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社會的發展催生出各類線上情感服務，年輕人的孤獨感正在成就一個百億級的“陪伴經濟”市場。正是由于成年涌現期的孤獨、網絡自我表露的暢通、視覺信息匿名的推動、現實情境的社會補償等因素驅動，陪伴式經濟與線上模式的契合無形中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情感釋放的空間。情感陪伴商品化與在線服務無縫對接不僅是青年個體行為方式的探索，也是對社會結構不斷解構與不斷建構的嘗試與體驗。在泛娛樂化、泛網絡化的今天，在線情感陪伴縱然可以溫暖心靈、慰藉靈魂，但是仍存在增加個體孤獨感、網絡道德脫離、隱藏的法律風險等值得深思和需要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情感服務 商品化 心理動機 青年

【中圖分類號】C913.3 【文獻標識碼】A

“互聯網+”處處開花，催生各種新業態。在互聯網盛行的時代，并非只有可見的物質生活受到影響，情感與人際的交互作用也在催生新的經濟業態。近年來，服務類網站針對心理需求設置個性化陪伴服務，虛擬男女朋友、在線陪人聊天等線上情感服務不斷涌現，“互聯網+陪伴”模式發展如火如荼，對青年的吸引力尤其顯著，年輕人的孤獨感正在成就一個百億級的“陪伴經濟”市場。情感已不僅是個人的感受或經歷，而且成為一種能夠被買賣的商品。無論是互聯網需要注入情感，還是情感需要搭上互聯網的便車，“陪伴經濟”這一新業態的興起必然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當代年輕人選擇虛擬情感服務背后體現出何種動機？尋求何種情感體驗和心理滿足？情感商品化背后的青年一代又闡釋了怎樣的文化嬗變軌跡？

情感何以能成為商品

商品是為了出售而生產的勞動成果。恩格斯說，商品不是為了個人消費，而是為了他人消費，當為社會而生產時便成為了商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通過定義可知，商品必須通過交換過程，實現使用價值的轉移，其中勞動力和勞務也是商品。商品的二重性顯示，使用價值和價值在商品中是統一的屬性。

從文化的自身語境和行為邏輯來看，情感一直占據理論與實踐的重點地位。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認為，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之所以個體是社會存在物是因為人的激情的實現和滿足依賴于他人的回應和肯定。社會心理學家阿倫森認為，人之所以成為人，正是因為人們生活在文明的社會中而且每時每刻都受到他人影響，如果把這些影響全部拋離，個體不再與任何人活動，這個人也就不算作人類了。正是因為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所以需要與他人交互，需要情感的溫暖和心理的支持。

在網絡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當下，在線環境影響了基本社會結構，呈現了與以往不同的人類社會性，網絡陌生人提供了情感支持的必要補充，將情感加工為商品，在交換過程中發揮其價值最優。社會學家齊美爾追問過“社會是如何可能的”，認為陌生人是其所置身社會中的重要組成要素。陌生人抵抗固定化，具有豐富的可建構性，他們所帶來的社會環境靈活多變。之后，社會學家鮑曼又進一步強調陌生人永恒存在，在不同的社會格局中有必然的過程性和變異性，文化是社會秩序的實體和過程，被建構和建構能力是人類生活的雙核，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現代社會是以建立身份來爭取立足之地的社會，后現代社會則是以逃避限制來確立地位的社會，嶄新的社會形態和生活策略正是一個無根的陌生人世界。

如今網絡社會是大量陌生人匿名、流動和不確定的生活圈層，這種“輕熟人”社交游離于以往的血緣、地緣、業緣關系，在網絡視域下卸掉本體的社會性，以匿名性、流動性、不確定性提供嶄新的情感支持和情感消費。生活方式是一套共享的知識網絡，它總是在現實情境中不斷地被生產、被模仿、再生產、被流轉。當萬物皆可虛擬，情感虛擬自然就具有存在的理由。社交網站以其多重社交、空間穿越、身份可塑等特性，能夠從線下到線上把不同空間的陌生人有機鏈接，并提供便捷和通暢的交往路徑，使情感成為生產線上的所需商品，提供了一定的心理慰藉和情感支持。

