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互聯網經濟的高速發展，網絡虛擬財產作為一類新型財產類型引發了社會高度關注。網絡虛擬財產不僅牽涉個體、企業、其他組織等私主體的權益，同時還關系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僅具有較高的商業經濟價值，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治理價值；不僅是國內發展的新動能、新業態、新產業，也是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重要客體和行為對象。故此，亟需不斷升級和實時更新對網絡虛擬財產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改進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填補制度漏洞，強化制度供給，做好對網絡虛擬財產的治理和保護。

【關鍵詞】網絡虛擬財產 數據權益 多歸屬性 動態平衡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互聯網技術、設施及經濟業態與我國經濟社會生產生活已深度融合，產生了諸多形態的網絡虛擬財產，一種以特定形式存在于互聯網上的具有特定價值的商品或服務。伴隨網絡虛擬財產的積累和交易，有關虛擬財產的各類糾紛不斷發生，不僅不利于主體權益的維護，同時也對整個互聯網產業的有序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隨著互聯網市場和網絡數字經濟的縱深發展，國家對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也愈加重視。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提出加強對數字貨幣、網絡虛擬財產、數據等新型權益的保護，充分發揮司法裁判對產權保護的價值引領作用。目前，我國現行法律并沒有對網絡虛擬財產作出明確系統的規定，也沒有頒布針對網絡虛擬財產的專門法律，導致有關網絡虛擬財產的各項行為缺乏制度規范與約束，由網絡虛擬財產權益糾紛引發的案件不斷涌現，相關產業發展也受到影響。故此，應在明確其權屬定位的基礎上，改進和完善相關制度設計，以保障網絡虛擬財產的健康運轉和創新增值。

有關網絡虛擬財產法律屬性的論說

對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的界定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命題。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針對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尚未達成一致，形成了多種論說，包括物權說、債權說、知識產權說等。這些觀點基于對網絡虛擬財產不同維度特性的認識，形成了對其法律定位的不同解讀。具體如下：

債權說。基于用戶與網絡運營商之間協議所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的外在形式，主張網絡虛擬財產權是一種債權，虛擬財產權法律關系是債權法律關系。網絡虛擬財產屬于電磁記錄或數據代碼，對網絡運營商存在技術依賴性，依賴于網絡運營商的運營而存在。網絡用戶付費取得虛擬財產的使用權，網絡運營商接受付費而有義務提供虛擬財產，供網絡用戶使用，網絡虛擬財產本質上是網絡用戶與網絡運營商之間合同關系的體現。虛擬財產名為“財產”，實為“服務”，“網絡虛擬財產”是用戶享有的債權憑證。

物權說。基于網絡用戶對虛擬財產的排他支配和虛擬財產本身的交換價值，將虛擬財產認定為“物”，虛擬財產權是一種物權。一方面，光、電等無形物的出現使物的概念得到擴張和延伸，網絡虛擬財產可類比于無形物，構成無形財產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網絡虛擬財產具有法律上的排他支配或管理的可能性以及獨立的經濟性，具有“物”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又具有客觀性。基于此，物權說將網絡虛擬財產視作一種特殊物，認為其應當適用現有法律對物權的有關規定。

知識產權說。該主張突破物權與債權的兩分法局限，認為網絡虛擬財產權是智力成果。用戶或網絡運營商在網絡虛擬財產創生的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付出了創造性的勞動，故此網絡虛擬財產應被視為一種智力成果。基于對付出腦力勞動的主體的認識不同，該種觀點又可分為兩類，一種認為虛擬財產是屬于網絡用戶的智力成果；另一種認為網絡虛擬財產是網絡運營商的智力成果，網絡用戶通過支付對價僅獲得其使用權，而非所有權，這一觀點與之前的基于債權所享有的服務的認識具有相似性，只不過其成立要件更為嚴格。

