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貧困問題的新特征和反貧困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我國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扶貧和扶志扶智相結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精準扶貧方略、堅持扶貧工作的有效性、可持續性以及知行合一，推動減貧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七個堅持”是中國減貧實踐中最為根本性的內容，對其進行研究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價值、學術和實踐意義，是政治性、學理性、實踐性的統一。

【關鍵詞】中國減貧  精神實質  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根本保證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脫貧攻堅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中國減貧卓有成效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統籌謀劃、強力推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實現共同富裕、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黨的執政使命，必然要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整合能力和動員能力。除了中國，全球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制度能夠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的力量投入脫貧攻堅這樣一件民生大事上。脫貧攻堅體現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價值追求。

建立“一把手”負責制，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堅強政治保障。決戰脫貧攻堅，關鍵在于責任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領導是根本，發揮各級黨委領導作用，建立并落實脫貧攻堅一把手負責制，實行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強政治保障。”推行“一把手”負責制，明確各級黨政主要領導作為本轄區扶貧工作的“第一責任人”，構建起從中央到地方的責任制。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地、州、盟）、縣（區、旗）、鄉（鎮）、村分別向上級遞交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定期匯報攻堅進度，強化問責問效力度，層層壓實責任，推動“五級書記”齊心協力抓扶貧，將扶貧開發工作鏈條延伸至基層。脫貧攻堅歸根到底要靠堅強的基層黨組織去引導、去推動、去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貫徹落實黨的扶貧開發工作部署的戰斗堡壘。抓好黨建促扶貧，是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重要經驗。”

扶貧領域專項治理，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堅強紀律保障。推進扶貧領域的腐敗和作風問題的專項治理，強化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和監督調查處置，確保黨的領導貫穿脫貧攻堅全過程和各環節，確保關于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署落到實處。扶貧領域專項治理，就是“腐敗要查，作風要改”二者不可偏廢。在實踐中，我們探索了不少專項治理的有效機制。例如群眾監督機制：扶貧資金關系千家萬戶，實行群眾監督機制，可以及時發現、及時查處、堅決杜絕。又如第三方評估機制、群眾滿意機制等。專項治理雖然是發生在扶貧領域，但實際上通過脫貧攻堅加強了基層黨政干部作風治理和腐敗預防。這不僅是決戰脫貧攻堅的有效保障，也是從嚴治黨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益探索。

堅持精準扶貧方略，是中國減貧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

實現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必須堅持扶貧工作的精準性，改革過去的治貧思維和方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扶貧工作精準性的基本要求、主要途徑、核心目標分別是“六個精準”“五個一批”“五個解決”。實事求是和從實際出發是其主要哲學基礎；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是其重要的政治基礎。

“六個精準”是精準方略的基本要求，是做好精準扶貧工作的關鍵所在。首先要把貧困人口搞清楚，“精準扶貧，關鍵的關鍵是要把扶貧對象摸清楚，把家底盤清，這是前提”；其次要把貧困程度搞清楚，同樣是貧困戶，但貧困程度不盡相同；再次還要把致貧原因搞清楚，“俗話說，治病要找病根。扶貧也要找‘貧根’。”另外，在扶貧項目安排上，要多到貧困地區了解實際情況，多傾聽貧困群眾的心聲與期盼，“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規劃、找準突破口。”在資金使用上，做到每一分錢都花到刀刃上，對駐村干部，精準選派、精準發力，從而提高扶貧工作的精準度和有效性，確保幫到點上、扶到根上。

“五個一批”工程是精準方略的主要途徑。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易地搬遷安置一批，生態保護脫貧一批，教育扶貧脫貧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采用“分批分類”的辦法，對精準到戶的貧困人口有針對性的幫扶，使其具備持續創造收入的能力或有效緩解貧困狀態，從而可以自主脫貧、救助脫貧；并有效降低貧困人口的貧困脆弱性、有效防止返貧現象的發生。這使扶貧實踐“精準”地面向特定人口、目標人群，保證了脫貧的數量和質量。

解決“五個問題”是精準方略的核心目標。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一個有機整體。即注重從整體上解決“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穩”五個問題。做到“六個精準”可著力解決好“扶持誰”的問題；鄉村五級一起抓扶貧，形成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可解決好“誰來扶”的問題；實施“五個一批”工程，旨在解決好“怎么扶”的問題；建立貧困人口、貧困村、貧困縣合理“精準”退出機制，可解決好“如何退”的問題；對脫貧群眾扶上馬送一程，并建立防止返貧和產生新貧困的長效機制，可解決好“如何穩”的問題。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既是實踐創新，又是理論創新。精準扶貧方略，不僅是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真正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方法論，也是共同富裕理論的發展和延伸，開創了新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的新思路新境界。另外，對“精準”的詮釋雖然是在扶貧領域掀起的，實際上不限于扶貧范疇，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也大有裨益。

