國企業在拉美的投資行為亦非例外。一方面，隨著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拉美國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的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為了中標，中國企業必然會接受東道國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提出的所有要求，中標后并未違反雙方的約定。

事實上，幾乎所有中國企業都會為了兌現承諾而想方設法地采用新技術。這方面的例子數不勝數。例如，資料顯示，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在厄瓜多爾的生態敏感地區采用三級沉降處理法，提高了污水處理的效果。為了減少對植被的破壞，該企業在運輸鉆機時用直升機開展吊裝作業。該企業旗下的厄瓜多爾安第斯石油公司因在生產過程中出色地保護了雨林地區的生態環境而榮獲世界石油組織評選的“最佳HSE/可持續發展獎”。

應該注意到，中國企業在拉美的投資行為也得到了國際上的一些智庫的正面評價。例如，前述《中國在拉美》報告以不符合邏輯的推理批評中國企業，但也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些中國企業執行的環境保護標準高于東道國確定的標準，甚至優于其他國家的表現。該報告的作者之一、波士頓大學全球經濟治理倡議中心的研究員呂貝卡·雷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表示，如果拉美國家制定了較高的環境保護標準，中國企業是愿意、而且有能力執行這些標準的。例如，中石化公司在阿根廷、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三國的業績很出色。因此，該公司在厄瓜多爾的生產活動遭遇的抗議活動，要少于其他國家的石油公司遭遇的抗議，甚至少于厄瓜多爾本國石油公司遭遇的抗議。波士頓大學的兩位研究人員將首鋼秘魯鐵礦（Shougang Hierro Peru）與其他國家的企業和秘魯企業做比較后，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雖然該公司在維護當地生態環境方面可以更上一層樓，但比美國在秘魯礦業中的企業以及秘魯本國的礦業企業做得好。

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也認為，為了在社會領域和生態環境領域實現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和外國投資者應該共同作出努力。拉美國家的政府應該為采掘業中本國企業和外國企業的行為制定更為完善的法律，并加強執法檢查。此外，拉美國家還應該在各級政府中加強協調，并聽取當地社區的意見。

如果東道國認為投資項目可能會破壞生態環境，中國企業既不會置之不理，也不會使其強行上馬。例如，中國的寶山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公司曾希望在巴西建立鋼鐵廠，但最終都被迫放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通過環境保護部門的審查。

還應該指出的是，國際上的一些非政府組織經常性地利用外國企業在東道國的一些不足之處而小題大做，隨意發揮，使本來應該對東道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投資項目無法上馬或半途而廢。

駁斥“中國在拉美制造債務陷阱”

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是多元化的。這一關系既有雙邊貿易和投資（包括對外投資和吸引外來投資），也有引進技術和輸出技術；既有工程承包和勞務輸出，也有包括信貸、貨幣互換等形式在內的金融往來。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金融領域的合作不斷加快。

中國與拉美國家的經貿關系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拉雙邊貿易和投資的發展，金融合作已初見成效。在中方倡導的“1＋3＋6”務實合作框架內，“三大引擎”之一就是金融合作（其它兩個“引擎”分別是貿易和投資）。2014年7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上發表主旨講話時表示，“中方將正式實施100億美元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并在這一基礎上將專項貸款額度增至200億美元。”2015年9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為推進中拉產能合作，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會同國家開發銀行發起成立了中拉產能合作投資基金。2016年1月12日，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共同發起的中拉合作基金正式投入運營。2019年4月22日，中拉開發性金融合作機制在北京成立。④中國人民銀行已與巴西、阿根廷、蘇里南和智利四國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并分別在2015年5月和9月指定中國建設銀行智利分行和中國工商銀行阿根廷分行為人民幣清算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已在拉美開設了十多家分支機構。⑤截至2017年6月，中國向拉美提供了超過1400億美元的信貸，相當于美洲開發銀行、安第斯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對拉美提供的貸款之和。⑥

中國與拉美國家之間的金融合作引起了美國的憂慮和反感。無怪乎污蔑中國在拉美制造“債務陷阱”的論調并不少見，甚至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也經常信口雌黃。如在2018年2月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說，中國向拉美提供的信貸是“令人焦慮不安”的，也是“缺乏可持續性”的。雖然他未使用“債務陷阱”這一詞語，但他污蔑中國向拉美提供信貸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2019年4月12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智利發表演講時揚言，美國會永遠鼓勵拉美國家避免中國制造的“債務陷阱”。他說：“南美洲真的已認出了那些偽裝的朋友，并對他們提高警惕。中國和俄羅斯正在你們的家門口，一旦他們進入你們的家里，我們知道，你們看到的就是債務陷阱。他們會制造債務陷阱，對規則漠視無睹，在你們家里搞得亂七八糟。令人欣慰的是，你們南美洲并沒有搭理他們。你們應該知道，美國會支持你們。” 2020年1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西半球事務的高級官員毛里西奧·克拉韋爾·卡羅內在接受西班牙埃菲社記者采訪時也說，如果拉美倒向中國，進入中國的“軌道”，那么拉美就會跌入債務陷阱。