新型財產權說。該說認為網絡虛擬財產權具有物債融合的多重屬性，同時也包含了傳統財產所不具有的特性，應當被認定為一種新型財產。用戶對網絡虛擬財產具有一定的獨占性和排他性，因而具有物的特征；網絡虛擬財產又是網絡運營商作為或不作為的內容，因此又具有債的屬性；用戶和（或）網絡運營商在創生虛擬財產過程中付出了智力勞動，因此虛擬財產又具有智力成果屬性；某些網絡虛擬財產，譬如原始數據、比特幣，本身既不能視作物，又不是債，更不是智力成果，就使得虛擬財產具有不同于傳統財產的特性。將前述幾方面綜合在一起來看，將網絡虛擬財產視作新型財產更為合適，基于此，網絡虛擬財產權應視作新型財產權。

以上四類主要觀點體現了學界和業內對虛擬財產法律屬性的不同認識，在本質上尚未突破現有民商事法律體系下物債二分的框架，都是從現有私法理論或制度的規定出發，從私主體權利義務構造的基本法理入手，與現有概念進行比較，得出虛擬財產符合或不符合某種權利客體特征的結論，進而形成對虛擬財產法律界定的解釋。雖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客觀上只抓住了網絡虛擬財產的某些方面的特性，屬于“盲人摸象”，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關網絡虛擬財產糾紛的司法實踐

司法機關在對具體的網絡虛擬財產糾紛案件的審理中，對網絡虛擬財產的屬性也存在不同認識。通過對近年來網絡虛擬財產糾紛案件審理情況的分析，能夠看出實務界對網絡虛擬財產屬性的不同認定，具體見表1。

通過對近年來有關網絡虛擬財產糾紛的一些較為典型的案例的整理，可以看出司法機關在案件審理中，對網絡虛擬財產屬性的不確定態度。在有些案件中，網絡虛擬財產被認定為物，有些則被認定為新型財產，而在有些案件中，法院則選擇回避了對虛擬財產屬性的認定，直接以較為寬泛的“財產權益”對其作出認定。這體現出司法機關在對網絡虛擬財產屬性的認定上仍存著兩難境地：一方面，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是對其進行準確有效的保護的前提，只有先認定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才能找準法律依據，為案件的科學公正審判奠定基礎；另一方面，我國針對網絡虛擬財產沒有系統完整的法律規定，也無法提供明確的裁判指引，學界對此尚有爭論，更無法提供有效的理論參考，這就使得法院在審理中缺乏科學合理的規則約束和權威有效的學理指引，只能根據各自對網絡虛擬財產的不同理解進行說理來解決問題。這種兩難境地所產生的結果便是法院作出的論述或是語焉不詳，或是存在明顯的局限性，或是干脆回避問題，這嚴重削弱了整個裁判過程及其判決的合理性、邏輯性、權威性。然而，總體而言，司法機關在對網絡虛擬財產法律屬性的認定上仍然以現有民法知識和規范為基礎展開論說。

譬如，杭州互聯網法院在吳清健訴上海耀志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一案的判決書中指出：“在評判被告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之前，須對比特幣的法律屬性先行作出評價。即只有比特幣具有虛擬財產屬性，原告依此才享有相應的財產權利以及侵權請求權的基礎和依據。《民法總則》中已確立了網絡虛擬財產是受法律保護的，但我國法律法規對互聯網技術發展后在互聯網環境中生成的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之屬性尚無明確規范……財產作為權利客體，需具備價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關于比特幣是否具有財產屬性，首先，從價值性上看……其次，從稀缺性看……最后，從可支配性或排他性上看……綜上，本院對于比特幣作為虛擬財產、商品的屬性及對應產生的財產權益予以肯定。”

值得關注的是，瀏覽器、視頻網站、數據等網絡虛擬財產作為互聯網企業經營的重要資產，在互聯網市場競爭中也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網絡虛擬財產的客觀發展已經不局限于個人的靜態權利，而是逐步成為互聯網市場動態競爭的重要客體、行為對象以及實施工具，對數字經濟乃至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都具有顯著影響。然而，目前我國相關制度不清晰、不統一、不健全的現狀導致相關糾紛得不到科學、有效、及時的妥善解決，對互聯網產業的縱深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亟待予以明確和規范。