堅持扶貧工作的人民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持久動力

發展為了人民。人民性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重要論述的根本立場。新時代脫貧攻堅的中心內容與重點任務就是要通過系統全面的安排部署與實踐推進，解決貧困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更好地維護與實現貧困群眾的各項利益，使貧困群眾過上好日子，進而實現貧困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最持久的動力。堅持發展為了人民，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這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持久的動力。

發展依靠人民。全黨全國全社會的廣泛參與是中國脫貧攻堅的鮮明特征。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脫貧攻堅，必須依靠人民，充分尊重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貧困群眾的主體地位，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緊緊圍繞貧困群眾需求，創造性地構建了政府、市場、社會互為支撐的大扶貧格局。實踐證明，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社會力量至關重要。

發展成果人民共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共享發展是人人享有、不是少數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這就需要我們在脫貧攻堅的實踐中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全民共享”理念來推進。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的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堅持思想脫貧為前提，是中國減貧道路的重要特色

貧困群眾是脫貧致富的主體。扶貧減貧既要借助外力，更要激發內力，才能形成合力。助力貧困群眾思想脫貧主要體現在“扶志”和“扶智”兩個方面。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尊重貧困群眾主體地位、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實現穩定脫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作出的決策部署，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中國減貧道路的重要特色。

人窮志不能短，扶貧必先扶志。扶志的含義為扶思、扶觀、扶心，幫助貧困群眾建立起脫離困境的志向與信心。一些貧困群眾等靠要思想嚴重，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甚至認為，扶貧是干部的事。所以，扶貧不能簡單給錢給物，要做好貧困群眾的思想發動、宣傳教育、感情溝通工作，在調動貧困群眾積極性、激發內生動力上下功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扶貧要同扶智、扶志結合起來。智和志就是內力、內因。”一方面，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增強群眾干事創業能力。注重培育貧困群眾發展生產和務工經商的基本技能、激發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在活力、提高貧困群眾自我發展的能力。另一方面，重視發展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只有通過發展教育、培養好貧困地區的孩子，促使下一代有知識、有智慧，才能從思想上改變貧困群眾對貧困的認知，從根本上擺脫貧困。

充分發揮貧困群眾主體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貧困地區發展要靠內生動力，如果憑空救濟出一個新村，簡單改變村容村貌，內在活力不行，勞動力不能回流，沒有經濟上的持續來源，這個地方下一步發展還是有問題。一個地方必須有產業，有勞動力，內外結合才能發展。” 沒有內在動力，僅靠外部幫扶，幫扶再多，貧困群眾缺乏積極性、主動性，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因此，要充分發揮貧困群眾主體作用。在不少貧困地區通過改革創新，讓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了起來，讓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帶動了貧困人口的增收，極大釋放了貧困地區蘊含的潛力。消除絕對貧困后，“志”和“智”將成為群眾穩定脫貧、走向富裕的根本動力。

堅持扶貧工作的有效性，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

從直接效果來看，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兩不愁三保障”全面實現。中國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7.5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

從間接影響來看，脫貧攻堅更好地推進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脫貧攻堅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實踐證明，打贏脫貧攻堅戰不僅實現了經濟脫貧，也促進了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全面發展。脫貧攻堅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脫貧攻堅也在影響著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脫貧攻堅推進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目標體系、責任體系、工作體系、政策體系、投入體系、社會動員體系、動力體系、監督體系、考核評估體系為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了參照；脫貧攻堅中嚴明黨組織和干部以及參與扶貧各單位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有效推動了全面從嚴治黨。

從溢出效應來看，脫貧攻堅的實踐成效，遠遠超出了貧困人口脫貧本身。一是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宗旨、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以及執政能力、執政水平和整體形象。歷朝歷代，對于解決貧困問題都做出過很多努力。實踐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這樣的減貧成就。二是展現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貧困治理體系的巨大價值。對于貧困人口規模龐大的國家，找準貧困人口、實施扶真貧是普遍性難題。中國在脫貧攻堅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并實施精準扶貧方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這不僅拓展了人類反貧困思路，為人類減貧探索了新路徑，也增強了我國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的話語權。三是脫貧攻堅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貧困治理領域的成功實踐。打贏脫貧攻堅戰，促進了國家貧困治理體系的完善。四是培養鍛煉了黨員干部的能力、增進了其對國情、農情的了解以及對貧困群眾的感情。

堅持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實現扶貧與發展良性互動

第一，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引領實現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創新是引領扶貧工作可持續性的第一動力。“創新，最主要的是更加注重解決培育扶貧新動力問題。這不僅包括思想上的創新，還包括體制、機制、方式、方法上的創新，更有組織保障上的創新。”比如，“精準扶貧”論、“大扶貧格局”論、“扶貧扶志扶智”論等。協調是實現可持續減貧和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一是協調發展關鍵是要補齊“扶貧開發”這塊短板；二是“四化同步”發展是實現可持續減貧和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三是要協調好“農戶”精準扶貧與“區域”精準扶貧的關系，從而實現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綠色是堅持扶貧工作的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綠色扶貧是我國新發展理念在扶貧開發中的具體體現，其自含了生態環境保護扶貧、健康扶貧、教育科技扶貧、電商扶貧與網絡扶貧等綠色環保可持續的扶貧模式，為脫貧工作可持續性提供了必要條件。開放是堅持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的必由之路。開放主要體現在中國扶貧工作“引進來”和“走出去”。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扶貧工作的“開放”體現在以“走出去”為主，更多的是在對外發展援助、國際合作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注重扶貧領域經驗知識的交流借鑒。共享是堅持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的價值追求。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使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在貧困開發過程中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和價值感，使共享成為貧困開發可持續的價值追求。

