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民族主義出現后即為一種客觀存在，與經濟全球化相伴共生，時而興起，時而潛伏。當前，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陷入嚴重不確定和危險狀態，寬容融合者興，狹隘排他者衰，經濟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不會在全球高奏凱歌。中國選擇也必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主動加大與世界的經濟“黏性”，努力塑造向心力、吸引力，不斷加深對世界經濟發展規律和疫情后新變局的認識。
【關鍵詞】經濟民族主義 全球化 中國 美國 【中圖分類號】D091.5 【文獻標識碼】A
18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伴隨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發展，與民族主義相關的經濟學說與政策實踐在英、法、德密集呈現出來，經濟民族主義遂成為民族主義最活躍、最直接的體現。世界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19世紀，也是德國民族主義意識鼎盛時期，這股民族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結合產生了德國經濟民族主義。20世紀30年代蔓延的關稅戰、競相貨幣貶值以及其他各種以鄰為壑的政策，最終在經濟上導致了工業國家的失敗，政治上催生了法西斯主義。
20世紀50年代以來，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伴隨著民族覺醒和解放運動，倡導一種經濟獨立的政治主張，希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并能在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以便決定諸如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經濟部門活動等。冷戰結束近30年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在開放條件下出現的經濟民族主義呼聲和實踐，無論是屬性、強度還是影響力都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多是一種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下自我校正、保護和發展的體現。
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十幾年來，經濟民族主義的偏激主張在發達國家越來越有市場，并日漸成為發達國家轉嫁危機、擺脫經濟困境、合理化政府施政方向的工具，動不動就“伸出”這只鼓動民粹撈取政治利益“有形的手”，時不時“筑起”各種施行貿易保護的經濟“柏林墻”。因此，理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下出現的這些新情況，需要加強對西方經濟傳統的重新認識。
相伴共生：經濟民族主義與全球化
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再次遭遇“攔路虎”——經濟民族主義這個“老對手”。世界范圍內，在過去三十年來宏大的全球化進程下，各個民族國家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全球經濟的大潮，而一國固有的經濟民族主義并未因此削弱，相反，在國際經貿領域以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訴求為表現形式同時泛起，并因受到全球化強烈沖擊而變得更加對立和激進。
一國的民族主義本來就有經濟面向，我們目睹的國際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民族主義促成的。確切地說，全球經濟狀態始終“成型于經濟自由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兩大理念之間的交鋒與妥協的過程之中”。①
民族主義不會在經濟自由主義或國際主義的“烈日下化成蒸氣”。“我們知道一種經濟國際主義——貨品、人物、思想超越政治國界的大伸展——曾隨著這革命而迅速發展。但我們也應當明白，在這一百四十年間，一直到現在，民族主義也有同樣的傳播，也同樣地強烈化，因此各民族間的貿易越大，各民族中的種種民族主義也越強烈化了……在經濟國際主義的勢力日益膨脹的時候，政治民族主義也日益強盛有力：這似乎是矛盾的現象。然而后者在現代社會中是和前者同樣真確的事實。”②
較之對經濟全球化“建設性”作用的認識，其“破壞性”的一面很長時間才得到反思，并且應對得并不理想。二戰后的經濟全球化實踐中，一國試圖將經濟民族主義的有益方面（包容的）與有害方面（排他的）分割開來，并擇善從之是極其困難的。除了邊緣國家未見其利、先蒙其害，成為全球化的“輸家”，一些躋身發達經濟體的國家也因無法及時調整適應全球經濟體系，面對國民對社會、經濟以及人身安全保障日益膨脹的要求束手無策；面對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日益強勁的經濟挑戰，經濟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世界經濟潮流浩浩蕩蕩，各國分清楚并能妥善處理全球化與民族主義利害關系的時候，全球化進程得以加速；分不清、應對不力的時候，全球進程就會受到干擾甚至嚴重破壞。
經濟民族主義是客觀現實存在，其價值判斷無論怎樣被批判，都會持續強烈影響甚至主導各國政治、經濟生活。經濟全球化會削弱一國民族主義的說法有一定現實性，但不能孤立成言，更不能夸大。全球經濟呈現“碎片化”、“經濟主權”回歸、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等，背后正是經濟民族主義的驅動力使然。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長期處于低速增長狀態。與此同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策不斷右轉，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抬頭并登堂入室，“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聲音漸漸成勢。疫情這樣的重大公共衛生災難突如其來，更是“速凍”經濟全球化。各國頻頻鎖國、封城，除了信息流動，全球范圍的人員、資本、貿易一度“斷流”，對原本受挫的經濟全球化發展造成新的巨大沖擊。
