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危和機同生并存的大變局時代，長三角正日益成為引領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高地。作為新時代長三角可持續發展的“雙輪”“兩翼”，一體化與高質量不可偏廢，是塑造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要領。當前，長三角一體化已經基本具備高質量發展的多維特征，具體表現為經濟增長、產業實力、綠色發展、普惠共贏、創新能力、對外開放等領域的協同并進。長三角應深刻把握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訴求，從要素、政策供給端發力，落實培育核心增長極、打造產業集群、保護生態環境、增進普惠共贏、激發創新潛能、擴大對外開放等戰略構想，滿足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為實現更高質量的一體化發展奠基。
【關鍵詞】長三角 高質量發展 一體化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合肥主持召開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深刻認識長三角區域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結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相統一，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詞抓好重點工作，真抓實干、埋頭苦干，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不斷取得成效。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綜合實力最為強勁的長三角正日益成為引領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高地。
新時代長三角高質量發展與一體化發展的關系
區域一體化是若干經濟主體為謀求共同利益而促使生產要素在區域間流動與重新組合的過程，能夠起到從密度、距離和分割等維度重塑經濟地理空間的作用。作為我國區域一體化的先行示范窗口，近三十年來，長三角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然而，隨著國民經濟逐漸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長三角一體化面臨全新的機遇與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合肥主持召開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時強調，長三角需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詞抓好重點工作。這與2019年12月印發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形成呼應，共同為長三角要素一體化、政策一體化向縱深邁進指明了方向，成為處理長三角資源共享問題、利益共得問題以及行為約束問題的基本準則。
新時代長三角高質量發展與一體化發展的辯證關系，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一體化發展是加快長三角資本、人才、技術等各類優質要素高速、高效、高質量聚合的必然選擇。長三角一體化的政策實踐由來已久：2008年頒行的《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2010年實施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2016年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等，無一例外地將大范圍、大空間、跨行政區合作定位為長三角互利共贏的必由之路，為長三角一體化模式創新提供了重要價值參考。2018年以來，長三角一體化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等新型國家空間戰略相配合，使高度一體化的區域經濟格局得到不斷鞏固。面向“十四五”時期，長三角亟待進一步打破三省一市的行政區邊界，深化蘇錫常、杭紹甬同城化發展，探索集“區域合作政策—區域合作組織—區域合作章程—區域合作項目—區域合作績效考核”于一體的五維制度框架，通過市場機制、互助機制、激勵機制催化教育、就業、衛生、文旅資源的全域有序流動，助力國民經濟的本真復興。
第二，高質量發展是提升長三角綜合競爭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永續路徑。高質量發展于2017年正式升至國家戰略層面，被賦予了理論研究與政策指引的雙重科學價值。當前，我國正處在增速放緩、結構調整、政策消化的轉型陣痛期，長三角發展面臨的宏觀環境、依托的微觀基礎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完成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轉換成為當前背景下的必然選擇。相較于全國其他地區，長三角在經濟增長、產業實力、綠色發展、普惠共贏、創新能力、對外開放等方面均處于領先地位；同時，長三角人民對于產業興旺、科技創新、生態宜居、共享互惠、全面開放的訴求也更加旺盛。因此，向更高質量發展邁進，成為新時代長三角的宏偉藍圖。唯有實現長三角的高質量發展，才能更好地帶動長江經濟帶與沿海經濟帶的高質量發展，最終助推整個國家的高質量發展。
第三，一體化發展與高質量發展是相互滲透的戰略組合。推動長三角完成“一體化發展—高質量發展—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戰略演進，是在變局中開新局、在危機中育新機的技術路線。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加之中美貿易摩擦頻仍、國際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塑造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時不我待，對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長三角地處長江經濟帶與“一帶一路”的戰略交匯點，不僅是國內大循環的動力引擎，也是國際大循環的重要窗口。在此背景下，新時代長三角一體化需要彰顯高質量發展的多維特征，具體表現為經濟增長、產業實力、綠色發展、普惠共贏、創新能力、對外開放等多個領域協同并進，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一脈相承，驅動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理論深化與實踐創新。