第二，以鄉村的全面振興來實現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提出“做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有機銜接”。脫貧攻堅成果是歷盡千辛萬苦得來的，需要我們對脫貧人口和脫貧地區扶上馬、送一程，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是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是全面振興，要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繼續推動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的全方位發展，逐步實現產業現代化、生態現代化、文化現代化、治理現代化。

第三，以“中國經驗”持續增值實現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通過總結經驗，實現扶貧與發展的良性互動。脫貧攻堅的中國經驗可歸納為五點：黨的領導，提供組織保障；精準扶貧，構建基本方略；社會參與，共筑大扶貧格局；扶志扶智，激發內生動力；鄉村振興，鞏固脫貧成果。貧困問題的解決，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執政水平。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成功實踐和寶貴經驗，深化了對人類減貧規律的認識，提振了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消除絕對貧困的信心，為其他國家選擇適合本國實際的減貧發展道路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堅持扶貧工作的知行合一，持續推進鄉村振興

脫貧攻堅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親自督戰的一場深刻的、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變革。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既是世界觀、歷史觀，也是認識論、方法論，既講是什么、為什么，又講怎么看、怎么辦，為推進脫貧攻堅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方法論。

深刻領會習近平扶貧重要論述，把握其科學性。首先，習近平扶貧重要論述的形成是真真正正地來源于長期以來的實踐沉淀。從15歲開始，梁家河七年的知青歲月；正定三年的反貧困實踐；寧德兩年治理連片貧困區的探索；在福建省對整個東、西部扶貧協作的推動以及在浙江省針對落后貧困村實行美麗鄉村建設的實踐。從整個過程來看，他對貧困人口、對扶貧工作都充滿了情懷，融入了方方面面的實踐探索。其次，習近平總書記扶貧工作重要論述之所以是科學的，不僅僅源于他豐富的長期的實踐沉淀，更源于他長期以來對于解決中國問題深邃的理論思考和對貧困演變規律的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他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繼承發展了我們黨的歷代領導人關于貧困問題、扶貧工作的論述以及貫穿其始終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吸收了中國歷朝歷代的治貧智慧與經驗啟示；借鑒了國際社會反貧困理論的優秀成果，為更好地實施精準扶貧、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重要理論和方法指引。

真抓實干，推進2020年后的扶貧工作，做到“知行合一”。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以后，防止返貧和幫扶工作還會繼續，是解決城鄉相對貧困、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加快實現共同富裕的新進程。首先，脫貧攻堅的實踐經驗既是對“知”的豐富又是對新一輪“行”的指引。習近平總書記扶貧工作重要論述指引了脫貧攻堅戰的偉大實踐，也為我國相對貧困的治理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行鄉村全面振興、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及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將依然發揮作用，實現新的“知”和“行”的辯證統一。其次，2020年后扶貧仍然涉及其標準的設定和國家扶貧體系建設。一是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相對貧困”理論與標準。新時代中國“相對貧困”的概念與衡量標準問題，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同時也是2020年之后要直接面對的問題。二是落實好八個“轉向”。貧困治理總體任務由扶貧開發轉向減貧與發展；扶貧制度設計將從政治任務式扶貧轉向精細保障式救助；扶貧開發政策將從集中疊加式兜底轉向專項長效性扶持；扶貧開發模式由精準扶貧方略向全面社會保障轉變；扶貧開發目標從解決物質貧困向人的全面發展轉變；扶貧開發對象從貧困幫扶向特殊救助轉變；扶貧開發區域將從農村扶貧開發向城鄉融合發展轉變；扶貧開發目標由生存型貧困向發展型需要轉變。三是建立貧困治理工作常規化機制。脫貧長效機制的建立，需要建立貧困治理常態化機制，使貧困治理工作成為政府部門常規化工作內容的一部分。在制度設計層面，需要統籌考慮短期脫貧目標與長期可持續脫貧機制形成，將不同類型貧困人口的脫貧路徑規劃都納入制度體系中，為內生脫貧能力的形成提供時間和制度保障。可見，在消除絕對貧困之后，我們既要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相對貧困”理論與標準，又要逐步建立更加完善的扶貧制度體系，解決城鄉相對貧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向著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不斷邁進。

（作者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導，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注：本文系2020年度國務院扶貧辦重大項目“習近平扶貧論述的思想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0205660155）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扶貧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

②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③《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④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北京：學習出版社，2018年。

⑤《推動脫貧攻堅和特殊類型地區振興發展》，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中國市場出版社，2020年。

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0年。

責編/常妍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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