美國政府官員的上述論調完全是無稽之談，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挑撥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系。

一個國家是否在另一個國家制造“債務陷阱”，應對以下四個方面的事實作出正確的判斷：一是債務國是否需要債權國的信貸；二是雙方建立的債權債務關系是否符合國際規則；三是這一關系是否互利共贏；四是債權國的信貸是否對債務國的支付能力產生了實質性的負面影響或是否加快債務國的債務違約風險。

構成“債務陷阱”的上述4個要素并不適用于中國向拉美國家提供的信貸。眾所周知，拉美國家的資本積累能力較弱，對外資的依賴性較重。許多拉美國家甚至為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而利用大進大出、投機性極強的短缺資本（又稱“熱錢”），從而加大金融風險。1994年墨西哥爆發的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就是“熱錢”的大進大出。

國際上的許多研究結果表明，拉美國家的基礎設施落后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基礎設施落后的狀況之所以難以改變，主要是因為缺乏資金，導致投資不足。因此，中國向拉美國家提供的信貸和直接投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其資金短缺問題。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與拉美國家發展經貿關系（包括金融領域的合作）時，始終嚴格恪守國際規則。中國向拉美國家提供的信貸，無論是償還期限還是利率，都是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通過協商和談判，按照國際規則的要求達成協議的。

事實上，中國提供的信貸在拉美國家舉借的外債中的比重是極低的。根據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的統計，2018年，拉美的外債總額已超過2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在拉美債務中的比重不足7%。⑦

誠然，拉美國家曾經爆發過多次或大或小的債務危機，但沒有一次債務危機是中國制造的。相反，美國則幾乎與拉美國家的每一次債務危機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如在20世紀70年代，以美國商業銀行為首的債權人向拉美提供了大量信貸。一方面，正在實施負債發展戰略的拉美國家亟需多多益善的外資；另一方面，美國商業銀行迫切希望盡快將大量“石油美元”存款放貸出去，因而將利率壓得很低。這為拉美國家舉借外債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其結果是，墨西哥的外債總額從1973年的40億美元快速增加到1981年的430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約30%。⑧就整個拉美地區而言，外債相當于GDP和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從1970年的約18%和180%快速上升到1982年的約45%和330%。⑨

1981年上半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開始大幅度提升利率，從而使拉美的還本付息負擔變得沉重不堪。此外，國際市場上多種初級產品的價格下跌，使拉美國家的出口收入顯著減少。這兩個不利的外部因素終于使肩負巨額外債的拉美國家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財政部告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墨西哥無法按時對8月16日到期的800億美元的債務進行還本付息，墨西哥債務危機終于爆發。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拉美地區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先后爆發了債務危機。

為了應對債務危機，拉美國家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拉美國家實施了嚴厲而痛苦的以緊縮為主要內容的結構性改革。其結果是，拉美國家既不能繼續得到美國商業銀行的信貸，又要為其還本付息，而且還要實施以財政緊縮為核心內容的結構性改革。這一切使拉美經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雙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因此，20世紀80年代被視為拉美的“失去的十年”。由此可見，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期間將拉美推入債務陷阱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

拉美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可以預料，中國與拉美國家之間的包括資金融通在內的“五通”必將穩步推進，中國向拉美國家提供的信貸也會有所增加。但中國不會在拉美制造“債務陷阱”，因為中國在與拉美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時，始終恪守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

在拉美，反對“債務陷阱論”的有識之士為數不少。例如，多米尼加學者愛德華多·克林格·佩韋2020年1月27日在多米尼加《今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污蔑中國在拉美制造“債務陷阱”的美國政府官員毛里西奧·克拉韋爾·卡羅內可能只有40多歲，因此不知道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是美國造成的。這一文章指出，拉美國家的基礎設施需要1000億美元至150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中國的投資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口。因此，如果美國真的希望促進拉美的發展，它就應該摒棄地緣政治上的考量。