新時代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內在機理
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體化與高質量將成為長三角的政策發力點，為內在機理分析與戰略框架設計提供了重要參考。新時代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內在機理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要素供給高質量一體化與政策供給高質量一體化是解決長三角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要領，在國內大循環中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所謂要素供給高質量一體化，是指資本、勞動、技術等優質要素在不同行政單元間的自由流動。在一體化早期階段，長三角各級地方政府為謀求更多的改革紅利，競相吸引資本、勞動、技術，誘發了無序競爭、重復建設、市場封鎖等一系列問題，出現了典型的“行政區經濟”現象。然而，伴隨現代交通網絡體系的日臻完善，行政區間的物流成本呈現幾何式下降，上述短視的要素供給行為顯得愈發不合時宜。基于此，長三角在探索中逐漸形成了包括一體化發展投資專項資金、人力資本統一開放市場、技術創新成果交易平臺在內的三維組合，極大地增強了優質資本、高素質勞動力、前沿技術的流動性。江浙滬的高質量要素供給可同時為相對欠發達的安徽所享有，成為推進國內大循環的軸心地帶。尤其是近年來，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勢頭良好，使江浙滬皖要素供給優勢互補成為可能。
所謂政策供給高質量一體化，是指各行政區財稅分享、投資融資、土地利用、環境保護等政策的良性耦合。為正確處理好長三角內部的資源共享、利益共得、行為約束問題，江浙滬皖通過決策層、協調層、執行層的三級磋商機制，統籌考慮整個長三角的共性特征以及各省市的具體實際，攜手優化各類政策供給，破除域內政策壁壘，完成由單一治理向協同治理的蛻變，以高質量一體化保證國內大循環的穩定運行。需要強調的是，作為國家級頂層設計，長三角在實現三省一市內部要素供給高質量一體化、政策供給高質量一體化的同時，更需著眼于更宏大的空間尺度，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等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對接，注重與整個沿海經濟帶與長江經濟帶的政策相融，盤活整個國內大循環的分工網絡。
第二，穩步擴大國內國際市場需求是完成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戰略任務的著眼點，將對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發揮提綱挈領的作用。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嚴峻環境下，中國旺盛的國內市場需求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體現出強勁的經濟韌性。地處長江經濟帶的龍頭，長三角提供的各類產品與服務輻射全國，有效保障了國民經濟的有序運行。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充滿不確定性，國際市場需求波動較大，長三角亟待以擴大內需深化高質量發展實踐，構建面向全國的一體化生產服務體系，保證“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國內大循環鏈條的穩定性、延續性。另外，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是長三角占據國際分工價值鏈高端的必然抉擇。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長三角沿襲亞洲四小龍的模式，在人口紅利的驅動下，承接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對外輸出服裝、小型零部件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通過滿足中低端國際市場需求嵌入國際大循環分工網絡。進入21世紀，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長三角面臨勞動力供給不足、資源約束趨緊、土地價格上漲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加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向“微笑曲線”兩端遷移成為最為迫切的任務。值此之際，長三角以高質量一體化為指導，充分利用三省一市的比較優勢，依靠近年來在產業升級、自主創新等領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乘著自貿區的東風，加快移動互聯網、超級計算機、新能源汽車等高附加值產品進駐國際市場的步伐，逐步占據國際大循環的戰略制高點。
新時代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戰略框架
長三角應依托中心城市與節點城市，通過培育中心增長極，確保區域經濟高質量一體化運行。長三角地區是中國經濟密度最大的區域之一，首位城市上海周邊分布有蘇、錫、常、杭、紹、甬等城市，市域間交通路網密度極高，為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性。為加快長三角“普遍沸騰”的步伐，可將上海作為核心都市圈，增進上海同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寧波、合肥六大次級中心城市的經濟活動往來。在此基礎上，將南京都市圈、蘇錫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寧波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定位為中心增長極，塑造高質量一體化的新格局，繼續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良好態勢。與此同時，積極同北翼的鎮江、揚州、南通，南翼的嘉興、紹興、臺州，后翼的蕪湖、馬鞍山等節點城市相協調，聯合蘇北、浙西、皖北形成“優勢集中”的大中心區，向著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邁進，成為發展國內大循環、深入國際大循環的熱點區域。
