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來，我國前沿科技產業取得了長足發展，科技創新水平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但也應看到，我國前沿科技領域的治理創新尚未跟上技術創新的步伐，這不僅會阻礙創新資源的引進，而且不利于創新產品和服務走出去。因此，需要基于問題導向，進一步完善優化政府科技治理體系，為我國前沿科技領域創新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關鍵詞:前沿科技 治理創新 科技創新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我國正處于從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大國向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的科技強國轉變的關鍵階段。為實現這一目標，不僅需要政府出臺支持政策，更重要的是形成與新形勢相適應的前沿科技領域治理新模式。

新形勢下提升我國前沿科技領域治理能力的意義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離不開前沿科技領域創新突破。政府在前沿科技領域的創新發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具有絕對的權威，發揮著引導、合作、服務、監督等職能，這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體現。新形勢下，我國提升前沿科技領域治理能力，具有以下三個現實意義。

一是有利于加快產業鏈補短板。我國前沿科技領域不斷取得技術突破，產業鏈日趨完善，但產業鏈短板也越來越突出，并呈現出向中上游集中的特點。而且，很多前沿產業的“卡脖子”技術具有相同性，幾乎都與關鍵材料制造、高性能零部件制造、工業軟件設計等有關。隨著問題的聚焦，產業鏈補短板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當前，我國亟需提升前沿科技領域的政府治理能力，改變“撒胡椒面”式的創新支持方式，針對核心短板精準施策，加大和提升攻關的力度和精準度。

二是有利于集中創新資源。在國外，掌握前沿科技領域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企業不僅是大型的龍頭企業集團，還包括大量中小型的“隱形冠軍”。我國也有一批前沿科技領域的中小型企業正處于創新突破的成長階段。對于這些中小型企業而言，市場激勵的作用至關重大。在穩定的市場需求帶動下，這些企業可以集中內部優勢資源、吸引各類要素資源，集中力量開展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為產業龍頭企業的創新做好配套。我國消費規模大、市場增長快，本應擁有市場激勵的絕對優勢。但實際情況是，以往政府對市場的監管模式難以適應新時期前沿科學技術的發展需求，制約了創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亟需調整突破。

三是有利于激發創新主體活力。我國創新主體形式多樣，既有擁有不同所有制、具有不同規模、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主體，也有傳統科研單位、新型研發機構、高校等科研主體，還有金融、大數據等各類服務主體。每類主體都有自己的創新需求，需要政府完善治理，充分調動各類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讓龍頭企業更好地發揮帶動作用、讓更多中小企業成為所在領域“隱形冠軍”、讓科研機構安心搞基礎研發和應用轉化、讓服務組織實現服務專業化。

當前我國前沿科技領域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當前我國前沿科技領域治理創新仍滯后于技術創新的步伐，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前沿科技治理的戰略性目標不明確。我國已經明確了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奮斗目標，以及加快產業鏈補短板的創新重點，前沿科技領域的治理也應提升至新的高度。但目前，治理的總體目標并不明確，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門遵循不同的治理原則，影響了創新的進程，其中對技術轉化環節的影響最為突出。很多情況下，政府更加關注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服務的安全性，嚴格上市監管，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前沿新產品在國內市場應用緩慢。一些日益成熟的新產品，在國外市場的推廣甚至快于國內。此外，由于戰略性目標缺位，對各類創新政策的指導也不到位，導致現有的治理更多的是行政管理，而不能隨著前沿科技發展的新趨勢及時向治理轉變。技術在趕超，但治理尚未跟進，使得創新資源引進、創新產品和服務走出去面臨著障礙。

二是計劃管理“一刀切”的情況依然存在。在我國前沿技術的起步階段，由于產業規模小、實力弱，科技類產品多依賴進口。同時，當初的政府管理強調總量配置，存在計劃性。雖然目前的情況已經有了根本性改變，但政府的計劃管控依然存在。在技術創新成果顯著的前沿領域，管控“一刀切”的情況尤為突出，例如新能源、新醫療等。這類產業的特點是技術成熟度相對較高，明明有很好的市場空間，也有旺盛的社會需求，卻卡在了制度門檻之外。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不僅要重視實驗室創新，還要加速技術轉化，形成多場景應用的全球領先優勢。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改變以往“一刀切”的管理模式。

三是缺少對產業鏈聯合創新的引導力度。前沿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先企業背后，都有強大的立足供應鏈網絡構建起來的創新網絡，積聚了一批產業細分行業翹楚。創新引導是政府治理前沿科技領域的重要內容之一，常規的引導重點是單個主體，例如支持企業、科研院所開展創新項目等，并不能對產業鏈聯合創新形成政策性引導。在前沿科技創新的起步階段，產業鏈尚未形成，更談不上聯合創新。隨著國內產業鏈的日趨完善，我國前沿科技領域越來越深入、廣泛地融入到全球產業體系之中，企業競爭開始演化為產業鏈競爭，產業鏈聯合創新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但當前政府治理還不能很好地提供引導支持。

四是政府治理的制度約束較強。前沿科技領域的產業具有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高端集中型的特點，離不開人、財、物等要素資源。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科研制度在創新中不斷完善，但傳統的慣性思維制約了創新發展。例如財政資金多以政府決策的具體項目為主，忽略了最了解前沿趨勢的科學家和最了解市場需求的企業家的建議權和立項權，造成立項與實施兩張皮的不利局面；還有前沿科技領域的設備采購，遵循的是政府采購制度，并不能依據前沿技術研發需求進行科學管理。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便會形成不利于創新的剛性制度約束。

五是平臺治理模式仍需在探索中強化創新。在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階段，商業模式創新是其中的焦點。沒有適宜的商業模式支撐，技術創新將會后勁不足。平臺模式是數字時代中一類重要的商業模式，其打破了單一企業的資源邊界，讓零散的數據成為大數據資源，但也引出了一系列的治理難題。其中有三個問題最為突出：第一，市場治理主體如何從邊界清晰的企業治理向邊界可以無限拓展的平臺生態治理轉變；第二，平臺大數據資源充分流動優化配置的同時，如何避免出現大數據風險；第三，平臺網絡優勢充分釋放的同時，如何避免平臺壟斷。以上問題都對前沿科技領域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項舉措提升我國前沿科技領域治理能力

我國前沿科技領域創新發展，還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為此，政府要構建完善的治理體系，創造良好的環境。

一是明確前沿科技治理的國家戰略目標，讓國內創新充分融入全球前沿技術創新體系之中，實現標準、機制、政策等方面的國際對接，吸引各類優勢創新資源，重點突破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短板。二是著力改善計劃管理“一刀切”情況，梳理前沿科技領域的幾大產業在技術轉化過程中遇到的市場應用實際難題，打破計劃管理的慣性思維，形成符合新時期市場創新需求的資源配置新原則，并遵循新原則發揮好政府的資源配置職責。三是加大對前沿科技領域產業鏈聯合創新的引導力度，從支持個體創新項目向支持龍頭企業引領下的產業鏈聯合創新項目轉變，逐步建構起具備全球影響力的前沿科技領域產業創新網絡。四是突破長期存在的制度約束，在創新人才、創新資源、創新設備等重要要素的配置方面，借鑒國內外經驗，激發科學家、企業家的創新活力。五是尊重平臺等數字時代新模式的運營規律，與平臺運營的主體企業合作，形成政府、社會、市場三元共治的治理格局。

【本文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李 懿 / 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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