制度規定的缺位導致法律適用科學性和正當性的匱乏，使得有權機關只能進行類比式的推理，將網絡虛擬財產與現行民商事法律法規中各類財產的概念進行對比從而得出結論，而這種推理所參照的依據又缺乏公認一致的權威制度或理論作為支撐，致使現階段我國對網絡虛擬財產的定性和保護一直處在個案權宜處置的不穩定、不確信狀態之下，已難以滿足我國積極參與全球互聯網數字經濟激烈競爭和國內互聯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必須下決心盡快補強制度軟肋，填補法律法規缺漏，避免同案不同判的法治尷尬，提升法治現代化的能力和水平。

網絡虛擬財產法律屬性的再認定及保護機制

網絡虛擬財產保護的科學化、體系化及制度化，需要明確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定位。現行民商事法律體系框架下，對網絡虛擬財產法律屬性的認識，無論是物權說、債權說，還是知識產權說、新型財產權說，本質上無非是將現行私法權利或客體的概念套用到網絡虛擬財產上，認定網絡虛擬財產是單個或多種權利的集合，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對網絡虛擬財產法律性質的認定上，建議突破私法理論與規范的限制，從網絡虛擬財產的本質屬性出發來認識其法律屬性及定位。

網絡虛擬財產存在于虛擬網絡中，以代碼形式存在，是傳統財產的數字化表現形式，實際上是一組數據的集合，本質上屬于數據。就數據本身的特性而言，數據不僅是財產權的私益客體，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生產要素和基礎性資產，更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基石。譬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企業所收集的公民個人健康數據，不僅是公民的個人信息，同時也是企業的數據資產，更是政府治理的重要依據。它不僅具有私益屬性，同時也具有公共屬性。網絡虛擬財產，不管是賬號，還是虛擬貨幣，甚或是數據本身，本質上都是數據的一種形態表現，當然具有數據所具有的特性。傳統民法體系框架之所以無法圓滿解決網絡虛擬財產的定位問題，根本原因在于局限于私法視角，對網絡虛擬財產的認識較為狹隘，僅限于以“財產”的角度來認識其性質，沒有看到其數據本質，以及其公私兼備的多元屬性，提出的制度或者理論觀點多從私法角度出發，強調“點對點”的個體權益保障，忽視網絡虛擬財產的市場和產業發展現實以及公共治理手段屬性，缺乏宏觀視野，故此存在無法解決的結構問題和邏輯缺陷。

基于網絡虛擬財產的數據本質，對其的制度規范也應圍繞數據保護這一核心要義，不僅應從“財產”這一私益角度出發加以設計，同時更應從互聯網產業和市場整體發展的角度，將網絡虛擬財產視作可流通、可交易的“數據要素”加以保障。具體而言，可從以下方面展開：

首先，從公私兩種場景出發構建完整權屬架構。在互聯網工作及經濟業態已全面滲入我國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不僅個人、企業、其他組織等私主體擁有網絡虛擬財產，國家、政府等公權力主體基于公共治理之需要，也擁有海量的網絡虛擬財產。網絡虛擬財產不但涉及個人、企業等主體的私權益，也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同時，在數字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漲的時下，網絡虛擬財產日漸越出國家或區域界限，進入跨國、跨地區的流動，特別是今年以來外國政府針對中國的支付寶、微信、TikTok等涉及網絡虛擬財產的應用進行存在爭議的管制行為，體現了加強對本國網絡虛擬財產的跨境發展保護的重要意義。基于網絡虛擬財產涉及多方主體和多元利益的本質屬性，亟待在構建完整權屬體系的基礎上，強化對網絡虛擬財產的國內外保護。在網絡虛擬財產私權規則的設計上，應以其數據特性為基礎，明確網絡虛擬財產的私權內容和范疇，著重考慮多主體之間利益的動態平衡。網絡虛擬財產存在于虛擬空間之中，缺乏具體的實體形態，只能運用特定技術進行操作；既需要用戶的特定行為進行操控，又依賴于網絡運營商的運營。故此，其私權內容也應基于網絡虛擬空間和數字數據特性加以確定，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內容：對具體運作行為及規則的知情同意權、對網絡虛擬財產內容的修改權、移轉網絡虛擬財產的自決權等具有人身財產屬性的權利束；從網絡虛擬財產中獲取收益的財產性權利束等，同時應兼顧多個主體對網絡虛擬財產所享有的動態兼容性權益內容，明確其邊界。在網絡虛擬財產公共規則的設置上，既要考慮到國內治理的現實要求，又要關注國際關系中網絡虛擬財產跨國（境）流動保護的需要。應合理界定國家（政府）所擁有的網絡虛擬財產的范圍和類型，建立國家（政府）對公共虛擬財產的取得、管理、移轉、注銷的體制機制，促進政府數據的有序開放與安全共享。同時，樹立國家對本國網絡虛擬財產的主權，確立網絡虛擬財產跨境流動中的合理管轄、技術標準、糾紛解決、責任歸屬、國際銜接等方面的規則體系，推動我國互聯網產業走向世界。

