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僅是增進人民福祉的主動選擇、對外部發展環境變化的應對，也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路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需要將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發揮好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綜合優勢，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加大改革力度與推進高水平開放，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關鍵詞:國內國際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 擴大內需 對外開放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自今年5月以來，特別是全國兩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我國在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歷史節點，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面對國家發展優勢和現實約束提出的發展新戰略，是關系我國發展前途的重大謀劃，為“十四五”規劃乃至更長遠的發展提供了方向性的引領。

對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解

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這是適應我國比較優勢和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適應國際環境復雜深刻變化的迫切要求，是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增進人民福祉的主動選擇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需要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以更好地滿足國內消費和發展作為落腳點之一。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變，經濟發展要更加關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1萬美元，從美國、日本、德國等這些大國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看，一旦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必須要逐步從外向型的發展模式轉變為以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十多年前這一規律開始顯現，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從2006年的超過60%下降到2019年的31.8%，這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經濟配置要求大體一致。

過去，我們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參與國際經濟分工與合作，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現在，我國城鎮化率超過60%，總體上進入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的新階段。靠原有發展模式無法實現新的目標，必須更好地利用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構建新的雙循環發展格局，讓發展成果更好地為全體人民所共享，真正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別是消費升級換代的迫切需要。我們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強勁，投資需求潛力巨大。加快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形成國內大循環是可行的。重要的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將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有利于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有利于促進效率和公平有機統一、不斷實現共同富裕。

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目標，我們有著充分的主動權，政策工具也有很多，對這些優勢，我們應當有充分的判斷、認識和信心。應當說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補上消費市場的短板，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有利于更好解決我國社會現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對外部發展環境變化的應對

我國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在改革開放4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為什么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我國在生產要素方面存在著比較優勢，切入全球價值鏈后進行全球競爭，我們有巨大的競爭優勢。獲得成功的同時，我們也發現這樣的全球化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戰略。過于依賴國外的市場，對國內市場開發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逐步擴大的市場容量這一重要競爭優勢。近些年來，我們自身的比較優勢也在發生變化，隨著發展水平的提升，廉價的生產要素不再是競爭優勢，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勢在必行。

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主要是美國對中國的判斷發生了變化，政策發生了變化。美國害怕中國趕上甚至超過自己，因此不遺余力地打壓中國發展。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國際環境、國際局勢快速變化，美國決策者揚言與中國“脫鉤”，并開始加緊“去中國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步入到一個新時期、新階段，由于經濟增長長期乏力，導致全球化的一些成本全面顯化，收益下降，進一步導致各種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等現象出現。今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把各國原本存在的差異和猜忌進一步暴露，加劇了分歧、對立和撕裂。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多年以來，范圍最廣也最嚴重的一次全球性危機，使全球供應鏈出現了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的趨勢。在此背景下，簡單地以原有全球化策略進行發展變得不符合實際。因此，在全球化重構的時代，我們在戰略和政策上必須進行調整。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并不是閉關鎖國、閉門造車，并不意味著我國經濟不再重視國際經濟循環，經濟開始“內卷化”。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強調，“現在國際上保護主義思潮上升，但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以開放、合作、共贏胸懷謀劃發展，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可以說，立足國內經濟循環，辦好自己的事情，有利于更好地推動國際循環，形成雙循環互動。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體現了我們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的統一。獨立自主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勢，也是我國社會長期發展積累的寶貴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必須繼續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的統一。實踐證明，大國沒有獨立自主的發展，處處依賴某些國家，對外開放也是搞不好的。

從國際環境的角度看，無論是“隔離”現象、“孤島”行為和“逆全球化”思潮，還是未來一段時期內各國試圖發展獨立產業體系的可能性，都需要對國內國際循環體系進行再部署、再調整。從國內環境的角度看，國內良性循環體系的建設，對于形成“中國制造+中國消費”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路徑

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根本指導原則。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積極參與了全球價值鏈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這種低成本、出口導向的高速增長模式已愈來愈不可持續，核心技術缺失、產業基礎薄弱、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低、國內市場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等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當前，應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快速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改變出口導向戰略形成的我國長期處于價值鏈中低端的國際分工地位。