需要指出的是，一國的民族主義同樣具有國際化面向，并會從中受益。“今日有許多樂觀主義者以為工業革命根本是反民族主義的，以為工業革命在過去對民族主義的影響是偶然的、暫時的，以為工業革命終究必須日漸產生一些必要的經濟力量和特質力量，使各民族主義在絕對互相依賴的環境里生活，因而用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去代替民族主義。”但實際上，“現代大規模生產和工業經濟是世界各國民族主義向上發展的必要條件”。③
全球化的力量是由經濟相互依存以及信息和數字技術下大眾傳播構成的，同時加速和擴大以前就存在的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兩種走向。表面上看，經濟全球化“侵蝕了甚至包括最強大國家在內的各國的經濟自治……但民族國家所獲取的新功能卻大部分地補償了這種侵蝕，這些新功能的獲得是為了民族的特性及公民的福利”④。“反全球化”的主體之所以主要是普通民眾，是因為他們是經濟全球化的“輸家”，不僅沒有受益，反遭失業、貧困。
“逆全球化”的主體更像是政府，這可從美國強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發動貿易戰看出端倪。一些國家逼迫企業縮短生產鏈和供應鏈，回歸國內，以求創造更多就業和增加稅收。2008年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走下神壇，新冠肺炎大流行再次動搖其根基。斯蒂格利茨、福山等學者甚至宣告“新自由主義已死”。在經濟治理失效的情況下，一些西方國家“大政府”重占上風，采取強制隔離措施，強征新技術手段，占有大數據，掌控人員信息流動，全方位提升社會管控和資源調配能力。全球“大政府”趨勢也不會因疫情結束而扭轉，政府將延續對市場的滲透和控制，為未來的全球化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即便快速發展了30年，全球化不僅遠遠沒有廢棄民族主義，甚至還加強了它。“任何人只要考慮一下在諸如關心群眾、公共教育、健康和遺傳學、人口和環境保護計劃、移民問題、大眾傳播、藝術、體育和文化、職業和就業、工會和工資、稅務和財政政策、以及其他等等的領域中國家的控制和規則的巨大增加，就會明白民族國家不僅遠遠沒有陷入衰落的危險，而且正在變得更為中央集權，更為協調和更為強大……民族的國家比現代時期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更能直接地、持續地和廣泛地干預各種事務。”⑤
過去70年間，各種因素風云際會，融洽并存，全球各國多數時間里攜手并進，創造了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經濟發展黃金時代，但如果說“全球化是歷史的最高和最后的階段，它將使一切國家和經濟通過資本主義市場聯系在一起。這種論斷不是科學的，而更多是一種標準。一個早先提出來的更原始的說法談到歷史的終結，在那個時候，市場、民主和繁榮使一切沖突、專制政權和貧窮的統治都結束了”⑥。既然歷史終結不了，那就重新開始，打著“優先”“第一”旗號的美國特朗普政府強行減緩和中斷經濟全球化進程，最終也沒能抵擋或挽救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衰落。
全球化進程自開啟之日，即成為影響資本主義制度經濟戰略的根源。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史表明，“全球化是國家權力支持的意識形態的結果，不是市場的自然發展”。⑦以此視之，相較于經濟全球化，搞經濟民族主義的基本上也是這撥人，經濟結構性和歷史性條件變了，采取的姿態或行動也會跟著變。
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
作為經濟民族主義者的馬克斯·韋伯也認識到，哪個民族更能夠適應既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就能獲得勝利。⑧
從世界發展潮流看，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文化逐漸融匯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來。不能說傳統的大規模戰爭模式完全不會出現，但文明力量替代歷史上的野蠻傳統將成為主流。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其方法是融合，融合的動力是經濟、文化，融合的方法不是武力、征服。
今天，世界霸權的本質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美國如何看待同中國實力對比的變化？是沿襲大規模動用軍事力量消除異己，在過往帝國的舊途上越行越遠，還是繼續寬容而非狹隘、增大黏性而非排斥、合作共贏而非獨占，并以革新、負責任的方式審視自身力量與領導地位，事關世界走向和人類命運。
今天，大國興衰的本質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如何看待同美國實力對比的變化？中國與西方安全觀因雙方的文明、生存和發展邏輯不同而存在差異。中國的崛起目標不是要取代誰，崛起之路需要的是清醒劑而非興奮劑，崛起路徑是不戰而興。我們所處的時代和以前已經不一樣了，對于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來說，相互合作明顯要好于相互掠奪。歷史教訓殷鑒不遠，戰爭不應再成為解決兩國關系、地區問題、全球利益和矛盾的手段。過去西方國家慣用的“跑馬圈地”和“炮艦外交”越來越受到國際機制、國際規范和國際輿論的束縛，而新興大國不僅越來越難以通過戰爭實現大國崛起或是重新崛起，甚至可能因戰未起先落。