其次，從內外部加強對網絡虛擬財產的全方位監管。互聯網經濟法治體系的構建，需要多元主體的共建共治。對互聯網產業的監管，不僅需要政府各部門的外部介入，更需要行業內部的自我管理，以及廣大用戶的積極參與，從內外兩個層面，鼓勵國家（政府）、企業、用戶三元主體的共同合作，才能實現互聯網行業與市場的有序發展。具體到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而言，推動傳統產業和要素的數字化是我國“互聯網+”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圍繞網絡虛擬財產已形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和市場交易機制，公共規則體系正有序形成，同時仍需要激勵互聯網行業自身的自律自治，在加強外部性規范的同時，推動內生性規則的自生自長。在明確職權范圍的基礎上，加強國家網絡監管部門、市場監管機構等部門的合作，建立多部門聯動的監管體制，補齊“事前”監管短板，建立“早監管、強監管、長監管”的監管體制，涵蓋網絡虛擬財產從創生到消滅的全周期、全流程、全空域及全場景。同時，倡導互聯網行業協會、企業及用戶在平等協商會商、多元利益平衡、尊重用戶自決及維護市場競爭的基礎上制定自律自治規則，實現行業的有效自律和自治，從源頭上減少糾紛和違法行為的發生，減輕政府監管負擔。

最后，建立健全網絡虛擬財產的市場交易機制。近年來，對網絡虛擬財產的需求不斷增加，諸如比特幣、游戲裝備、熱門博主賬號等，使得具有一定經濟價值的網絡虛擬財產的交易不斷出現，由此形成了網絡虛擬財產的交易市場。基于此，應健全和完善全國網絡虛擬財產交易平臺，推動全國統一的網絡虛擬財產交易市場的形成。統一市場的構建主要具有以下幾方面意義：一是推動網絡虛擬財產規范和治理的標準化，消除網絡虛擬財產的流通障礙，促進其在更大范圍流動；二是有助于推動監管的科學化、規范化、集中化，降低監管成本；三是提供了更為安全和高效的交易平臺，主體交易更加便捷，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保障財產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在具體機制的構建上，建議覆蓋交易全周期、全流程、全場景，建立囊括要約發出、交易確認、記錄留底、線上支付和安全保密等交易全環節的規則機制，明確平臺與交易參與者各自的權利、義務及責任，引入區塊鏈技術和平臺，特別對智能合約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善用和商用應以支持和激勵。針對有日漸高發之勢的網絡虛擬財產糾紛，應盡快建立多層次、多類型的糾紛解決方式，鼓勵和支持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調解、仲裁、和解等多通道的非訴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適用，加強平臺與行業協會、第三方機構的合作，在高效便捷化解糾紛的同時，減輕司法和執法壓力，倡導守法共享，節約社會資源。

（作者為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競爭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注：本文系天津市教委社科重大項目“天津市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經濟法治保障”（項目編號：2019JWZD20）和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數字經濟與競爭法治研究”（項目編號：19FFXB028）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龍衛球：《數據新型財產權構建及其體系研究》，《政法論壇》，2017年第4期。

②梅夏英：《虛擬財產的范疇界定和民法保護模式》，《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③李揚：《著作權法的四次浪潮及其司法回應》，《人民論壇》，2019年第28期。

④陳兵：《競爭法治下平臺數據共享的法理與實踐——以開放平臺協議及運行為考察對象》，《江海學刊》，2020年第1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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