國內經濟循環在不斷提升產業水平、技術水平的過程中，能夠快速發現所面臨的瓶頸問題，在這些瓶頸問題上進行全面突破。同時，未來具有很多不確定性，我們要考慮到國際循環可能會發生一些極端現象。為了減輕這種狀況的沖擊，我們必須補齊相關短板，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競爭力。這就需要對國內經濟循環的短板進行更深入地梳理，提高國內經濟循環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

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體，并不意味著不再重視國際經濟循環，而是強調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暢通國內經濟循環，使得國外產業更加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更加依賴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從而在提高經濟循環能力的同時，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內大循環重點是擴大內需

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內需是由居民消費需求、企業投資需求和政府需求有機組成的體系。無論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大國發展的優勢來看，還是從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長期目標來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都是必然選擇和關鍵舉措。

將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

應該看到，新一輪擴大內需，與以往擴大內需的要求有很大不同。必須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點是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為主攻方向，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我國經濟增長一度長期依賴出口拉動，雖然這有其必要性，但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較大，抵御風險的能力不強。近年來，我國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取得了良好成效。2019年，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保持平穩增長，對GDP的貢獻率為11%，但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9%，其中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7.8%，內需特別是消費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和貨物貿易國，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只能依靠不斷擴大內需拉動。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活動收縮，面對嚴峻復雜的形勢，只有堅持底線思維，持續有效擴大內需，在發展上才能掌握主動。

更好實施新一輪擴大內需戰略，應圍繞做大做強國內市場展開。具體來說，以滿足消費需求為立足點，把擴大內需與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結合起來，把供給與需求結合起來，做大做強國內市場；以滿足消費需求、引導消費需求、創造消費需求為方向，以補短板為著力點，加快消費型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投資和消費相互促進、循環增長。

發揮好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綜合優勢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我國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搭建了超大規模經濟體的構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改革釋放內生動力，不斷發展壯大，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逐步形成和顯現出來。

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是不同的。我們選取幾個時間點，來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成長過程。1998年我國經濟總體實力快速增加，人均GDP為800多美元，城鎮化率為30.4%，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初步顯現；2008年我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城鎮化率已接近50%，我國超大規模市場進一步顯現；201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990865億元人民幣，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4.4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穩居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與高收入國家差距進一步縮小，2019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升至60.60%，對內需有很大的拉動力。

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還體現在穩步推進的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上。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首次突破40萬億元，達到41.2萬億元。2019年，規模以上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14.4%，比2012年提高5.0個百分點。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呈現新格局，東中西和東北“四大板塊”聯動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重大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落實。

當前，針對居民消費需求，應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穩步提高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與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提升對農民工及其家屬的保障水平，減少其消費的后顧之憂。只有這樣，才能建設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把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發揮出來。

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國內大循環的主要矛盾是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和不平衡。經濟循環無法有效暢通，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需求側，而在供給側，因此必須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

首先，要深化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重點是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保護市場主體產權和公民財產權，鞏固降低宏觀稅負的成果，完善保護市場主體的體制機制，穩妥推進農村“三塊地”改革，建立扶貧脫貧的長效機制，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其次，要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加快形成生產高效、分配公平、流通順暢、消費強勁的生產關系，充分釋放產業創造力、分配推動力、流通保障力、消費拉動力，暢通產業鏈和產業循環、價值鏈和價值循環、供應鏈和市場循環。在生產環節，重點解決國民經濟中房地產和金融行業占據金融資源過多的問題，暢通實體經濟融資渠道。

第三，要實現各類要素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自由流動，打通“區塊”“省域”和“城市”“城鄉”等不同區域空間尺度之間的經濟循環。持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開放高地、發展高地為重點，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在中西部地區打造新的增長極，加快成渝地區、長株潭地區等城市群發展，優化區域空間布局，暢通區域之間生產要素配置循環，加強區域、城鄉等不同級次產業鏈的融合，保證國內大循環暢通。

第四，要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積極構建以我國為中心的產業鏈供應鏈生產組織網絡，平衡好制造業產業鏈外遷和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關系，著力提高產業配套發展能力。在鞏固傳統產業鏈優勢的基礎上，提前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新基建，推進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與重大基礎設施的深度融合，提升產業創新能力。圍繞重點產業鏈、龍頭企業、重大投資項目，注重發揮企業在筑牢產業根基中的主體作用。