“互聯網+陪伴”背后的驅動因素

第一，成年涌現期的孤獨。2000年，美國社會學家阿奈特創造性的提出一個新概念——成年涌現期（emerging adults），即認為個體在青少年和完整成年之間存在一個過渡時期，被認為是成年涌現期。這個階段的個體從生理上已經離開了兒童和青少年時代的幼稚，但又無法承受繼之而來的成年期的重大責任，他們既不是生理意義上的青少年，也不是心理意義上的成年人，他們處于自我認同的探索時期，是迅速發展的社會和高度競爭的信息化社會中晚熟的一代。他們不想銷聲匿跡或消失在時代的洪流里，也不想亦步亦趨地控制或者被控制。他們期待自由，又拒絕長大，他們獨立而又矛盾，外在激情澎拜，內心惶惶不安，他們喜歡熱鬧喧囂，又總是感慨孤獨寂寞冷。成年涌現期的青年人需要強大的社會支持，他們渴望傾訴和被理解，但在現實生活中又缺少溝通的時間和空間，在線情感陪伴模式無疑給24小時在線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疏泄情感的機會。

第二，網絡自我表露的暢通。情感需要表達、溝通，也需要得到反饋。網絡世界社交依然顯現現實世界人類交互的本能欲望，期待通過社交獲得人際支持和情感卷入。在線情境是一個全新的載體和平臺，必然會將人類最本源和最原始的需求、愿望與動機以他類方式加以展現，甚至以往那些內隱的需求和無法達成的愿望通過新技術得到滿足和彰顯。所謂自我表露，即是將個人信息透露給特定的人或群體，它對于提升生活滿意度、加強精神健康都具有積極意義。傳統自我表露為面對面交流，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個體可以充分進行在線自我表露。網絡自我表露是現實自我表露的延伸，在新媒體時代成為生活的一種新常態。面對面羞于表達的通過微信、借助表情包就可以自由流露，互聯網提供了自我表露的全新路徑。研究表明，中國青少年的焦慮情緒從1992年至2019年持續上升。發展心理學研究發現，年齡是網絡自我表露的重要因素，15歲成為個體網絡自我表露最顯著的時期。“陪伴經濟”具有即時性溝通特點，靜態網絡自我表露包括發博客、朋友圈，透露個人心情和狀態，但是動態性自我表露更強化了反饋的即時性，提高了互動質量。當出現消極情緒時，高水平的在線自我表露意味著會得到更多的人際互動和社會支持，可以有效地抵消消極情緒對生活滿意度的負向影響作用。

第三，視覺信息匿名的推動。人際交往是一種面對面交流，而通過電子設備的交流被認為是一種視覺匿名（visual anonymity）交流，即人們在網絡互動中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看到對方。視覺信息匿名使得網絡環境過濾了個體的視覺信息，雖然無法有效獲得對方的非語言信息，但是也同時減少了溝通中的無形壓力，容易更加促進自我表露，更加強化情感的培養。比如網絡隱形聊天，用戶常常無法知覺到害羞和膽怯，這就降低了自我管理的心理盔甲。也有研究顯示，與面對面的交流相比，網絡互動中學生更容易提出尖銳問題，更愿意真實表達自我。可見，網絡匿名性和即時性縮短了心理距離，打破面對面溝通中因性別、地位、職業所帶來的間隔和溝通障礙，使得交流更加輕松自如，也容易讓人們更輕松的表達情感和無距離傾訴。

第四，現實情境的社會補償。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個體存在補償心理機制，即在某一方面無法達成目標時，會有意識地采取其他路徑代償由于該不足而形成的無助感。補償心理是一種心理適應機制，當代青年生活于互聯網時代，網絡也影響和塑造青年一代。當代青年人越來越習慣用文字、用符號來代替面對面的語言溝通，以至于會產生現實情境中面對面社交的恐懼和回避，現實情境的情感表露變得越來越困難。互聯網提供了補償性平臺，使社交能力缺乏、社交技巧生疏的年輕人可以在線自由傾訴和情感交流，彌補他們現實人際關系發展不良的缺憾。