中國向委內瑞拉提供的信貸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有人認為，自2007年開始，中國向委內瑞拉提供的信貸超過600 億美元。⑩且不論這一數據是否真實，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并沒有在委內瑞拉制造“債務陷阱”。這一結論與以下事實有關：首先，中國與委內瑞拉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與此相關的協議符合國際規則；其次，中國提供的信貸有助于委內瑞拉政府實施其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再次，雙方采用的“石油換貸款”方式能確保雙方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近幾年，受美國經濟制裁及委內瑞拉國內政治動亂的影響，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大幅度下降，從而對“石油換貸款”計劃的實施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在委內瑞拉制造了“債務陷阱”。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那樣，“中委融資合作是雙方金融機構和企業開展的商業性合作，有關資金主要用于委經濟社會發展項目和兩國間的合作項目，給雙方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考慮到當前國際油價變動，雙方同意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探討增強兩國融資合作機制靈活性的有效方式。中委互為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中方愿與委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繼續開展包括金融合作在內的各領域務實合作，促進雙方共同發展。”

中拉合作符合雙方需要，不針對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影響，也絕不受任何一種陰謀論影響

隨著中拉關系的快速發展，國際上對這一關系的認知也伴隨著多種多樣的誤讀、誤解和誤判，甚至出現了“妖魔化”的跡象。迄今為止，在國際上比較流行的三種論調是：中國導致拉美出現了“去工業化”，中國破壞拉美生態環境，中國在拉美制造“債務陷阱”。

中國是否導致拉美出現了“去工業化”這個問題與“去工業化”的定義有關，因此，這個問題的討論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與學術爭論有關的學術問題。但是，關于中國破壞拉美生態環境的指責，或缺乏足夠的事實依據，或將極少數中國企業的不規范行為放大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污蔑中國在拉美制造“債務陷阱”，則完全是無稽之談，張冠李戴，有著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

應該注意到，污蔑中國在拉美制造“債務陷阱”的錯誤論調，主要出自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之口。這一奇怪現象完全是近幾年“門羅主義”死灰復燃的必然結果。眾所周知，早在2018年2月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就說過，“我們已經忘記了門羅主義的重要性，忘記了門羅主義對西半球、對我們共同享有的價值觀來說意味著什么。因此，我認為，與200年以前門羅主義問世時相比，門羅主義在今天同樣是重要的。”

中國奉行全方位外交，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拉美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大陸，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因此，中國與拉美在共商、共建和共享基礎上開展合作的潛力十分巨大。中拉合作符合雙方需要，既不針對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影響，更不受任何一種陰謀論影響。

（作者為上海大學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浙江外國語學院國別和區域研究中心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黃群慧：《以高質量工業化進程促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4期。

②羅森等人甚至認為，“去工業化”是經濟增長成功的一種特征。（見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97/42, 1997.)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wp9742.pdf.

③參與該研究報告的其他幾個智庫是：美國塔夫茨大學全球發展與環境研究所、阿根廷轉型研究中心以及秘魯太平洋大學研究中心。（Rebecca Ray, Kevin P. Gallagher, Andres Lopez, Cynthia Sanborn, “China en Latinoamérica:Lecciones para la cooperación Sur-Sur y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Boston University,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para la Transformación, Tufts University, and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2015.)

④這是中國與拉美國家建立的首個多邊金融合作機制，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牽頭成立，成員行包括阿根廷投資與外貿銀行、拉美對外貿易銀行、墨西哥國家外貿銀行、巴拿馬國民銀行、秘魯開發金融公司、厄瓜多爾國家開發銀行、哥倫比亞國家金融發展公司。

⑤“日媒：亞投行成員增至84個 白俄羅斯等四國正式加入”，環球網，2017年12月19日。https://m.huanqiu.com/r/MV8wXzExNDYwNTY5XzEyNTlfMTUxMzY2OTA4MA==

⑥“專訪：資金融通助力中拉產能合作--訪中國駐巴西大使李金章”，2017年5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5/31/c_1121065209.htm.美國智庫“美洲對話組織”認為，自2005年至2018年，中國向拉美國家提供的信貸約為1400億美元。https://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⑦美國智庫美洲對話組織的數據表明，在2005年至2018年期間，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等金融機構向委內瑞拉、巴西、厄瓜多爾和阿根廷等15個國家提供了1400億美元的信貸。https://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⑧James M. Boughton, Silent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1989, the IMF, October 1, 2001, p. 282.

⑨José Antonio Ocampop, “The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oseph E. Stiglitz and Daniel Heymann (eds.), Life after debt : the origins and resolutions of debt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⑩Matt Ferchen, “China, Venezuela, and the Illusion of Debt-Trap Diplomacy”, Carnegie-Tsinghua, August 16, 2018.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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