加快形成中國經濟發展新格局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我們認為，中國的新發展格局必須在“大力度的改革、高水平的開放”這一前提下才能形成。

加大改革力度，疏通影響國內大循環的堵點

其一，通過強力改革，加快推進創新驅動戰略，打通支撐國內經濟循環的全流程創新鏈條。凡是屬于“卡脖子”的技術產業化項目，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能夠降低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有利于促進內循環、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

其二，加快數字經濟產業化、傳統產業數字化。新基建作為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生命經濟的技術支撐，不僅本身將帶來幾萬億甚至十幾萬億元的巨大投資需求，還將通過數字經濟產業化、傳統產業數字化、研發創新規模化而產生不可估量的疊加效應、乘數效應。在這一領域，我們仍存在不少短板，可以大膽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使其發揮作用。

其三，將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要作為重中之重，著力補短板、鍛長板。要持續強化產業鏈要素保障，圍繞重點地區、重點行業和企業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依托重點行業產業鏈供需對接平臺，及時幫助解決企業在物流、人流、資金流、數據流等方面的斷點堵點痛點問題。要大力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支持大企業主導構建創新體系和產業生態，著力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企業和“單項冠軍”企業，構建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新型產業合作體系。要鞏固產業鏈綜合優勢，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現代化水平，加快補齊關鍵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短板，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

其四，深化關鍵性基礎性體制改革，激發社會投資活力，加快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今年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陸續發布了兩個重量級文件：《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文件提出了深化關鍵性基礎性體制改革，強調資源優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針對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極強的戰略意義，是新時代中國市場經濟向前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

其五，營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改革和負面清單制度，吸引先進國際資源來華投資發展。以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報告為契機，把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有利于改善營商環境的改革做法在更大范圍內推廣，并逐漸以制度形式把改革成果確定下來。

推進高水平開放，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其一，用好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深入參與引領國際經濟循環。要用好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積極擴大進口，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外資市場準入，吸引集聚更多高質量外資企業。這樣內需就成為實現全球化戰略轉型的工具、資源和手段，利用內需來促外需。用內需虹吸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為我所用，發展創新經濟，進行產業升級。如果我們將國內市場打造成吸收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的平臺，那將極大地推動創新經濟格局形成，有利于實現產業鏈向中高端攀升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其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走出去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以“一帶一路”為重點，依托制度集成創新，建設高水平的開發區、自貿區，積極發揮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功效，鞏固東盟開放合作的成果，形成更多面向“一帶一路”和南方國家的國際大循環。促進商品、資金、技術、人員更大范圍流通，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其三，加快中歐投資協定、中日韓自貿區等談判，與發達經濟體建立緊密的產業和市場循環關系。雖然歐洲國家與美國走得近，但美歐存在利益紛爭，也存在諸多矛盾，我們有機會爭取與歐洲合作。要正確分析歐洲的形勢，一些國家與中國合作獲利巨大，即使不會進一步深度合作，但也不至于“去中國化”。中日韓產業鏈、價值鏈十分密切，相互深度嵌入。應爭取早日建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這個雖有一定難度，但對我們來說必須爭取。

其四，打通國內國際循環的痛點和堵點，促進國內國際市場規則和標準的有機相容。暢通國內國際循環，不只是暢通人流、物流、要素流，更要促進國內國際市場規則和標準的有機相容。堅持擴大高水平開放和深化市場化改革互促共進，增強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韌性和柔性，從制度上、技術上、規則上打通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痛點和堵點，暢通國內國際微循環。

其五，防止兩個循環生態體系“脫鉤”，促進國內外市場有效貫通。堅持進口與出口并重、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粘合度，采取一切措施堅決防止兩個循環生態體系“脫鉤”。當前需注重恢復國際供應鏈，暢通外向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國內國際產業鏈，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積極拉動國內消費回升、擴大有效投資、引導外向型企業建立基于國內循環的產業鏈，促進國內外市場有效貫通。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1]王昌林、楊長湧：《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育新機開新局》，《經濟日報》，2020年8月5日。

[2]江聃：《國內國際雙循環：全球化重構時代的中國選擇》，《證券時報》，2020年7月13日。

[3]《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眼光分析經濟形勢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人民日報》，2020年5月24日。

責編：周素麗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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