也應看到，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對全球化困境的一次“出清”。疫情對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巨大、深遠，是就當前全球保護主義升溫、貿易戰不止的底色而言的。疫情終將過去，但大國博弈是長期的、結構性的，是決定全球化走勢和命運的最大變量。從根本上講，經濟全球化是必然現實而非可選項，不是想開就開，想關就關。經此一疫，經濟全球化的方向、重點和節奏會有較大調整，并將在調整革新中重生，形成“新全球化”，越來越多地體現“再平衡”發展：從構建雙邊和多邊自貿區、打造全球供應鏈、提升全球流動性的超級全球化，轉變為開放度、繁榮度、自由度更低的“有限全球化”“溫和全球化”；從以美為中心轉變為多中心、多元全球化；在保持傳統實體制造業與貿易形式的同時，“數字全球化”“云端全球化”加速發展。
以往的全球化是資本推動的，資本為了降低成本、擴大收益，選擇在全球范圍構建生產鏈和供應鏈，形成并推動全球化發展；“后疫情時代”的全球化將更突出“安全”和“可持續”要素，各國將對企業有更多限制和要求，經濟利益將更加讓位于經濟安全，但這并非意味著經濟民族主義會在全球高奏凱歌。
后疫情時代，經濟全球化仍是百年大變局的基本驅動力，存在朝新型全球化方向前進的有利條件。對中國來說，并不是要關起門來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那樣不現實也不可行。相反，在全球大疫大難面前，中國以實際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各國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應對危機，力所能及地向各國提供防疫、抗疫物資等“全球公共產品”，展示抗疫情、促經濟的經驗和優勢，避免他國因疏忽、輕視而重蹈付出巨大犧牲的覆轍，積極為疫情后世界的重聯重建建言獻策。由此來看，中國藉此構建并提升的自身能力，實際上也是世界和全球化可持續發展所需。這種體現出中國方案的“軟實力”是獨特的全球公共產品和服務，一定會是全球化的推動力，并在未來全球化進程中接受檢驗和考驗。
正是基于對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大勢的正確判斷，2020年5月中旬至10月底，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政策指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逐步清晰、明確。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提出“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兩會分組討論時進一步闡釋了“雙循環”特別是國內大循環的主要內容，指出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釋放出的“雙循環”信號更加明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10月末，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作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說明時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經濟政策貴在適時、精準。在當前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時間節點上，謀劃“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正當其時。
中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是要保存、厚實參與全球化的實力，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搞經濟民族主義；不是要主動脫鉤“國際大循環”，那樣只會拉大中國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而是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打造“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國際分工合作新定位。發展經濟信心很重要，有了信心就會有定力，也會有耐心；化危為機，看起來是危，最后是機。啟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一場以我為主的持久戰，也是一場事關能否化危為機的國運戰；既彰顯中國信心，也向世界展示中國之機。
21世紀20年代，大國興衰的新輪動已經開啟。哪個國家提供的經濟機會多，哪個國家獲得的認同感、向心力就越強。中國遭遇挑戰同時，也面臨自我提升并惠及他人的歷史性機遇，可積極引導、想方設法加大與世界經濟“捆綁”融合，當務之急是攜手各國抗疫促經，盡快恢復元氣；同時著眼全局，謀劃長遠，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重塑經濟新規則中體現并發揮引領作用。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
【注釋】
①詹姆斯·梅奧爾著，王光忠譯，石賢澤校：《民族主義與國際社會》，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85頁。
②③卡爾頓·海斯著、帕米爾譯：《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5-187頁。
④⑤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頁、第131頁。
⑥⑦羅納德·H.奇爾科特主編、施楊譯：《批判的范式：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65-266頁、第268頁。
⑧馬克斯·韋伯著、甘陽等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5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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