長三角要把握新基建的政策窗口期，推進產業分工協作，形成高質量一體化產業集群。根據規劃綱要制定域內各地市的發展定位，理性分析長三角各等級城市的優勢條件，錯位扶持主導產業，優化產業空間布局，為高質量一體化注入新動能，以占據國內國際大循環的戰略制高點。具體而言，一方面，以上海為中心，協同蘇南、浙東，積極拓展總部經濟、研發設計等核心產業鏈環節，積極向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集成電路、大飛機等為代表的國際產業技術前沿靠攏，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質量一體化產業創新高地。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蘇北、浙西、皖北糧食主產區的綜合優勢，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大健康、文化旅游等特色產業及配套產業。此外，長三角三省一市應當逐步完善土地供給、籌資融資等配套政策支持，有序引導符合環保標準的輕工食品、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皖北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搬遷，待條件成熟后還可沿長江經濟帶進一步向中西部省市轉移，通過改善生產力空間布局實現國內大循環的順利運轉。
長三角應打造生態環境一體化治理平臺，合力助推生態優勢向經濟社會發展優勢的高質量轉化。出于生產空間高效集約、生活空間宜居舒適的戰略考慮，長三角需在水體、大氣、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三方面齊抓共管，促進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保證國內大循環的可持續性。對于水體治理而言，江浙滬皖水網密布，擁有長江、京杭運河、巢湖、太湖等跨行政區的大型水域，必須按照一體化標準實施對廢水的無害化處理，著力改善全域水體水質。對于大氣與固體廢棄物治理而言，長三角要追根溯源，適時聯動，淘汰落后產能，釋放環境規制的約束效應，從源頭上遏制廢氣廢渣的排放。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態環境一體化治理進程中必然會出現開發地區、受益地區與受保護地區的分化，這就需要以系統優化思想為指導，健全高質量的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
長三角在加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力度的同時，要著力推動基本公共服務高質量一體化。為使高質量一體化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長三角應以高品質教育、就業、醫療、基礎設施資源共享以及文化旅游合作發展為驅動，形成公平包容的社會環境，進而嵌入國內大循環網絡。在將基本公共服務“蛋糕”做大的同時，也要將基本公共服務“蛋糕”分好，這是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面臨的關鍵議題。幼兒養育、科學教育、收入分配、醫療衛生、基礎設施、養老與住房保障的均等化并不意味著基本公共服務的絕對平均。一般而言，可支配收入相對較低的群體往往更需要依靠優質的基本公共服務提升生活質量。因此，長三角在擴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時，要注重向弱勢群體傾斜。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長三角作為人口凈流入地，其外來務工人員的整體收入水平低于本地人口，因此在滿足戶籍人口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時，還要確保外來人口也能享受到同等福利。為此，可探索構建長三角基本公共服務高質量一體化平臺，讓居民可以跨省市、便捷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維系社會資源的平衡分布、科學配置。
長三角需堅持市場化導向，鑄造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融合的高質量一體化創新體系。要破除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增強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長三角必須加快完成由技術引進向自主創新的高質量轉軌。按照上述邏輯，長三角三省一市要依托“雙一流”高校及科研院所，攜手共建一體化國家級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力求在“卡脖子”的核心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穩步朝著國際領先水平邁進。然而，要驅動原始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高質量轉化，單靠高校與科研院所還遠遠不夠，還需要打破行政區邊界，同域內全行業創新型企業建立聯動機制，開發出符合高端市場需要的專利產品。在自主創新過程中，注重發揮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等城市的科研資源優勢，強化蘇南、浙東、皖東同蘇北、浙西、皖南、皖北的創新關聯，通過科技創新高質量一體化，讓長三角在國際大循環中立于不敗之地。
長三角需要完善自貿區的一體化制度設計，高質量融入國際大循環網絡。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同對外開放水平休戚相關，對鞏固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尤為關鍵，是成功抵御國際大循環外在風險的利器。自2013年起，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相繼獲批設立自貿區，片區總面積達480.5平方公里，極大地拓展了開放型經濟的廣度與深度。處在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在貫徹“單一窗口”“負面清單”等制度的基礎上，長三角可率先在上海自貿區探索推行大宗商品、數字貿易、金融服務等國際貿易新模式，促進資金流動自由、人員從業自由、技術合作自由，不斷改善營商環境，并逐步在浙江、江蘇、安徽等自貿區推廣，最終達成長三角對外開放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戰略目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沿海地區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與政策耦合研究”（項目編號：42071155）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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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刁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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