互聯網對于現代社會產生了顛覆性改變，悉尼大學學者Joseph Firth發表文章《在線大腦：互聯網如何改變我們的認知》，通過神經影像學發現互聯網在線信息流容易分散人們的注意力，無處不在的在線信息來源改變人們以往的記憶檢索、存儲和知識評價方式。對于社會認知，在線環境能夠模仿和喚起現實世界的社交過程，在傳統社交生活與現代互聯網之間形成一種新的交互作用。Kanai等研究者認為就大腦處理線上和線下社交網絡的區別而言，關鍵點是網絡模式不同，在線更為廣泛，甚至可以同時處理數百萬的友誼，這對于傳統面對面互動和情感交互顯然是天方夜譚。與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相仿，網絡社交世界的分層也是按照不同等級層次進行的，包括愛人、親密關系、最好的朋友、親密的朋友、所有朋友這一體系逐漸縮放。高質量的人際鏈接需要共享情緒、相互關注、行為保持同步，這三種因素耦合在現實情境中可遇而不可得，但互聯網都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撐。在線情感陪伴無需考慮時間成本和空間成本，甚至打破了以往交流中的各種溝通障礙，以自愿為原則，以自由為內核，以自然為根本。

情感伴隨著文化變遷和結構性調整而創新形式

人類情感不是簡單的個體生理現象，其受到社會規范、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生命形式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因而它不僅存在于個人交往意義中，也存在于社會結構的嬗變與發展中。因此，情感是人類集體意象的反映，通過行為得以表達，并將行為進一步合理化。社會學家喬納森·特納在《人類情感：社會學的理論》中指出，人類最獨具特色的生物特性是人能夠產生和運用各種情感去建構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他認為，倘若人類沒有情感能力，人類文化和社會結構將不復存在。在人際互動和群際過程中，情感是隱藏在對他人社會承諾背后的巨大力量，也是形成社會結構的源泉，起到變革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的撬動作用。在社會學家的視野中，情感是一個獨立議題，其在人類相互交往中伴隨著文化變遷和結構性調整而主動選擇、創新形式，從符號到傳達載體，從價值到流傳方式都在發生改變，這是一種對結構改變的主動適應，在微觀上是人類交互作用與行為邏輯的按圖索驥，但在宏觀上是一種社會結構變遷和規范文化重塑的社會表征。情感陪伴商品化與在線服務無縫對接不僅是青年人個體行為方式的探索，也是對社會結構不斷解構與不斷建構的嘗試與體驗。

當然，在泛娛樂化、泛網絡化的今天，在線情感陪伴縱然可以溫暖心靈、慰藉靈魂，但是仍有許多值得深思和需要關注的問題。首先，陪伴是否一定會是積極的？有可能陪伴更容易增加個體的孤獨感，難以獲得對方的社會支持，無法引起對方的共鳴和積極反饋，甚至網絡更多的負面信息反而適得其反，因此在線情感陪伴的嘗試不失為一種補償，但是仍然不能脫離現實中的情感交流。其次，要警惕網絡道德脫離（moral disengagement）。網絡環境中社會線索明顯減少，缺乏面對面交流的情境容易引發道德線索缺失，減弱道德意識，降低道德標準，容易在網絡情感溫情脈脈和越軌行為中邊界模糊。最后，網絡情感陪伴需要密切關注法律邊界。有償陪伴市場仍有許多隱藏的法律風險，同時大量不良的網絡陪伴也極容易污染網絡環境，影響網絡清朗的自然生態，“擦邊球”“鉆空子”“渾水摸魚”的障眼法也需要相關部門嚴格監管、重拳整治。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課題編號：17JZD043）和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課題編號：63192402）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李丹妮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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